达尔玛苏德·杭卫
网站用户
这个是己经按编辑老师意见修改的稿子
叫我，Dawid
达尔玛苏德·杭卫
第一章 一夜之间我全白了
一九八三年，那年我二十岁，一夜之间白了头。不是愁的，是喝的。一碗中药，黑色的，苦得像黄连。刘中医说七天见效。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枕头上全是白头发。我以为是谁的，摸了摸自己的头——是我，戴维的。
那年我还在老家，一个叫柳河镇的地方。
柳河镇在漕河边上，地图上找不到。镇子只有一条像样的马路，从东头走到西头，慢一点二十分钟，快一点一刻钟。路两边种着法国梧桐，夏天叶子密得像盖子，冬天光秃秃的，枝杈戳着天，像一柄柄倒插的扫帚。
我在柳河镇生活了二十年，从来没觉得自己的长相有啥问题。我身高超过一米八，鼻子比一般人高，颧骨突出，眼窝微陷，头发棕黄，皮肤白且细腻。小时候就有人叫我“小洋人”。我上面有两个姐姐，都嫁了人，一个在县城，一个在市里，也是头发卷曲，从小被人叫做“黄毛”。
镇上老人说，我们家祖上有个洋教士，不知是葡萄牙人还是意大利人，光绪年间来传教，后来没走，娶了本地姑娘。我又问过我娘，我娘姓安，是西北人，这个“安”姓，据说祖先是1400年前，从中亚撒马尔罕走到长安，沿丝绸之路来华的粟特商人，是“昭武九姓”之一。
无论从父从母论，都是生了孩子，孩子又生孩子，传到我这一辈，洋洋血统已经稀薄得像白水了。但那个高鼻子、卷发、络腮胡留了下来，像一枚褪色的印章，盖在我脸上。我从小没当回事，照样玩得开心。
我父亲是个木匠，靠手艺吃饭，话不多。母亲在镇上的供销社当售货员，嘴碎，爱打听。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虽然出去读了几年大学，父亲还是指望我接班做木匠，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我没肯。我不想一辈子跟木头打交道，想出去闯闯。去哪儿，不知道。闯什么，也不知道。
那年夏天特别热。我在镇上的农机厂当临时工，干喷漆的活。车间里闷得像蒸笼，油漆味浓得呛人。我戴着口罩，汗从额头淌下来，流进眼睛，蜇得睁不开。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冲凉，把身上的油漆味洗掉，然后穿着背心短裤，坐在院子里的竹椅上乘凉，摇着蒲扇，听收音机里的邓丽君。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个星期三。厂里停电，放假一天。早上起来，站在镜子前刷牙，忽然发现下巴上有一块白斑。不大，指甲盖大小，颜色比周围的皮肤浅一些，像一滴牛奶滴在米色的桌布上。我用手搓了搓，搓不掉。我想可能是油漆渗进了皮肤里，没当回事。
过了几天，那块白斑变大了。不止下巴，额头上也出现了一块，脖子上也有一块。我爸开玩笑说：“返祖脱壳了。”
我妈看见了，说：“你这个不对，去医院看看。”
镇上的卫生院看不了。医生说可能是白癜风，让我去县医院。县医院的皮肤科在一个阴暗的走廊尽头，门上的油漆已经剥落。医生姓孙，四十多岁，戴着厚厚的眼镜，看了一眼，说：“白癜风。”然后开了一堆药，补骨脂酊、煤焦油软膏，还有一瓶白色的药水。
我问：“能治好吗？”
他说：“不好说。”
“多长时间能好？”
“不好说。”
他说话的时候不看我，低头写着病历。我拿着药方去窗口划价，七块八毛钱。换回来一个纸袋，里面装着几个小瓶小罐。
回到宿舍，我对镜子涂药。补骨脂酊是棕色的，涂在皮肤上凉凉的，干透后留下一层薄膜。煤焦油软膏是黑色的，黏糊糊的，像沥青，气味刺鼻。我每天涂，一天三次，从不间断。涂完以后，整个宿舍都弥漫着难闻的味道，熏得我睡不着觉。
涂了一个月。皮肤擦出血痕，结了疤，掉了，还是白。白斑没消，反而变大了。额头上那块已经从指甲盖长到了铜钱大，下巴上的那块已经连到了脖子。
我又去医院。孙医生看了看，说：“继续涂。”
又涂了一个月，还是没有变化。我跟工友打听，有人说邻县有个老中医，专治皮肤病。很多人从外地赶来找他看。我问：“有效吗？”他说：“反正有人治好了。”
我请了假，坐长途汽车去找那个老中医。
老中医姓刘，七十多岁，白胡子，穿着一件灰色的对襟褂子，坐在一间光线昏暗的堂屋里。墙上挂满了锦旗，“妙手回春”“华佗再世”。他让我坐下，伸出舌头看了看，又号了脉，闭着眼睛想了很久，说：“你这是气血不和，风邪外侵。”
我问：“能治吗？”
“能。”他说，“我有一方，专治此症。服之七日，必有奇效。”
他开了一副药，从身后的药柜里抓了几味药，又从一个青花瓷罐里倒出一把黑色的粉末，包在黄纸里，递给我。“水煎服，一日一剂。第七日，你的病就好了。”
“多少钱？”
“二十块。”
二十块，我半个月的工资。我犹豫了一下，掏了。
回到宿舍，我把药煎了。药汤是黑色的，苦得发呕，我捏着鼻子灌下去。第二天早上我醒过来，觉得头皮发痒，用手一抓，抓下来一把头发。
白的。
我从床上弹起来，冲到镜子前。
镜子里的那个人，我不认识。
头发全白了。眉毛全白了。睫毛全白了。脸上的皮肤白得像纸，嘴唇白得像涂了蜡。我张了张嘴，看见自己的舌头还是红的，在一张白脸上，像一块烧红的铁。
我喊了一声。声音不是我的，尖锐的，刺耳的，像某种受伤的动物。
我蹲在厕所里，用指甲抠自己的皮肤，抠出血来。血是红的，皮肤还是白的。我抠了很久，抠到指甲断了，抠到手指上全是血，皮肤还是白的。那个白不是涂上去的，是从里面长出来的，像春天返青的麦苗，一夜之间从地里冒出来。
那天我没有去上班。我在宿舍里坐了一整天，看着窗外的太阳升起来，又落下去。
傍晚的时候，我妈来了。她听说我请了假去看中医，不放心，过来看看。她推开门，她说：她看见一个白头发的男人坐在床边，愣了一下，以为自己走错了。
“戴维？”她试探着叫了一声。
我抬起头，看着她。她认出了我的眼睛。她盯着我看了几秒钟，嘴巴张了张，没说出话。然后她的眼眶红了。
“你这是什么？”她的声音发抖，“你不是说能治好吗？”
我没说话。我治了，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苦，结果变成了这样。
“那个姓刘的是骗子。”她说，“我去找他算账。”
我拉住她。我说：“算了。”
她站在那里，眼泪掉下来，砸在地上。我从来没见过她哭。她是个硬气的人，我爸打她她都不哭。那天她哭了。
我站起来，走到镜子前。我看着镜子里那个白头发白眉毛白皮肤的人，忽然笑了。不是开心的笑，是一种说不清楚的笑。她吓了一跳，以为我疯了。
“你笑什么？”她问。
我说：“妈，你说我像不像外国人？”
她愣住了。
我像。不是像，是比外国人还像外国人。外国人的皮肤是粉白的，我是惨白的。外国人的头发是金黄的，我是雪白的。外国人的眼睛是蓝的绿的灰的，我的眼睛却是棕色的。
她没有回答。她掩面擦了擦眼泪，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我爸来了。他站在门口，没有进来。他手里拎着一袋东西，放在门槛上，说：“这是你妈让我带的。”然后转身走了。我打开袋子，里面是几个煮鸡蛋，一包饼干，还有两百块钱。
我把鸡蛋吃了。蛋黄噎在喉咙里，咽不下去，喝了半缸子水才冲下去。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灯口一直延伸到墙角，像一条干涸的河流。我想：我这样子，在柳河镇待不下去了。
不是待不下去，是不想待了。我不想走在街上被人指指点点，不想听到别人在背后叫我“白毛”，不想看到她哭，不想看到他叹气。我想走，走得越远越好，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重新开始。
我不知道去哪，但我知道，我必须走。
第二天早上，我收拾了一个帆布包，塞了几件衣服，把剩下的钱揣进口袋。我站在镜子前，看了最后一眼。那个人已经不像我了。也许那个人从来就不是我。
我走出宿舍，穿过冷清的街道，走到长途汽车站。天色未亮，昏黄的路灯洒在空无一人的站台上，像一张泛黄的旧照片。我买了一张南下的车票。
车开了。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田野、树木、房屋一掠而过。柳河镇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点，消失在地平线下面。
我转回头，看着前方。路很长，看不见尽头。只有弯弯曲曲的漕河水，伴随绵延流淌，无声无息。
我摸了摸自己的脸。
白。
我想：从现在开始，我不是戴维了。我是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叫什么，长什么样，做什么事，都还不知道。但他一定不是柳河镇戴木匠的儿子。
我闭上眼睛。
车在晨雾中继续开。太阳从东边升起来，光透过车窗，照在我白色的脸上。我没有眯眼。我不怕光。我不是白化病，我是白癜风，我的眼睛是好的。
我只是全身白了而已。
第二章 海城没人认识我
长途汽车颠簸了整整一天。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风景从平原变成丘陵，从丘陵变成山，最后山也矮了，地平线变成了灰蓝色的海水。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哪里，只知道往南。南边有海。海是开阔的，不像柳河镇，四面都是农田，一条路通出去，又绕回来。
车在傍晚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方。本地人叫它海城，外地人也跟着叫。地图上找不到，那是一大片连在一起的镇子和港口，沿着海岸线铺开，像一件洗皱了的衣裳。
我下了车，站在车站门口。天快黑了，路灯还没亮，四周灰蒙蒙的。我拎着帆布包，站在那儿，不知道往哪走。车站外面有一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太，抬头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然后低下头，继续摆弄她的锅。
我走过去，问：“附近有旅馆吗？”
她没抬头，说：“往前走，第二个路口，左转，有一家。”
我说了声谢谢，走了。
我走路的时候低着头。不是因为怕光，是因为不想让人看见我的脸。太白了，白得不像活人。但我发现，低着头也没有用，头发也是白的。路灯下，那一头白发像一蓬雪，藏不住。
旅馆是家庭式的，一楼杂货店，二楼客房。老板娘正在看电视，听见有人进来，抬起头，愣了一下。我知道她为什么愣，但不打算解释。
“住店？”
“嗯。”
“一个人？”
“嗯。”
“十块。”
我掏出十块钱递过去。她收了钱，递给我一把钥匙：“二楼，走廊尽头。厕所在楼下。”
我上楼的时候，听见她在楼下打电话。声音不大，但我耳朵好，听见了一句：“来了个白人……不是外国人，大概是白癜风……”
我脚步没停。
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窗户。窗户外面是另一栋楼的后墙，什么也看不见。我把帆布包放在桌上，在床上坐了一会儿，然后躺下。天花板上有水渍，一圈一圈的，像某种地图。我盯着那些水渍，想起了柳河镇。这个时候我妈应该还在店里，我爸应该在院子里刨木头。他们会不会找我？也许会，也许不会。我走的时候没有留字条，只在我妈的枕头底下压了两百块钱。
我闭上眼睛，翻了个身。睡不着。
我不想被人看见。我只想躲起来，躲在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工作，吃饭，活着。就这么简单。在柳河镇我已经受够了那些目光——好奇的、同情的、厌恶的、害怕的。我不要再被任何人注视。我只要消失。
第二天一早，我出去找工作。
海城的早晨来得很早。天刚蒙蒙亮，街上已经有人了。卖早点的摊子支在路边，油条在锅里翻滚，豆浆的热气往上冒。我买了一碗豆浆、两根油条，蹲在路边吃。旁边一个男人也在吃，端着碗，嘴里嚼着油条，含混不清地跟我搭话：“找工作的？”
“嗯。”
“做什么的？”
“什么都行。”
“那边开发区，好几个厂子，缺人。你去看看。”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远处有几栋灰白色的厂房，烟囱冒着白烟。
我去了。
那是一家做电子元件的厂。不大，两栋厂房，一栋宿舍。门卫是个老头，戴着老花镜，正在看报纸。我说明来意，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没多说什么，指了指里面：“二楼，劳资科。”
劳资科的人姓陈，是个快退休的老头，大家都叫他陈科长。他看了我的身份证，又看了看我的脸，问了一句：“你这是——病？”
“白癜风，皮肤病。”
“传染吗？”
“只遗传，不传染。”
他张了张嘴，没出声，点了点头。他翻了翻桌上的一摞表格，抽出一张，递过来：“仓库正好缺人。月薪七十五，包住。明天能上班吗？”
“能。”
他把身份证还给我，说了一句：“仓库光线暗，对你好。”
我愣了一下。我不知道他是随口一说，还是真的在照顾我。我点了点头，说了声“谢谢”。
仓库在厂区最里面，是一栋灰扑扑的水泥房子，窗户很小，常年拉着窗帘。推门进去的时候，我的眼睛一下子就舒服了。不是因为怕光，是因为暗。暗的地方让我觉得安全，像躲在壳里的蜗牛。
工作很简单：清点物料，登记入库出库，偶尔帮搬运工搭把手。仓库里还有一个人，本地小伙子，姓林，比我小两岁，圆脸，爱笑，嘴碎。
小林第一天就跟我熟了。不是因为好相处，是因为他话多，一个人能撑起一台戏。从厂里的八卦说到镇上的新闻，从他妈做的红烧肉说到昨晚看的香港录像。
我听着，偶尔“嗯”一声。
他说：“你这人话真少。”
我说：“嗯。”
他笑了：“你看，又嗯。”
我也笑了一下。我已经很久没笑过了，嘴角的肌肉有点僵。
他没问我为什么那么白。也许是不在乎，也许是觉得不礼貌。不管怎样，我感激他。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白天在仓库里清点货物，晚上回宿舍睡觉。宿舍是四人间，住了三个人，除了我和小林，还有一个叫阿强的，是车间里的工人。阿强话不多，下班就躺在床上听收音机，偶尔哼两句粤语歌。
我跟他们没什么交集。不是不想，是不会。我不知道怎么跟人聊天，聊什么。在柳河镇活了二十年，学会的唯一技能是“不被人注意”。现在突然让我跟人正常交往，我反而不会了。
小林有时候拉我去打牌，我去了，坐在旁边看，不玩。阿强有时候叫我一起去吃饭，我去了，低着头吃，不说话。他们觉得我怪，但没嫌弃我。在这个地方，怪人多了去了。海城本来就是外地人聚集的地方，天南海北的都有，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秘密，没人有闲心去挖别人的。
我觉得自在。
这种自在，是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过的。在柳河镇，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谁——老戴家的儿子，那个鼻子高高的“小洋人”。后来我变成了“白毛”，走在街上，背后总有人指指点点。我躲不掉，因为那个地方太小了，小到每个人的秘密都是公开的。
海城不一样。这里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知道我的过去。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仓库保管员，不爱说话，有点怪，但仅此而已。
我开始尝试一些以前不敢做的事。比如，不戴帽子出门。在柳河镇，我出门必戴帽子，不是为了遮阳，是为了遮住白头发。在这里，我试着不戴帽子走在街上，发现根本没人多看我一眼。不是因为我不够白，是因为这里的人见多了。海城靠近港口，常有外国人出没，金发碧眼的都不稀奇，何况我一个白癜风。
比如，跟人说话的时候不低着头。在柳河镇，我跟人说话总低着头，怕别人看见我的白脸。在这里，我发现根本没人注意我是什么颜色。
我开始觉得，自己也许可以在这里重新活一次。
这个念头像一颗种子，在心里慢慢发芽。我不敢让它长得太快，怕是一场空。但它还是在长，挡不住。
第三章 谁都不是天生骗子
在仓库干了半年的时候，厂里来了一个新主管
原来的主管姓什么我不知道，只知道换了人。他姓马，叫马国梁，四十出头，圆脸，小眼睛，笑起来像个弥勒佛。据说他是从外地来的，以前做贸易，攒了些钱，。
我第一次见到马国梁是在仓库门口。那天我正在搬货，他带着两个人走过来，看见我，停了一下。
“你就是那个雪白皮肤的小伙子？”他问。
“嗯。”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会儿，点了点头，嘟囔着走了。
我没当回事。
过了几天，陈科长来找我，说马国梁让我去办公室一趟。我去了。他的办公室在办公楼二楼，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着“天道酬勤”。他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堆文件。
“坐。”他指了指椅子。
我坐下。
他顿了顿，说：“我有个朋友开了个设计公司，参加招标，需要一个外国专家，需要你帮忙。”
我惘然地看着他，没说话。
他说，“不用真的设计，就是挂个名。投标材料上写一笔，提报时候，你露个面就行。”
我愣了一会儿，才明白他的意思。
“我不是外国人。”我说。
“你长得像。”他说，“而且你头发是白的，皮肤是白的，比外国人还像外国人。再加上你那个口音——我听说你说的话没人听得懂，对吧？”
我张了张嘴，想说那不是外国话，是柳河镇的土话。但我看见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一种急切的东西，像溺水的人抓住一根浮木。
“我不会说外国话。”我说。
“不用你说。”他说，“你就坐在那里，点点头，笑一笑。检查的人问你，你就说你好、谢谢。别的我来应付。再说你个大学生，几句简单的英语总会的吧。”他笑眯眯的。
我沉默了很久。我想说“我不干”，但我看着他， 但我知道，如果和他关系搞缰了，都会失业。
“让我想想。”我说。
那天晚上，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小林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什么。他翻了个身，继续睡。
我盯着上铺的床板。木板上的裂缝，像是在慢慢炸开，露出黝黑的洞口，隙缝的光像。我想：如果我答应，我就是骗子。我想过不干。如果我不答应，没饭吃。哪个更重要？
我不知道。
我想起我爸说过的一句话：“做人要实在，别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他做了一辈子木匠，做的每一件家具都结结实实，用几十年不坏。
我爸说得没错，做人要实在。可我实在了二十年，实在的结果是我连走在街上都不敢抬头。
第二天，我去找马老板。
“我干。”
他笑了，笑得像个孩子。
我看着他，忽然想：这世上最害人的东西，不是坏，是穷。穷到一定程度，人就顾不上实在不实在了。
穷途末路之下，哪还有什么底线可言，我只是一个连自己都接纳不了的边缘人，又怎能眼睁睁看着其他人陷入绝境。
其实说穿了，谁都不是天生就是骗子。我不是。马老板的朋友也不是。只是被生活推着走，推着推着，就走到了一条自己也没想到的路上。
第四章 那个人什么都知道
马老板给我安排了一个身份——“波兰籍技术专家”，名字叫Dawid·Ogrodnik（大卫·奥格尼克）。
马老板的老友吴天明经营着一家小型设计公司，正竞标当地一处市政地标项目。甲方要求“要有国际视野”，国内那家设计院方案做得扎实，但缺一个“外籍主创”。我被请去当“国际设计顾问”。
项目叫“东海国际金融中心”，规划高度两百八十米，建成后将是全省最高的建筑。甲方是省里一家大型国企。参与竞标的除了天际设计，还有省建筑设计院和华东设计院。
三家单位，只选一家。
天际设计的人急得团团转。论资质，他们不如省院；论名气，他们不如华东。他们唯一能搏出位的筹码，便是我这副足以以假乱真的外籍模样。
评标会那天，我穿上那套藏青色西装，戴上蓝色隐形眼镜，还特意把头发染得更浅了一些——接近白色，但不是白色，是一种灰白，看起来更成熟，更像一个“有经验的外国专家”。
会场设在甲方的会议室，长条桌，白色桌布。我坐在天际设计这一侧，旁边是吴天明。
甲方代表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姓顾，大家都叫他顾总。头发花白，说话声音不大，但每句话都像钉子，钉在桌上，拔不出来。
“请各家介绍一下自己的方案。”
省院先讲。方方正正，像一个放大的火柴盒。顾总的眉头皱了一下。
华东院第二个讲。用了很多曲线，看起来像一艘帆船。顾总的眉头还是皱着。
轮到天际设计。吴天明站起来，清了清嗓子，说：“我们请我们的国际设计顾问，来自波兰的Dawid·Ogrodnik先生，先讲几句。”
我站起来。所有人的目光落在我身上——白脸，白发，蓝眼睛，深色西装。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
我张了张嘴，说了一串音节。不是任何语言，是我临时编的，节奏忽快忽慢，语调忽高忽低，像一首没有旋律的歌。
说完，我坐下了。
吴天明接过话头，说：“Dawid先生说，建筑之所以能流传，是因为让它自己长在哪儿一样，建筑与环境的融合，人与建筑的和谐，建筑和城市精神的彰显……”
他开始讲方案。语速很快，手势很多，不时提到“Dawid先生在国际上的经验”“Dawid先生在欧洲的项目”。我坐在旁边，表情严肃，偶尔点头。
华东院的一个设计师忽然举手，问：“请问Dawid先生，您在欧洲主要做过什么类型的项目？”
我看了吴天明一眼。吴天明替他回答：“Dawid先生主要做超高层建筑，在华沙、柏林、维也纳都有代表作。”
那个设计师又问：“能具体介绍一下吗？”
吴天明说：“具体的项目细节涉及商业机密，不方便透露。”
设计师看了我一眼。我对他点了点头，笑了笑。那个笑是我练过的——嘴角上扬十五度，眼睛微微眯起，既不热情也不冷淡，恰到好处。
设计师没再问了。
评标结果三天后出来。天际设计中标。吴天明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声音都在发抖：“戴维先生，我们中了！中了！”
我说：“恭喜。”
吴天明说：“你的功劳最大。顾总会后跟我说，他觉得你们公司有国际视野，那个波兰专家一看就是有水平的。”
我没说话。我是个连图纸都看不懂的波兰专家。
吴天明给了我一个信封，里面是五千块。我接过信封，揣进口袋。
走出吴天明的办公室，站在电梯口等电梯。电梯门开了，里面站着一个人——华东院那个提问的设计师。
我们对视了一秒。我走进电梯，站在角落。他按了一楼，电梯开始往下走。
“你是波兰人？”他忽然问。
“嗯。”
“你在哪个大学毕业的？”
“华沙理工大学。”
他没再说话。电梯到了一楼，门开了，我走出去。走了几步，听见身后传来一句话。
“华沙理工大学的建筑系，十年前就撤销了。”
我浑身一僵。他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但他没有揭穿。为什么不揭穿？也许是不想惹麻烦，也许是觉得没必要。
我没有回头，继续走。走过两条街，在一个垃圾桶旁边停下来，把那个信封从口袋里掏出来，看了看，又放回去。
五千块。我需要这五千块。我告诉自己。
第五章 我就在那儿放唱片
招标的事情过去之后，马老板又陆陆续续给我介绍了一些“活儿”。大多是饭局，偶尔是招商会。每次去，都穿同一套西装，戴同一副隐形眼镜，说同样的那几句“外语”。我觉得自己像一个闹钟，上了发条就嘀嗒嘀嗒走，发条松了就停。
钱倒是攒了一些。我换了一间稍大的出租屋，添了几件家具，买了台电视机。日子还是那样过，白天在仓库里清点货物，晚上回来看电视。很少出门，也不交朋友。我觉得自己不需要朋友。朋友意味着被了解，被了解意味着被看穿。我不能被看穿。
有一天，马老板来找我，说：“小戴，有个夜总会想找个外国人驻场，你去不去？”
“我不是外国人。”
“你长得像。而且夜总会那种地方，灯光暗，没人细看。你就站在台上，装装样子，放放音乐，不用说话。”
“我不会表演。”
“不用表演。你站在那里就行。一晚上五十块。”
五十块。我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那家夜总会在省城，叫“蓝色多瑙河”。门口挂着霓虹灯，红红绿绿的，在夜里像一只眨眼睛的怪兽。走进去，灯光昏暗，烟雾缭绕，舞台上有人在唱歌，台下坐满了人，喝酒的、聊天的、划拳的，声音嘈杂得像一锅粥。
经理姓张，是个瘦高个，说话尖声尖气，像个女人。他看了我一眼，说：“行，就你了。你什么都不用干，就站在舞台右边那个小台子上，放放唱片。有人跟你打招呼，你点点头就行。”
“我放什么唱片？”
“随便。你放什么他们听什么。”
我的工作很简单。每天晚上八点到十二点，站在舞台右侧的小台子后面，面前是一台唱机和一摞唱片。随便挑一张放上去，唱针落下，音乐响起来。站在那里，看着台下的人喝酒、聊天、跳舞。没有人注意我。偶尔有人抬头看我一眼，因为我的白发和白脸在昏暗的灯光下格外显眼，但没有人走过来跟我说话。
我觉得这样挺好。站在台上，反而比站在台下更安全。台下的人看不见我的眼睛，只看见一个白色的影子。那个影子可以是任何人。
第六章 安娜就是阿依古丽
在夜总会，我认识了阿依古丽。
她是夜总会的首席舞蹈演员，说是俄罗斯舞蹈演员，名字叫安娜。个子高挑，鼻梁挺直，眼窝深陷，皮肤白得像牛奶。跳舞的时候穿一身亮片裙，头上戴着纱巾，手腕上戴着一串银镯子，叮叮当当响。舞姿热烈、奔放，像一团火。台下的男人看得眼睛发直，有人往台上扔花，有人吹口哨，有人喊“再来一个”，“娜娜”“娜娜”一阵狂呼。
我第一次注意到她，是在一个周五的晚上。她跳完一支舞，走下台，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停下来看了我一眼。
“你是外国人？”她问。
“不是。”
“那你为什么长这样？”
“毛病，白癜风。”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声很好听，像风铃。
“你呢？”我问，“你是俄罗斯人吗？”
“我是中国人。新疆的，阿依古丽。”
两个人相视一笑。她说她也是一个人在这里，老家太远了，回不去。她在夜总会跳舞，白天在一家民族用品店当售货员。她说她不喜欢夜总会，但没办法，跳舞是她唯一会的事。
“你呢？”她问，“你喜欢这里吗？”
我想了想，说：“不喜欢。但这里没人认识我。”
她看着我，忽然说了一句：“我也是。”
从那以后，我们常在后台聊天。她话不多，我话更少。两个人坐在一起，有时候半天不说一句话，但那种沉默不尴尬，反而让人舒服。
有一天晚上，夜总会来了一个大老板，姓孙，五十多岁，肚子很大，说话粗声粗气。他坐在最前面的卡座里，点了最贵的酒，让服务员给每个跳舞的姑娘都送了花。阿依古丽跳舞的时候，他站起来鼓掌，大声喊：“好！好！”
阿依古丽跳完舞，孙老板让服务员把她叫过去。我在台上看着，心里有点不安。跟了过去，看到孙老板端着酒杯，一手搂着阿依古丽的肩膀。我冲上去，装出不熟练的生硬中文问道：“怎么了？达令。”
阿依古丽说：“没什么。就是让我陪他喝酒。我说我不喝酒，他不太高兴。”
我想说“你别喝就是了”，但话到嘴边，咽了回去。我有什么资格说这话？我说的话，孙老板也未必会听。
想到自己现在是外国人，虽然是假装的，但至少表面看上去是个外国人。于是我过去搂过阿依古丽的肩膀，转向自己，在她额头上轻轻吻了吻，故意用生硬怪异的腔调，胡乱吐出一串无意义的音节，叽里咕噜说了一通。阿依古丽一边听一边点头，最后对着孙老板生硬地说出一句：“对不起。”
我拉着阿依古丽就走。
孙老板愣在原地。他除了听懂一句“达令”外，其它一句也没听懂。看着我那副外国人的模样，又人高马大的，终究不敢放肆，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们离开。
其实阿依古丽也没懂我在说什么。搞笑的是我自己也不知道在讲什么，只是一串串的语音组合，硬是给人蒙了。只是情急之下，用伪装的身份，护住了这个和自己一样孤独的异乡人。
那天晚上下班后，我送阿依古丽回家。两个人走在空荡荡的街上，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阿依古丽忽然说：“戴维，你想过离开这里吗？”
“想过。但不知道去哪。”
“我想回新疆。但回去又怎样？那边也没有人等我。”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走到她楼下，她转过身，看着我。
“你这个人，连撒谎都不会。”她说。
“我会。只是不想对你撒。”
她笑了，伸手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转身上楼了。
我站在楼下，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楼道里。忽然觉得，也许我并不是一个人。
第七章 真的假的那么重要
一九九〇年春天，我接了一个大活儿。
一个做进出口贸易的金老板想跟波兰客户谈合作，需要一个“波兰专家”撑场面。金老板通过马老板找到我，说：“戴维先生，你帮我跟波兰客户见一面，不用说话，坐在那里就行。成了的话，我给你一万块。”
一万块。我答应了。
见面那天，我穿上西装，戴上隐形眼镜，坐在金老板的办公室里。波兰客户来了，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子，头发花白，戴一副金丝眼镜。他用波兰语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听不懂，笑了笑，点了点头。金老板在旁边说：“Dawid·Ogrodnik先生今天嗓子不舒服，不方便说话。”
“Dawid·Ogrodnik That famous male actor?
波兰客户又说了句“en sławny aktor?”
我还是点头、微笑，其实我没听懂，直到后来才知道“是那个知名的大演员吗？”的意思“，还真有点讽刺。
金老板赶紧转移话题，开始介绍自己的产品。会谈结束后，波兰客户握了握我的手，用英语说了一句：“Nice to meet you.”
我说：“Thank you.”
生意谈成了。金老板高兴得不得了，当场给我包了一万块钱。
但我不踏实。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容易被“识破”。那个波兰客户看我的眼神，不是信任，是好奇。好像在说：这个人真的是波兰人吗？
我开始担心。万一有人较真，查我的身份怎么办？我没有护照，没有任何能证明“波兰人”身份的文件。只有一张真的身份证——上面写着“戴维”，中国公民。
马老板看出了我的焦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人。”
那个人姓吴，大家都叫他吴哥。据说专门做“证件”的，手艺好，连边防都分不出真假。马老板带我去见他，约在城郊一家茶馆。吴哥四十来岁，圆脸，小眼睛，笑起来像个弥勒佛。他看了看我的照片，又看了看我本人，点了点头。
“没问题。你要哪国的？”
我看了马老板一眼。马老板说：“波兰。”
吴哥从包里翻出一本样本，深红色的封皮，上面烫着金色的国徽。我翻开，里面是密密麻麻的波兰文，我一个都不认识。
“这个就行。”马老板说。
吴哥伸出三根手指：“三千。”
“太贵了。”马老板说。
“不贵。”吴哥笑了，“这可是真东西。纸张、水印、钢印，跟使馆出来的一模一样。你拿给边防看，都分不出来。”
马老板看了我一眼。我点了点头。
一周后，吴哥把护照送来。我接过来，打开。照片是我，名字是Dawid·Ogrodnik，出生地是华沙，护照号码、签发日期、有效期，一应俱全。我摸了摸封面，摸了摸内页，水印在光线下透出来，是一个鹰的图案。
我问：“这是真的吗？”
吴哥说：“真的假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信。”
这句话马老板也说过。我把护照收进内袋，拍了拍。
第八章 我只会说Beautifu
刚从省城竞标场抽身，我又被推到了房地产项目发布会的现场。那是我“职业生涯”中压力最大的一次。
项目叫“蓝湾国际”，在海边，占地三百亩，规划了别墅、高层、商业街，号称“全省首个国际化滨海社区”。开发商姓钱，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说话声音很大，笑起来像打雷。她请了一家香港的设计公司做方案，香港公司又通过马老板找到了我。
钱总在电话里跟马老板说：“我一定要一个外国人上台讲。客户就认这个。你说你设计得多好，没用，他们不信。外国人一上台，他们就信了。”
发布会那天，会场设在一个五星级酒店的宴会厅。舞台很大，背景板是蓝色的，上面写着“蓝湾国际全球发布盛典”。台下坐了三百多人，有准客户、有媒体、有政府官员、有同行。我坐在后台，心跳得很快。手心出汗，后背也出汗，西装黏在身上，不舒服。透过幕布的缝隙看台下，黑压压的人头，像一片麦田。
主持人上台了。一个穿红色长裙的女人，声音尖细，像一把剪刀。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到蓝湾国际全球发布盛典！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本项目的主创设计师，来自波兰的国际建筑大师——Dawid先生！Dawid·Ogrodnik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上台！”
掌声如雷。
我站起来，整理了一下领带，走上台。舞台的灯光很亮，照得我的白脸发烫。走到讲台后面，台下几百双眼睛看着我。聚光灯打在身上，白肤白发在强光下格外醒目，台下快门声此起彼伏，闪光灯亮得让人睁不开眼。我强迫自己稳住步伐，走到话筒前。
我张了张嘴，说了一句准备好的话：“大家好。我来自波兰……”
台下有人鼓掌。
我又说：“这个项目——很——美丽。”
我故意把“很”字拖得很长，听起来像外国人学中文的腔调。
“LD绿色建筑已经被超越。阳光、水、空气、营养、运动、舒适、心智——都——很重要。这就是WELL建筑，一种有生命的建筑，会呼吸，会叹气。”
我耸耸肩膀，两手一摊，叹了口气。
台下笑声阵阵。
我停顿了一下，用非常标准的普通话说：“具体的，请我的同事为大家介绍。”
然后我点了点头，走下台。
台下响起了更热烈的掌声。
真正的设计师——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姓何，香港来的——走上台，翻开PPT，开始讲。我坐在第一排，表情严肃，好像在认真听。实际上我什么都没听进去。我在想，刚才那两句话，够不够像外国人。
会后有一个媒体采访环节。一个女记者挤到我面前，递过录音笔，问：“Dawid先生，您觉得蓝湾国际最大的设计亮点是什么？”
我看了何设计师一眼。何设计师赶紧接话：“Dawid先生认为，蓝湾国际最大的亮点是人居环境的融合……”
女记者不死心，又问：“Dawid先生，您能亲自说一下吗？”
我看着她的眼睛，说了一句：“Beautiful.”
女记者笑了：“谢谢Dawid先生。”
那天晚上，回到宾馆，我摘下那副磨得眼球发酸的蓝色隐形眼镜，镜子里重新露出原本的棕色眼眸。瞳孔里满是疲惫与慌乱。看着镜中陌生的自己，忽然觉得无比恍惚。这些日子以来，一直在扮演Dawid扮演一个不存在的海外专家，说着违心的话，做着违心的事，活在所有人的期待与谎言里，早就弄丢了那个原本的戴维。
水是凉的，脸是凉的，心也是凉的。
我躺下来，盯着天花板。想起下午在台上说的那些话。“很美丽”“很重要”——那两句话不是外语，是普通话，只是我说得很慢，带着奇怪的语调。但没有人听出来。不是因为他们耳朵不好，是因为他们不想听出来。
他们需要一个外国人。至于这个外国人是真是假，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信了。
我翻了个身，闭上眼睛。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变成了外国人，会怎样？
我不知道。我早已分不清，自己是戴维，还是Dawid。
第九章 一蓝一棕像波斯猫
第二天晚上，我照常去夜总会“上班”。
我站在舞台右侧的小台子后面，放了一张唱片。音乐响起来，是邓丽君的《甜蜜蜜》。我把音量调低了一点，让它变成背景。
九点多的时候，一群人走进夜总会，吵吵嚷嚷的。我瞥了一眼，最前面那个男人有点眼熟——肚子很大，走路带风，说话粗声粗气。我想了一会儿，想起来了。是李老板。昨天中午饭局上的那个地产商。
我的心跳了一下。我把头低了一点，希望他不要注意到我。但他坐在最前面的卡座里，离舞台只有几米远。他的目光扫过舞台，扫过我，扫过去，又扫回来。
我假装在调整唱片，背过身去。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忽然站起来，朝舞台走过来。
“Dawid先生！”他大声喊，“Dawid先生！”
我僵住了。
他已经走到台下，手里拿着一束花——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大概是桌上装饰用的假花。他举着花，朝我挥舞，喊：“Dawid！Dawid！是你吗？”
我站在台上，两只手不知道该放哪儿。我的隐形眼镜今天只戴了一只——早上出门太急，另一只死活戴不上。现在我一只眼睛蓝，一只眼睛棕，像波斯猫。
我想说“您认错人了”，但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我怕自己一开口，他听出我的声音——昨天饭局上我没怎么说话，只说了“你好”“谢谢”“Cheers”，声音压得很低，像嗓子不舒服。如果现在我用正常的声音说话，他会不会认出来？
我站在那里，一脸茫然。他已经冲上了舞台，把那束假花塞进我手里，拍着我的肩膀，对台下的人大声说：“这位是波兰的建筑大师Dawid先生！昨天我们一起吃饭！他的设计理念太棒了！国际水平！”
台下有人鼓掌。
我抱着那束假花，嘴巴张着，眼睛瞪得很大。我想说“我不是Dawid”，但我不能说。因为我是。我是戴维，也是Dawid，也是那个波兰专家。我只是不知道此刻自己应该是哪一个。
“你——你认错——”我终于开口了，声音很小，含混不清。
他没听见，还在对台下的人吹嘘：“Dawid先生在欧洲做了很多大项目！华沙、柏林、维也纳！都是地标！”
我低下头，看着手里的假花。塑料的，红色的，上面沾着灰。我想把这束花扔掉，但手不听使唤。
“Michael迈克尔！”关键时刻，阿依古丽大声喊道，快步从后台走出，自然地挽住我的胳膊，笑着向客商解释，说对方认错了人，顺势带着我离开舞台。
她拉着我下了舞台，走进后台。把那束假花从我手里拿掉，扔进垃圾桶。我靠在墙上，大口喘着粗气，后背早已被汗水浸湿。
“你没事吧？”她问。
我摇了摇头。
“你刚才差点露馅。”
我没说话。靠在墙上，闭着眼睛。心跳得很快，后背全是汗。
她站在我旁边，也没有说话。过了很久，她轻轻说了一句：“你还要继续这样多久？”
我睁开眼睛，看着她的侧脸。她的睫毛很长，在灯光下投下一片阴影。
“不知道。”我说。
第十章 你连撒个谎都不会
夜色渐深，场内的喧嚣渐渐远去。我送阿依古丽回住处。两人走在空旷的街道上，路灯把影子拉得忽长忽短。晚风带着暮春的凉意，轻轻吹起发丝。
一路沉默。我终究是率先打破了平静，侧过头，看着身边身姿挺拔的姑娘，轻声开口：“你到底为什么非要留在这里，过这样身不由己的日子？”
我总能在她眼底看到一丝藏在坚强之下的悲凉。那是和我一样，被生活逼迫、无处可归的疲惫。
她停下脚步，转身面对着我。昏黄的灯光落在她脸上，勾勒出柔和的轮廓，眼底却满是化不开的落寞。
“你问过我了。”
“我知道。但你上次没说实话。”
她的眼睛在路灯下很亮，像两颗星星。
“你想听真话？”
我点了点头。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在老家结过婚。十八岁就结了。男人比我大十五岁，家里有钱，开矿的。他打我。打到我不敢回家。我跑出来的那天晚上，身上只有二十块钱。”
我没说话。
“我跑到这里，不会说普通话，没有身份证，没有钱。我唯一的本事就是跳舞。小时候跟村里的老人学的。”她笑了一下，“夜总会的老板说，你长得像外国人，你就当外国舞者吧。名字也不用改，就说你是俄罗斯来的。名字叫安娜，艺名娜娜。”
“所以你也在假装。”我说。
“嗯。”她说，“假装外国人，假装开心，假装一切都会好起来。”
两个人沉默了很久。夜风吹过来，带着海水的咸味。
“你知道吗，”她忽然说，“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知道什么？”
“知道你不是外国人。”她看着我，“但我也知道，你跟我一样。”
我没有说话。
她伸出手，轻轻碰了碰我的脸。她的手指很凉，很软。
“你这个人，连撒谎都不会。”她说。
“我会。只是不想对你撒。”
她笑了。这一次她的笑跟以前不一样，不是那种客气的、应付的笑，是真的笑，眼睛弯弯的，像月牙。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自己的出租屋。我去了她家。她的房间很小，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窗户上挂着一条红色的纱巾。纱巾透进来的光把整个房间染成了粉红色。
我们躺在床上，没有说话。窗外的风很大，吹得窗户框框响。远处传来轮船的汽笛声，拖得很长，像一声叹息。
她靠在我肩膀上，轻声说：“戴维，你会离开这里吗？”
我想了想，说：“会。”
“那你会带我走吗？”
我没有回答。我不知道。我连自己要去哪里都不知道。
她没有再问。她闭上了眼睛。
第十一章 你赶紧跑啊别回头
一九九〇年秋天，风声开始紧了。市场监管政策逐步收紧，相关部门开始大规模清理整治各类违规经营、虚假资质申报行为。涉外合作、外籍人员挂名等事项，全都成为重点核查对象。
我一直悬着的心没有放下。白天精神紧绷，夜里辗转难眠，总能梦见自己的伪装被当众揭穿，梦见众人鄙夷的目光，梦见自己无处可逃。
那天傍晚，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我心头一紧，伸手拿起话筒。马国梁慌乱又急促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藏不住的恐惧。
“小戴，你最近千万别露面，赶紧找地方避避风头！城里有好几家企业因为违规挂名、虚假资质被举报了，相关部门已经介入全面核查，很快就会查到这边！”
我握着话筒的手猛地一颤，手心瞬间冒出冷汗。
“怎么了？”
他犹豫了一下，说：“有人在查。吴老板那边被人举报了，说是冒充假外国人假专家投标。现在纪检在查。”
“你记住，不管谁问，都不要乱说话。万一有人问你，你就说你是波兰人，你有护照。有那份深红色的证件在，不会有事。千万不要承认。”
“那本证件是假的。”我的声音控制不住地颤抖。
“假的也是真的。一般人看不出来的，只要你不说，没人知道。只要你咬死不承认，就没人能轻易判定。千万稳住！”
他匆匆挂断了电话。
我瘫坐在床边，大脑一片空白。看着窗外，天快黑了，路灯还没亮，街上灰蒙蒙的。阿依古丽在厨房里做饭，锅铲碰着铁锅，叮叮当当响。
我想：如果现在停下来，不做了，会怎样？我还有存款，不多，但够生活一段时间。我可以跟她一起开店，卖围巾和手鼓，当一个普通的、白皮肤的、中国人。
但我知道，回不去了。不是因为我不能，是因为我已经被卷进去了。马老板需要我，金老板需要我，那些签了字的文件需要我。我不是一个人，我是一根链条上的一环。一环断了，整个链条都会散。
我只能继续。
无数次在夜里梦见自己回了柳河镇，父母站在村口等我，我跑过去，喊一声“爸，妈”，人却忽然化成白烟，散在空气里。也梦见自己那个那副假证件，隐形眼镜我把它们都丢进海里，一头白发染回黑色，在寻常巷子里找一份杂货铺、看大门、守仓库的工作，做回一个普通人。
可梦醒之后，现实像一块巨石压在胸口。我早已深陷泥潭，成为整个虚假利益链条里最关键的一环。无法全身而退。
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继续硬着头皮撑下去。
阿依古丽看我发呆，轻轻把一碗热汤推到我面前。
“先喝点汤，暖暖身子。”
我低头，小口喝了一点。汤的热气从喉咙滑进胃里，却驱散不了心里的寒意。
“阿依古丽，”我低声说，“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再陪你了，你怎么办？”
她愣了一下，抬手摸了摸我的手背，指尖微凉。
“那我就继续走，继续活。像我现在一样，你也一样。我们都是这样活的。”
我喉咙发紧，说不出一句话。
这句话像一根针，轻轻扎进我心里。我忽然明白，她不是在依赖我，而是在告诉我：无论生活多苦，人都要活下去。
可我偏偏被困住了。
第十二章 他们问到家里来了
几天后，海城的风声越来越紧。街头巷尾，有人谈论某家公司因为虚假涉外资质被查，有人说有人被带走问话。工厂宿舍里，工人们私下议论，声音压得很低，却像在我耳边炸响。
我不敢出门，不敢露面，每天只敢在阿依古丽的小屋里待着。
白天她去演出，我就一个人坐在窗边，看着街景发呆，像一枚被遗忘在角落的钉子。
危险是悄无声息来的。
那天傍晚，门外忽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
我的心跳瞬间飙升。
阿依古丽先去开门。门外站着两个穿制服的人，出示了证件，语气平静却带着压迫感：“我们是市监局的。例行检查询问，我们需要找相关人员核实情况。你认识 “波兰籍技术专家”，名字叫Dawid·Ogrodnik 吗？”
阿依古丽脸色一白，却镇定地说：“认识，他是我朋友，最近身体不太好，一直在家休息。”
“让他出来，我们需要做个例行询问。”
我在屋里听见了，浑身冰凉。我知道，这不是例行询问，这是第一道网。
深吸一口气，打开门。
两名工作人员上下打量我，目光落在我的白发、白肤、那只只戴了一只隐形眼镜的眼眸上。其中一人皱了皱眉，没说话，只是递过来一张表格。
“配合一下，填一下信息。”
我拿起笔，手微微发抖。
“别紧张，只是例行谈话。”
可我比谁都清楚，这不是紧张，是逼近。
那一晚，我在派出所的值班室坐了整整四个小时。被问、被查、被核对信息。我从头到尾都在扮演那个“外籍技术人员Dawid·Ogrodnik”。
凌晨时分，我被放行。
走出派出所，夜风冰凉，吹在我斑驳的皮肤上，像一阵刀子。阿依古丽站在街口，路灯下，影子被拉得细长。她看到我，没有问，只是走过来，把一件外套披在我肩上。
“回家。”她说。
那两个字，轻得像一阵风，却让我眼眶一热。
回去的路上，一路沉默。我知道，海城待不住了。
这一刻，我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我已经走到了路的尽头。
马老板的电话是第二天深夜打来的。
“小戴，你……被找了？”
“是。”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传来一声沉重的叹息。
“风向不对，整个海城都在查。你现在不能待在城里了，立刻逃。去西南边境，那边乱，监管松，人也多。你走吧，走得越远越好。”
“去哪？”我问。
“坐火车去昆明，再转车去边境小城。那边混，你混得开。记住，千万别露面，千万别被拍到。”
“阿依古丽呢？”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
“你带不走她。她一个女人，跑一趟更难。你先逃，命最重要。”
我挂了电话，背靠墙壁，缓缓滑坐到地上。忽然觉得，自己这一生，都像是在逃。从柳河镇逃出来，逃到海城，逃到虚假身份，逃到驻场，逃到省城，逃到发布会，逃到被核查逼近——现在，我要再逃一次。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
阿依古丽帮我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往我布包里塞干粮、零钱、几件换洗衣物，还塞了一包红糖饼干。
“路上吃。”
“你一个人怎么办？”我问。
“我再想办法。留在这里，或者走另一条路。你别管我。”
“我答应过，要带你走。”
她抬头看我，眼里含泪，语气却坚定。
“你先活下来。你能做到，就是对我最大的承诺。”
我鼻子一酸，差点落泪。
天快亮的时候，她忽然说了一句：“戴维，你要是回不来，我就当你是真的外国人了。”
我没说话。
第二天拂晓，我起身，穿好衣服，系好领带。从抽屉里拿出那副蓝色隐形眼镜，戴上。又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本假护照，放进内袋。
她送我到门口。天还没亮，街灯昏黄，路上没有人。
“走吧。”她说。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转身，走了。
走出十几步，我停下脚步，回头望去。她还站在门口，穿着那件红色的睡袍，头发散着，像一个剪纸的影子。
我深吸一口气，没回头。走了。
第十三章 带我去见波兰大使
我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到了西南边境。
在火车上听人说，从那边可以出去，去缅甸，去泰国，然后去任何想去的地方。我不知道要去哪里，只知道要离开。离得越远越好。
晚上躺在旅馆里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总究因为害怕没敢找蛇头，想着过了几天就回去自首，想清了，人也轻松了，便穿了拖鞋去街上闲逛，看到许多拥在一起，昏暗的灯光下，矮桌上扔着一张张钞票，有人民币有外币，一边有人用碗摇着色子，色子在碗里时而清脆时而浑厚的声音“开、开、开”“大、大”“小、小”各式狂呼，突然一声“快跑！”人四处跑去，我还没搞清什么情况。上
“不许动！”
声音很大，在夜里像炸雷一样。我的手僵在铁丝上。几个穿军装的人从黑暗中跑出来，枪口对着我。
“把手举起来！”
我举起手，蹲在地上。。我被按在地上，脸贴着泥土。手被反剪到背后，铐上了。
“为什么参加聚赌？”
我莫名其妙地抬起头。摇摇头，“我没有啊”
“你是什么人？，
手电筒的光照在我脸上，刺得我睁不开眼。蓝色隐形眼镜在光线下反射出一种诡异的光泽，像猫的眼睛。
“我是外国人。波兰人。”
边防战士愣了一下。他们看了看我的脸——白发，白肤，蓝眼睛——确实不像中国人。
“护照呢？”
我用被铐住的双手从内袋里掏出那本假护照，递过去。战士接过，打开，看了看照片，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护照。
“Dawid·Ogrodnik”他念得不太标准。
“对。我要见波兰大使。”
战士对视了一眼。其中一个把护照递给另一个，低声说了句什么。另一个摇了摇头，表示看不懂。
“你跟我走。”
我被带到了边防站。一间不大的屋子，水泥地，日光灯，墙上挂着中国地图和边防条例。我被铐在暖气片上，坐在地上。天亮之前，没有人再来问我。
我靠着墙，闭上眼睛。脑子里很乱，像一锅粥。想起阿依古丽，想起马老板，想起小林，想起我妈，想起我爸。我想，如果我真的是外国人，现在就不会害怕了。因为大使会来，会带我走。
但我不是。
我是戴维。东海边那个小城的戴维，白癜风的戴维，仓库保管员的戴维。
我摸了摸内袋。那本真的身份证还在。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我的籍贯。但那张卡片能证明什么呢？能证明我是中国人？我的脸已经证明了，我不像中国人。
我忽然笑了。
笑声很小，只有自己能听见。我想：我这辈子，一直想当一个不是自己的人。现在终于当成了，代价是我已经不是任何人了。
第十五章 我不知道还能去哪
天亮以后，来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本假护照，问了一句：“你到底是哪国人？”
我张了张嘴。我想说“中国人”，但那个词卡在喉咙里，出不来。我又想说“波兰人”，但那个词更假，假到我觉得说出来会恶心。
我什么也没说。
他叹了口气：“那就先关着吧。等查清楚了再说。”
我被关了一周。一周里，接受了三次审讯。我不再挣扎，不再狡辩。我如实交代了所有事情——柳河镇人，白癜风，受马国梁所托，伪造外籍身份，假扮海外技术人员，配合各类违规商务活动，事情败露后想逃亡，但最终因为害怕没跑出去。
“那你为什么还要偷渡？”
我想了想，说：“因为我不知道还能去哪。”
二天后，他们让我签了字。手很稳，字写得工工整整。这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如此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身份。
签完字，我把笔放下，问了一句：“我可以走了吗？”
“可以。但你要在规定时间内到户籍所在地派出所报到，接受监管。”
我点了点头。
我走出法院，阳光很亮，照在我脸上。头发还是白的，皮肤还是白的，脸上多了几道皱纹。我眯了一下眼——不是怕光，是阳光确实刺眼。
没有了虚假身份的束缚，没有了谎言的裹挟，一身轻松。可看着陌生的街道，心底又涌起一片茫然。
第十六章 我变成一只金钱豹
我没有回省城，也没有回海城。我坐上了去柳河镇的火车，要先回户籍所在地报到。
但我没有进镇。我在镇外的公路边下了车，远远地看着那片熟悉的屋顶。梧桐树还是那些梧桐树，只是更高了，叶子更密了。我站在路边，抽了一根烟。我不抽烟，但我买了一包。烟呛得我咳嗽，咳得眼泪都出来了。
我把三根香烟点着，插在路边的泥土中。像是在祭奠那个扭曲的青春。看着袅袅升起的青烟，一片茫然。我把烟扔进路边的垃圾桶，转身走了。
我买了一张南下的长途汽车票。车开了一天，我在一个小城下了车。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下车，也许是累了，也许是因为这个城市的名字我从来没听说过。
我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住下，然后开始找工作。我不再用假名字，不再戴隐形眼镜，不再说那些“外语”。我就是戴维，一个白皮肤的、得了白癜风的、普通的中国人。
我找了很多天，没有人要我。不是因为我的白皮肤——在这个小城里，没人觉得我的白皮肤像外国人。他们只是觉得我怪，觉得我可能有什么传染病，觉得我不吉利。
最后，我在一个建筑工地找到了活。搬砖、和水泥、扛钢筋。工头姓李，四十多岁，黑脸，说话像吵架。他看了我一眼，说：“你行吗？白成这样，别晒晕了。”
我说：“行。”
工地的活很累，从早干到晚，太阳晒得皮肤发烫。我的白皮肤在阳光下像一面镜子，反射着刺眼的光。工友们觉得我奇怪，不太跟我说话。我也不主动跟人说话。一个人搬砖、和水泥、扛钢筋，像一个上了发条的机器。
晚上收工后，我回到工棚，躺在硬板床上，盯着天花板的裂缝。从灯口一直延伸到墙角，像一条干涸的河流。我想起了柳河镇，想起了我爸，想起了我妈的眼泪。想起了马老板，想起了夜总会，想起了阿依古丽。
在工地干了三个月。有一天，我发现自己的皮肤开始变化。先是手臂上出现了几个黄色的小斑点，像雀斑，但比雀斑大。然后斑点越来越多，越来越密，从手臂蔓延到胸口，从胸口蔓延到脖子，从脖子蔓延到脸。
我是在洗脸的时候发现的。工地的洗手池在外面，一个水泥砌的池子，水龙头生锈了，流出来的水是黄的。我弯着腰洗脸，抬头看了一眼墙上那块破镜子——镜面斑驳，水银剥落，照出来的人影模模糊糊。但我还是看见了。
那些斑点。
黄色的，不规则的，密密麻麻地分布在白色的皮肤上。
我盯着镜子看了很久，然后用手指摸了摸脸上的斑点。不疼，不痒，只是在那里。
我想起医生说过的话。白癜风是黑色素细胞被破坏，皮肤变白。但现在，黑色素回来了。不是均匀地回来，是斑驳地回来，像一幅画被泼了墨，又像一张白纸被烧出了洞。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病。也许是一种应激反应，也许是我这些年精神紧张的后遗症。也许，是我的身体在提醒我：你是谁，你自己不知道吗？
我卷起袖子看自己的手臂。白底黄斑，像某种动物的皮毛。
我想了很久，终于想起来了。
金钱豹。白色的金钱豹。
小时候在画册上见过的，白色的皮毛，黑色的斑点，在树丛中潜伏，眼神冰冷。
我现在就像一头金钱豹。
不白，不黄，不中，不洋。一个无法归类的东西。
第十六章 走得很慢但没有停
工友们发现了我的变化。有人问我：“你这脸上是什么？”我说：“不知道。”有人私下议论，说我得了怪病，会传染。工头李老板找我谈话，说：“小戴，你走吧。不是我要赶你，是大家害怕。”
我没有辩解。我收拾了帆布包，领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走出了工地。
我站在路边，不知道该往哪走。太阳很亮，照在我斑驳的脸上。我眯着眼，看着远处。那里有一座山，山上有树，树是绿的。天是蓝的，云是白的。我的脸是斑驳的。
我走着走着，看见一家理发店。门口转着红蓝白的灯柱，跟我第一次染发那家一样。
我推门进去。
老板是个中年男人，正躺在椅子上打盹。听见门响，睁开眼，坐起来。
“理发？”
“染发。”
“染什么颜色？”
我想了想：“黑色。”
他看了我一眼。我脸上的斑点太明显了，什么颜色都遮不住。但他没说什么，指了指椅子：“坐。”
药水涂上去的时候，头皮有点刺痛。我忍着，没动。他问我疼不疼，我说不疼。
等了一会儿，洗掉药水，吹干。我再看镜子的时候，头发已经黑了。但脸还是斑驳的，白底黄斑，像一张破碎的地图。
他看着我的脸，欲言又止。
“要不要——买顶帽子？”他说。
我笑了：“不用。”
我付了钱，走出理发店。阳光还是那么亮，我的脸还是斑驳的。
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也许回柳河镇，也许去省城找阿依古丽，也许继续往南，走到海边，走到再也走不动为止。
我只知道，我不想再假装了。
在外漂泊数载，历经荒唐、逃亡、惩罚与醒悟，我突然想回家了。我揣着那张真实的身份证，踏上了回乡的路。
远方传来悠长而悲凉的轮船汽笛声，穿过海风，飘向远方。拖得很长，像一声叹息。
我朝着那个方向走去。
那里有海。
海边有风。
风里也许有答案。
我走得很慢，但没有停。
那汽笛声，像极了我这一生。从逃离到归来，从伪装到坦然，没有终点，只有一场无尽的归途。（20484）
20260414修改于兰香书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