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秀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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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历史剧《太平年》正在热播，它将五代十国的动乱、杀戮与黑暗，将形形色色的权谋、背叛与人心淋漓尽致的展现在世人面前。出人意料的是，历史选择了宋太祖赵匡胤作为终结五代十国的风流人物，《太平年》却选择了“纳土归宋”的吴越王钱弘俶作为历史的切入点。
何以如此？明明史书洋洋万言，从来容不下“投降”二字。明明英雄归处，从来都是“捐躯赴国难”。
自孔子说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自孟子写下“舍生而取义也”，气节，就成为我们民族最硬的脊梁，也成为中国文化最热血的注解。我们背诵太史公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吟诵文天祥的“人生是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崇尚夏完淳的“英雄生死路，却是壮游时”；我们从不以成败论英雄，既喜欢霍去病“封狼居胥”的少年英雄，也悲叹老令公杨业撞死在李陵碑前的英雄暮年；崇祯作为大明的亡国之君，却在城破之际吊死煤山，为大明“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硬气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正因为如此，孔子才会微言大义书《春秋》，历代史官才会秉笔直书，留下褒贬之辞，二十四史才会有赞扬唾弃，民间故事与传说才会有歌颂审判。
君不见后晋石敬瑭甘愿为儿皇帝，将燕云十六州拱手相让而遗臭万年；君不见蜀汉刘禅不战而降，不仅受尽史书奚落，留下“此间乐，不思蜀”的笑柄，更没有资格配享他爹刘备的汉昭烈帝庙。
同样身处乱世，同样偏安一隅，同样不战而降，何以钱弘俶青史留名，成为《太平年》当仁不让的主角和讲述五代十国的历史视角？
其实，一切故事的结局，都在最开始时就埋下了伏笔；一个王朝的命运，也在建国之初就已刻在了基因里。
让我们回到钱弘俶所处的五代十国，回到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大唐末年，朱温篡唐，一句“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如同打开的潘多拉盒子，如同乱世的序曲，此后半个世纪，儿子杀父亲，部将弑主帅，成了家常便饭。短短53年，中原更换了5个朝代、15位皇帝，各地出现十几个割据政权，史书的字里行间充斥着混战、屠城、饥荒、瘟疫、吃人等等令人怵目惊心的字眼。
吴越国，就是在五代十国这样乱世的背景下，由钱镠建立起来的地方割据政权。公元904年，因平定两浙之功，钱镠受大唐册封吴王。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建立后梁，封钱镠为吴越王。权衡利弊下，钱镠拒绝了下属官员“拒梁命”的建议，接受了后梁册封，并开始奉行“尊奉中原、保境安民”的战略。
钱镠在位期间，修建钱塘江海塘、治理太湖流域水利，由是“钱塘富庶盛于东南”；他还鼓励扩大垦田，由是“境内无弃田，岁熟丰稔”。在兵荒马乱，遍地狼烟的乱世，两浙地区遂成为相对安定繁荣的区域，百姓尊其为“海龙王”。钱镠离世前用心良苦，万千叮咛：“善事中原，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他告诫儿孙，无论中原王朝如何更替，无论龙椅上坐着的皇帝姓什么，吴越国始终以中原为正统，忠心事之，以求保境安民。
难得的是，钱家三世五王无一例外都老老实实谨遵“尊奉中原、保境安民”的战略，兢兢业业侍奉着换了一茬又一茬的中原朝廷，无论它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还是后周。不得不说，恰恰是由于钱镠埋下的对于秩序与正统尊崇的伏笔，才使得吴越国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中避免了战乱和百姓流离，延续了江南经济社会的繁荣富庶，且成为五代十国时期最长寿的地方政权，存活了71年。
公元948年，年轻的钱弘俶在刀光剑影中被推上前台，成为吴越国第五任君主。他快刀斩乱麻，诛杀宫变“导火索”何承训，震慑权臣胡进思，迅速稳定了吴越局势。他在位30年，治下的明州港商船云集，杭州城户口从唐末的万户激增至10万户，一跃成为“东南第一州”。北宋苏轼曾在《表忠观碑》中描述钱氏治下的吴越：“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这在战火纷飞的五代十国，无疑是一个奇迹。
公元960年，后周禁军将领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中黄袍加身，建立北宋。
消息传到杭州，钱弘俶主动臣服，立刻遣使北上祝贺。甚至为避赵匡胤之父名讳，去掉“弘”字，改名钱俶。据史书记载，两人的关系很特别—— 超越了君臣，近乎知己。呃，这种话不必深究，听听就好。期间，赵匡胤剑指南唐，钱俶派兵相助；南唐覆灭，钱俶去开封朝见，赵匡胤给他最高礼遇：入朝不拜，剑履上殿，还让弟弟们与他结为兄弟。最让钱俶动容的是，赵匡胤曾把朝中大臣要求扣留他的奏折全部拿给他看，直看得他脊背发凉，一身冷汗。宋太祖赵匡胤这波操作，这种政治上的坦率，真堪比春秋战国时魏文侯以群臣弹劾之书敲打因伐灭中山国而居功自傲的乐羊，与曹操官渡之战后毅然烧掉通敌书信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北宋开宝九年，宋太祖在烛影斧声的历史谜团中突然崩逝，其弟赵光义继位，史称宋太宗。
彼时，北宋统一大势已定，宋太宗一统天下的决心与野心同样蓬勃，钱俶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是顾及一己之利，拼死一搏，让吴越国成为一片焦土？还是俯首称臣，拱手让国，成为洛阳城里的富贵闲人？他面临着一生中最艰难的抉择。
公元978年，钱俶做出最终决定：纳土归宋。当年五月，他上表宋廷，主动献出吴越国两浙十三州八十六县，包括55万余户民众和11万余人的军队，自己则卸下王冠，赶赴汴京，史称“吴越归地”“纳土归宋”。
这是一次没有流血的权力交接，也是史上最伟大的和平统一，没有誓死守卫，战火焚城的悲惨，没有马革裹尸，视死如归的悲壮，更没有史书里常常写到的“千里无鸡鸣，白骨露於野。”在那个城头变换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乱世，钱俶以“投降”给了吴越百姓一个“太平年”。
宋太宗大喜，册封钱俶为淮海国王，其子弟旧部皆被授予北宋官职。后来，钱俶被改封南阳国王，出任武胜军节度使。公元988年，钱俶60岁寿辰，宋太宗遣使贺寿，当晚钱俶去世。宋太宗追封他为秦国王，谥号“忠懿”，并赐以“国君级别”的豪华墓制，将其安葬在洛阳北邙山上的贤相里陶公原。
有宋一朝，对钱氏的礼遇，通过《百家姓》亦可窥一斑，“赵钱孙李”，钱姓仅排在了国姓赵之后。
纳土归宋，按历史宏大叙事，按传统“英雄”基调，钱俶不够“热血”，不够“悲壮”，他明明有一战之力，却没有“君王死社稷”，没有“捐躯赴国难”。可他“不忍以一邦之民陷涂炭”，从而避免了一场必败的战争，使五十五万百姓免于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使富庶江南得以完整地融入了正在崛起的北宋，也使天下万民终于迎来了真正的“太平年”。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时空深处，孟子“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呐喊也余音绕梁，久久不绝。
反观后晋的亡国之君石重贵，他志大才疏，敢对契丹喊出“十万横磨剑”的豪言，却无治国御敌之才；他耽于奢靡，临战昏聩，最终将后晋江山葬送。自己从九五之尊沦为契丹阶下囚，奉献了史上最为屈辱的投降仪式——牵羊礼，被封“负义侯”。北迁途中，他忍辱偷生，却奢靡不改，终在困顿中走完了可悲的一生，成为乱世里一段令人唏嘘的亡国悲剧。
我们太迷恋那些宏大的叙事，迷恋英雄式的悲壮，迷恋强大的力量，忘记了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每一具枯骨都曾是有名有姓，有悲有喜，有父母妻儿的活生生的人。
透过《太平年》再次回望历史，纳土归宋，不是懦弱，而是担当。是钱俶穿透历史的理性，是以苍生为念的仁慈。他深知君王的天平上，一头是权利，另一头是万民苍生。他的选择让我们看见：放下刀剑的智慧，或许比举起刀剑的勇气更为珍贵。
了解历史的黑暗，才能更懂当下和平的珍贵。
编剧刘和平曾说：“历史就是过去与现在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
而历史剧，就是我们理解当下的一面镜子。好的历史剧，从来不只是在讲过去，它是借古人的酒杯，浇今人的块垒。
《太平年》之所以选择钱弘俶作为切入五代十国的视角，选择他成为这部历史剧的一番男主角，就是要告诉世界，顺应统一，纳土归宗，千年钱氏，青史留名；以武拒统，死磕到底，必将是落花流水春去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