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巷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乔迁新居是在满月之后。父亲在我们家的巷子对面的枣林里盖起了全村第一座瓦房屋。墙壁虽然还是土坯的，房顶却已是高高隆起脊背，且覆盖了一层红瓦。那红瓦于一片灰突突的土屋平顶中格外鲜亮耀眼，大有鹤立鸡群的遗世独立和目下无尘的优越风姿。心气高涨的母亲在我刚刚满月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带着我搬离老屋，搬出了家族世代居住的小巷。

窄窄的巷子，坑洼不平，晴天时尘土飞扬，下雨天泥泞难行，扭扭曲曲连着外面的世界和生活。巷子里居住着五户人家，是我自小就熟悉无比、远近亲疏不一的同族亲人。他们每日生活在巷子里，迎接生，迎接死，迎接着月圆月缺和流转的四季，用自己的一生演绎着最寻常的人生。我称呼他们爷爷、伯伯和叔叔，他们则呼唤着我的乳名，看着我和所有的后辈子孙一天不同于一天地长大。每天，他们来往于巷子，出去，回来，忙碌，老去，我不知道他们在忙些什么，可我知道这就是生活。而这条巷子是他们的根，是他们与生活往来的起点和归处。他们从不怀疑人生的价值，也从不问活着的意义。似乎，一切都自然而然。如同我们生命中理所当然亘古存在着的亲人与情感，仿佛世界原本就是这样，我们原本就是一家，生活原本就该是眼前的模样。

我出生的老屋在巷子最深处，老屋建于什么年代，我不得而知，奶奶只说她嫁过来时，老屋就已经在了。老屋和村子里所有的房子一样，青砖为基，然后是一层层土坯垒砌而成。有四间北屋，是所谓的正房。我和奶奶住在西边的两间堂屋里，堂屋正中是一张老旧的八仙桌，东西各有一张更旧的八仙椅，桌子上面放着一条长长的隔几，安放着青花的瓷瓶，瓷瓶里插着鸡毛掸子。隔几上方的墙上平日里挂着水墨的四扇屏中堂，逢年则会换成供奉祖先的年轴。中堂两边的墙上挂着两个相框，照片大多是黑白老照片，照片里有熟悉的亲人，也有陌生的面孔。镜框后则是跋山涉水而来，伯父一笔一划写就的家书。这也是爷爷奶奶心心念念的牵挂和念想。

堂屋的横梁上垒砌着燕子的窝，每年春天他们都会准时从南方回归，穿门入户，衔泥唾液，筑造新巢，养育儿女，呢喃私语里，与人同在一个屋檐下，同栖共生。人们从来不把它们当做登堂入室的闯入者，而是每年等候它们北归，经春历夏，听它们切切私语，看它们进出忙碌，盼小燕子出巢飞行，当它们是久处的朋友。

堂屋门前是奶奶的纺车，奶奶每日坐在那里，盘着她的小脚，慢慢转动手里的纺车，扯出长长的光阴和温暖的岁月。转动的纺车转走了四季光阴，也转走了她的流年岁月。彼时，时间是木心笔下从前的时光，很慢。每日太阳升起，流云变幻，阳光投射到门下，脚边，然后慢慢爬上纺车，再慢慢滑下，地面的光影随之慢慢西移。纺线间隙，奶奶不时瞥一眼地上的光影，移动了一个韭菜叶的距离，然后是一指的宽度，然后是一掌的长度。她没有钟表，她的钟表就是脚下的阳光，那是她用来衡量时间的标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阳光照到堂屋的时间和光影各不相同。奶奶会说冬天的阳光比夏天短了几寸，会说今天的阳光比昨天长了半寸。是的，她的光阴是用寸来衡量的，而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几点几分，也难怪古语里会有“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惜时之说。

东边两间厢房放着奶奶陪嫁的衣橱。有一段时间，我对奶奶和大娘的陪嫁衣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看着她们神秘兮兮地从里面拿东西或郑重其事地往里面放东西，我的好奇心像决堤的洪水般泛滥。探秘的结果是我从一个个橱柜的角落里寻到一枚枚铜钱，上面刻着我不认识的大字。当然，这并不妨碍我将它们做成一枚枚毽子，或将它们挂在风铃上，听它们在斜风细雨中浅吟低唱。流年暗度，我渐渐长大，它们也渐渐不知所踪。从此，两两相忘。

东厢房里还放着爷爷的床。爷爷和奶奶似乎从我记事起就一直分居，他们习以为常，我也理所应当。他们那一辈人对婚姻更多忍耐，更多认命而不会改弦更张。

院子里还有两间东屋，是厨房。土坯垒砌的锅灶连着土坯垒砌的土炕，每到冬天，爷爷便会由东厢房搬至土炕，做饭的余温足以抵抗冬夜的苦寒。灶上有大大的烟囱，伸到屋顶上空，每到夕阳西下，风箱响起，村子里便会升起惹人乡愁的袅袅炊烟。

彼时，村子里目之所及的房子都是土坯房，所有土坯都是自己做的。我清楚记得他们为了盖一栋房子经年累月地忙。大人们拉来一车车的土，用水和成泥，找一块能照着阳光的空地，把土坯模子放在地上，用锨把泥锄到模子里，表面用泥板抹平，虽不说光滑如镜，可也平分整齐。然后把模子轻轻地撤出来，再接着做下一块。土坯做完，放在太阳下晒，晒到一定程度，还要再洒点水在上面，以免土坯晒裂。待到半干时就要把土坯和地面粘连的一面小心分离，换个地方继续晒，直到晒成为止。盖一栋房子所需的土坯甚多，可想而知这是一件多么需要时间和毅力的浩大工程。

土坯房顶上铺着厚厚一层苇箔，苇箔上涂着层层黄泥。打苇箔也是件相当辛苦的事，从集市上买来芦苇，晒干，去头，去毛糙的外皮，然后在院子里竖起几米长的木头架子，用尼龙绳在两边隔十几公分拴一块木头，放上几根芦苇，把两边的尼龙绳交叉一下，再勒紧。如此反复，打好苇箔亦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我曾无数次看到爷爷和父亲站在苇箔前迎来一个个正午，送走一个个黄昏。时光里，他们足够耐心，可以长年累月做一件事，无论是女人们做一双鞋子，还是男人们盖一座房子。

土坯垒砌，苇箔覆盖的老屋冬暖夏凉，能避寒暑，能遮风雨，可如果赶上连绵的阴雨天，就叫苦不迭了。经常是晚来风急，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桶，盆，碗，摆得到处都是，叮叮咚咚，此起彼伏，恰似大珠小珠落玉盘。后来读到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不禁一笑。盼到雨过天晴，家里的男人们便三三两两地上屋顶去修葺漏雨的地方，几乎家家户户屋顶都有人，闲谈笑声里，颇为热闹。只是见效却不大，下次下雨，修的地方不漏雨了，被踩过的地方却又开始滴雨点。一到夏季，几乎所有的房顶都会长出茂盛的野草，一定是修补屋顶的泥里携带了草籽，遇到雨水的滋润，便开始疯长起来。虽是杂草丛生，倒也郁郁葱葱，一派绿草成荫的繁盛景象。

老屋的院子很大，正房门前两棵石榴树，每年五月，石榴花次第盛开，千朵万朵，如火如荼。早有放蜂人早早等候。一时，花间叶下，蜜蜂的嗡嗡之声不绝于耳；树梢枝头，蝴蝶的翩翩身影时隐时现。

院子正中央是一棵枣树，不知长了多少年，枝繁叶茂，枝枝桠桠都漫过了屋顶。记忆中，我们村最多见的就是枣树，家里屋外，墙角屋后，大大小小，棵棵连成片，片片连成林，紧密地挨挤在一起。俗语说“七月十五红一半，八月十五红一片”， 中秋前后正是枣子成熟之时，累累枣子挂满枝头，树枝垂到极低，伸手可及。每到此时，村里便开始出现收购枣子的人和他们的车。看到他们的车，家家户户，准备竹竿，登上树枝、屋顶。一竹竿打下去，枣子如同散落的珍珠，常常捡拾不及。下面提着篮子捡拾枣子的我们通常是公私兼顾，一边捡一边吃，随便吃，尽情吃，有时咬一口觉得不脆不甜，就干脆扔掉。待到手中的篮子变满，就倒进袋子，一个个干瘪的编制袋子渐渐丰韵。最后过秤，换来一叠或多或少的纸钞票。卖之前奶奶和母亲通常都会捡拾出一篮子肉多、个大又没有虫眼的大红枣，放到洗净的酒坛子或玻璃瓶子里，倒上白酒，层层密封。待到过年时便是伺候亲戚和孩子们的最佳零食了。虽是酒枣，倒是吃多少都不会醉。可见，在几个月隔绝风月的日子里，酒和枣酝酿出了另外一种风情和味道。

我出生那年，父亲赶在枣花开放前带着我们搬离老屋，搬出小巷，搬进新盖的瓦房屋。这仿佛是另一个开始，之后的数年里，我的伯伯、叔叔们相继在枣林里盖起新房，搬离小巷。因为盖房子，枣林里一棵又一棵的枣树被砍伐掉，仅剩的几棵很没有生气地挺立着，每年结的枣子也稀稀拉拉地藏在枝叶间，再没有人费心费力去打了。曾经热闹的巷子渐渐冷清，巷子里的人也渐渐凋零，一次次回家，一场场葬礼，一回回哭泣，我送走了一个个或寿终正寝或死于非命的，我的祖辈们、父辈们，眼看着他们的名字渐渐出现在过年时供奉祖先的年轴上。今年正月，大娘过世，小巷彻底沉寂下来，成了一条空巷。后辈们没有人愿意再回到小巷里，一栋栋老屋也在无人的寂寞里坍塌成一堆堆面目模糊的废墟。

走进小巷，走过一堆堆废墟，走过小巷里杂草丛生的一口枯井。这口井，不知存在了多少年，它默默无声地养育着这个巷子里一代又一代的人，从未枯竭，从未干涸，即使大旱之年，它也依然汩汩涌动着清冽甘甜的井水。邻家的哥哥曾在雪天玩耍时不慎滑入井中，却浮在井水上不曾沉下。老人们都说自家的井不会淹死自家的人。他母亲拿着一卷黄纸在井边无比虔诚地祷告酬谢井神的庇佑。对井，我却有种莫名的恐惧，总觉得井下的世界暗无天日。那样深不见底、狭小逼仄、黑暗压抑的地方，不知井神该怎样熬过几百年漫长的岁月。后来，看了《西游记》不禁暗暗替井神庆幸，原来，井下的世界别有洞天，不是我想象般狭小黑暗。再后来，村里人家大多用上了压水井，巷子里的井开始废弃，堆满了干草，井里的水也慢慢不再清澈。不知从哪年开始，井里的水干涸了，在涌动了几百年之后，它寿终正寝。想来，井里的井神也该搬家了吧？不知他去往了何处，又身落何方？当年的巷子又何尝不是一口井，世世代代的人，看着巷子上面的天，过完了一生。

小巷，依然弯弯曲曲，依然晴天时尘土飞扬，雨天时泥泞难行，巷子里的人却都已离去，只有坍塌的老屋，还默默地坚守着旧日的时光，静静地悼念着曾经的人来人往。

人生几番搬迁，人世几番变动，总会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或无心或有意地遗失掉许多东西。旧了的时光，老去的光阴，逝去的岁月，离去的亲人，还有我们生命中的山山水水，他们就这样无声无息，无痛无恙地与我们告别。如今，村里几乎所有的土坯房都被翻盖成了高房大厦，给母亲盖起第一栋红瓦房的父亲也已过世许多年，过往的一切一切都已在时光里消失了踪影。他们的身影会在你某一次不经意的思念里，在你某一个不知所云的梦里，在你惊鸿一瞥的闪念里一闪而过。可是，任你把栏杆拍遍，任你众里寻他，此生都已不复相见。

只是，那一栋红瓦的房子，应该依然伫立在母亲的记忆里，在心灵深处，在光阴深处，闪耀着曾经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