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记

二零零二年腊月十八，广州市钟落潭镇，微雨，湿润的空气中隐约有了年的味道。我蹲在小旅馆的房间里收拾行李，一大一小两个旅行包，被随身物品和土特产撑得像两个鼓足的气球，提起来还能听见搪瓷杯和饭盆碰撞的叮当声。

“回家喽！” 我盘算着广州到无锡的新空调特快的车次，归心似箭。可等我挤上番禺到广州站的公交车，才发觉要实现这 “回家” 的目标，在年底比讨债还难。

溅满泥浆的公交车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蛇形移动，车厢里挤满了和我一样操外地口音的人。蛇皮袋、尼龙包堆了一地，腿短点都跨不过去，我把装有几万货款的小包紧紧地抱在怀里，车窗玻璃凝满了水汽，看不清外面的街景。后边有两个大姐操着四川口音唠嗑，一个说格老子的，今年春运的人比去年还多，鬼晓得买不买得着去成都的票，另一个说都是些莽子，回家过个球年。我心想，你不就是莽子么？

车屁股冒着黑烟，终于在火车站广场前停下。一开门我就被惊呆了 —— 广场犹如盛夏季节的海滩，黑压压地全是人头。临时搭建的帆布棚里，排队买票的队伍绕了几个圈。有人裹着军大衣坐在行李上打盹，有人举着 “求购 X 月 X 日车票” 的纸牌来回走。扩音器里循环播放着 “请旅客们按秩序排队，不要轻信黄牛” 的通知，清脆的女声传不出多远，瞬间被人群发出的嘈杂声吞噬得干干净净。

排了近一个小时的队，终于轮到我，售票员大姐头也不抬地敲着键盘：“你要广州到无锡的票？早就没了，连站票都没了。” 我心里 “咯噔” 一下，又问：“去长沙的票还有吗？到那边我再转车。” 大姐噼里啪啦忙了十几秒，递出一张票：“广州到长沙，站票，今晚七点。”

站票就站票吧，总比困在广州强。

列车门掉了几处油漆，露出底色，像打了补丁的棉袄。我刚进车门就被堵住了 —— 门口堆着几个超大号编织袋，戴红袖章的列车员站一旁骂骂咧咧，两个农民工打扮的中年人正使劲往里拖袋子，豆大的汗珠顺着黝黑的脸颊直往下淌。

我侧身挤进车厢，才明白 “沙丁鱼罐头” 是啥意思。车厢里几乎没有一丝空隙，人贴人，肩抵肩，连转身的余地都没有。

空气中混杂着各种味道：劣质香烟、方便面、汗、脚臭，还有桌上掰开的橘子散发的酸甜气息。两个有座的年轻人在吵架，好像是为了谁占了谁的落脚地，声音越来越大，在动手前被周围人劝住了：“大过年的，有座就不错了，出门在外都不容易。”

我走了好几节车厢，才找到一块很小的空地，把大包塞在腿边，自己靠住车厢壁站着。刚开始还行，两小时后，腿就麻得像不是自己的。想蹲下来歇会，可脚边横七竖八躺着几个人，我生怕膝盖砸到别人的脸，只好在原地直直腰。

夜里十点多，乘务员推着售货小车过来，喊着 “让让，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八宝粥，让让”，小车翘起的头犹如剪刀，人群像百货店的花布一样被慢慢撕开。我花十块钱买了碗泡面，蹲在地上，就着昏暗的灯光狼吞虎咽，滚汤溅在手上，烫得一个哆嗦，反倒把泡面桶抓得更紧了 —— 这是十几个小时里，第一口热乎东西。

凌晨一点，火车终于驶进长沙站，车门刚打开，我就被后面的人推了出去。一个趔趄站上月台，寒气扑面而来。抬头一看，漆黑的天空飘起了零星的雪花，落到地面，眨眼就化了。远处传来火车进站的鸣笛声，像一个得了咽炎的男高音。

我用力拍打着发麻的双腿，突然瞥见对面站台停着一列正喘着粗气的火车。深绿色的车身，在黄色的站台光下有点发黑，像头趴在铁轨上的老牛。让我心头猛跳的是，车身订着反光的铭牌，借着灯光能看清上面的字 ——“长沙 —— 无锡”。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就是它了！

两座站台之间隔着几条铁轨，怎么过去？再不走，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我猛地跳下月台，几步就踩着了坚硬的铁轨，然后踩到了软塌塌的沙子，接着又是铁轨，又是沙子，身后有人在厉声呵斥，我顾不上回头，三步并作两步跳上了对面的车尾。一个站台工作人员正在吹哨，手里挥舞着红旗发信号。

汽笛拉响了，“呜 ——” 的一声。耳朵嗡嗡作响，列车缓缓启动。我还没进到车厢，急得像头疯牛一样，用肩膀顶住尾部的车门，使劲往里拱。

“挤你妈！” 里面有人骂了一句。我顾不上道歉，拼尽全力把自己和行李塞进车厢，脚刚站稳，车门 “哐当” 一声就关上了。火车越开越快，窗外高大的站台柱迅速地后退。我靠住车门，大口喘气，大汗淋漓。

“喂，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的票呢？”

炸雷般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把我吓了一跳，抬头一看，有个穿着铁路制服的男人站在我面前说话，声色俱厉。他四五十岁的年纪，身材高大，肩宽腿长，相貌有点像电影《追捕》里的高仓健。他的制服领口系着风纪扣，帽檐压得很低，用审视的眼光居高临下地盯着我。

我心里一紧，脸上随即漾起讨好的笑：“大哥，您好，我是来补票的，请问在哪儿补票？”我感觉自己的声音在发颤 ——跳月台，扒火车，随便哪一条都够得上铁警请我去喝咖啡。

“高仓健” 斜了我一眼，鼻子 “哼” 了一声，语气仍然硬得像石头：“跟我来！” 说完，转身朝车厢另一头走去，身形笔直，肩膀上的纽扣在昏暗的车灯下泛着蓝光。

这节车厢比我从广州来的那节稍微空点，但也挤得够呛。看到我们过来，有人抬起头看了两眼，又低下头去，大概是见惯不惯了。

“高仓健” 带我走进一扇写着 “乘务员室” 的小门，冲里面喊：“给他补票！”随后走出去带上了门。

房里就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角落里堆着几个帆布包，上面印着 “长沙铁路局” 的字样。桌子后面坐着个中年男人，身形瘦小，穿着和 “高仓健” 一样的制服，但没戴帽子，头发疏得像沙漠里的芨芨草，额上有几道浅浅的皱纹。他抬起头，冲我笑了笑，眼神温和，不像 “高仓健” 那么板正。

“你好，小伙子。” 他的声音像电视剧里的毛主席在讲话，软软地很亲切。

我愣了一下：“你好，现在就补票吗？”

他摆摆手：“不急，先歇会儿。看你喘的，刚上来？”

我点点头，把包放在地上，把屁股坐在包上。我累坏了，从番禺一路折腾到现在，快二十个小时没消停过，浑身骨头都像散了架。他给我倒了杯热水，搪瓷杯上印着 “为人民服务”，杯沿有几个豁口。我也不客气，接过喝了一口，水顺着喉咙下去，心头一热。

“听你口音，不是湖南的？” 他问。

“嗯，江苏无锡的，在广州做点小生意，这不是快过年了，赶着回家。” 我说，“没想到广州到无锡的票这么早就卖完了，只能先到长沙，再想办法中转。刚才在站台上看见这趟车，就赶紧挤上来了。”

“春运都这样，票不好买。” 他叹了口气，“我姓李，叫我老李就行。在这条线上跑了二十几年了。”

“李大哥您好，我姓范。” 我介绍了一下自己。销售跑了一年多了，天南海北的都能聊几句。老李看起来性子随和，我也就放松了警惕，跟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来。

老李说，这趟 “长沙 —— 无锡” 的绿皮车是快退休的老伙计了，最高时速才八十公里，逢站必停，从长沙到无锡得跑近十个小时。现在又是春运期，每个乘务员都很累，就算车厢里挤成一块铁板，他们还得操着大嗓门，像针一样插进去查票，几十年喊下来，没有哪个同事不得咽喉炎的。他妻子是长沙站的售票员，忙起来一个月都见不上一回面。

聊着聊着，龙门阵差不多摆完了，李大哥开始盯着桌上的搪瓷杯出神。过了一会儿，他轻轻叹了口气：“唉，小兄弟…… 我最近心里烦透了。”

我没接话，等着他往下说。

“我娘上个月走了。” 他声音低了些，“七十一岁，走得很突然。办完丧事到现在，一个多月了，我老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干啥都提不起劲。忙的时候还好，一闲下来就特别想她。”

他说，娘是个特别老实的人，一辈子没走出过长沙。小时候家里穷，娘总把好吃的留给他。上夜班回来，不管多晚，锅里总有娘留的热菜热饭。结婚后搬到了铁路系统分配的公房住，娘每周都要坐两小时公交过来，给他送点自己腌的咸菜、晒的辣椒。

“丧事那天，我看着娘躺在那儿，就跟平时睡着了一样，感觉自己像是在做梦。” 李大哥的声音有点发颤，“她前两年总说腿疼，让我陪她去省里大医院看看，我以为是关节炎发了，想等空点再说，结果今年三月......查出来是骨癌…… 。”

我有些同情他，但是我性格大大咧咧，平时连老婆孩子都哄不好，别说安慰一个刚失去母亲的陌生人了。脑子转了半天，突然想起一句以前学过的文言文，随口说道：“李大哥，这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啊。”

李大哥愣了一下，抬头看着我：“小兄弟，你说啥？”

我赶紧解释道：“就是说…… 树想安安静静待着，可风总要吹它；儿女想好好孝敬父母的时候，父母已经不在了。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我说完话，屋里静了好一会儿。李大哥低下头，肩膀轻轻抖了一下。过了几秒，他突然趴在桌上，发出 “呜呜” 的声音，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

我一下子慌了，手足无措地站在那儿。男人哭我不是没见过，我舅舅想念去世的外婆时，对着遗像偷偷哭时被我撞到过；我哥们被女朋友甩了，在酒桌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嚎啕过。可眼前这位，是个素不相识的乘务员，难道我说错话了？

我想递张纸巾，可摸遍了口袋也没找到。想拍他肩膀安慰两句，想想还不够朋友，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只能像根木头似的站着，听着他压抑的哭声，心里既尴尬又有点难过。

过了好一会儿，李大哥抬起头，眼睛红得像只兔子。他从口袋里掏出块叠得整整齐齐的田字格帕子，擦了擦眼泪，不好意思地冲我笑了笑：“让你见笑了，小兄弟。我小学都没上完，快五十岁了，还是头回听见这么句话。你说得对，我就是没尽到孝心。”

“刚才你解释完那句话，我突然就想明白了。” 李大哥叹了口气，神态已经自如，“不是我放不下我娘，是心里一直很愧疚。现在哭出来，反倒觉得敞亮了。”

他看了看表，说：“一点四十五分，你在这儿将就一晚吧。这办公室小是小，总比在过道里挤着强。早上八九点就能到无锡。”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赶紧道谢：“太感谢李大哥了！您可真是帮了我大忙！”

春运的绿皮火车有多挤，经历过的人都知道。别说座位，能找个落脚的地方就算不错。这里，简直就是火车上的天堂。

李大哥打开墙角的壁柜，从里面掏出个塑料小马扎，递给我：“地方小，你就委屈委屈，坐这个歇会儿。”

“不委屈，一点不委屈！” 我接过小马扎，抱着装货款的小包坐下，感觉浑身的骨头都松了，困劲一下子涌上来，眼皮沉得像灌了铅。靠着硬冷的车厢壁，听着车轮“哐当哐当” 的声音，还有外面隐约传来的鼾声、孩子的哭声，很快睡了过去。

迷迷糊糊中，我做了个梦，梦里全是家的模样：妻子在厨房炖排骨，香味满屋；两岁的女儿趴桌上乱画，笔尖沙沙作响；爹妈坐在沙发上，对着电视里的春晚节目哈哈大笑……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人轻轻推醒。睁开眼，看见李大哥站在面前，手里捏着一张火车票。天已大亮，淡金色的阳光透过车窗照进来。

“无锡站到了。” 他把面额十五元的车票递给我，以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小兄弟，不用补票了，掏一百块钱给我就行，拿上这张票，就能出无锡站，咱们以后有缘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