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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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蛰当天，春雷并未如期而至。杏花烟雨中，母亲因为突如其来的腹泻，住进了镇上的医院。
中午，母亲喝完我送来的黑米粥，不能马上躺下，她就将佝偻突出的后背紧紧地抵住床头，尽量让自己坐得着力些。
“你也有白头发了。”母亲注意到了我的鬓角，她像看一个婴儿般的看着坐在陪护椅上的我，混浊的眼睛里尽是怜惜。“姆妈，我五十二岁了，怎么会没有白头发？”“少磨磨夜头，你自己照照镜子，脸上有多少条皱纹？”我正在聚精会神盯着手机，抬起头时，目光恰和母亲相对，母亲眯起眼笑了：“你小时候，雪白粉嫩，照相馆把你的百日照放在橱窗里招揽生意，现在怎么黑得像电视里的李逵呢？”她的记忆力日渐衰退，能回想起来的，不过是些我童年的事情，心里总担心的，是我经常熬夜的坏习惯。这些话，翻来覆去，听得耳朵都能长茧子了。我有些哭笑不得：“姆妈，您今年八十了，少操点心吧，我天天上工地干活，怎么会白呢？您老人家看会电视，让我读完一篇手机上的文章。”母亲长长地叹了口气，说道：“你个老小，真是不让人放心。”
母亲的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自打怀上我，她就没省心过。孕期三十二周例行产检，我的姿势头朝上脚朝下，胎位完全颠倒，让母亲提心吊胆了好一阵子。那是一九七三年，以工分作为考核的特殊年代。尽管母亲的肚子已经显山露水，还是每天跟着生产队长的哨声上下工，拔草平田，开沟修渠，一干就是半天。临盆时，接产医生和之前的产检医生是同一人，她惊奇的发现，我已在娘肚里翻了个身，正了过来。可见辛勤的劳动，真能改变人的命运。
头大如斗，用来形容我的硕大脑袋非常贴切。母亲在避过了胎位不正这一关后，长舒了一口气，还没来得及高兴，紧接着又迎来了老天为我们母子相见设下的第二道障碍——头卡在产道里。医生想了很多办法，都没能将我的大头脱离母体，直至动用冷冰冰的手术刀，伤了母亲的身体，才将我这个血淋淋的肉团抠了出来。
母亲又累又痛，昏昏欲睡，听到旁边的护士说了声：“太费劲了，是个男孩。”于是强打起精神看向我。欣喜的同时，母亲觉得有点不对劲：“孩子怎么不哭呢，难道是个哑巴？”
接产医生经验丰富，不慌不忙，一把将我倒拎起来，用力拍打粉嫩的小屁股。终于，我在吐出了一大滩羊水之后，用一连串嘹亮的啼哭，向整个世界同时也向我的父母，正式宣告了我的到来。
母亲自幼家境贫困，上初中那会又遇上三年自然灾害，饥饿贯穿了整个青少年时期，体质羸弱。父母的结合，更是穷碰穷叮当响。诞下我后，除了家养鸡每天下的一两个蛋外，母亲几乎得不到其他任何营养。
我出生才一个多月，冬天就降临了。白天，为弥补奶水的不足，母亲把她唯一能得到的鸡蛋炖成羹，一勺勺地塞到我嘴里。夜晚，我常常饿醒，喂过奶，嚎啕声仍然不停地划破村庄上空。母亲只能冒着刺骨的严寒起床，打开半熄状态的煤炉，扇风引火，待煤球发了力，把奶锅架在炉上加入水和大米粉，捣成糊状来填我的肚子——否则我能哭得翻白眼。哺乳期内，母亲几乎没睡过一次囫囵觉。
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境内开始推行双季稻，搞三熟制，让原本就一粒汗珠子摔八瓣的农民愈加苦不堪言。几乎同时，社队工业逐渐兴起，有门路或者有技术的社员开始洗脚进厂，今天这个不来，明天那个走人，母亲所在生产队的人手很快捉襟见肘。我尚在襁褓之中，母亲又被叫去参加集体劳动。
中国的农村，第三代在学龄前一般都由祖父母带大。我祖父早已病故，而我祖母，在我出生的第二年，架不住邻镇的小女婿苦苦央求，被请去照顾刚坐月子的小女儿。从此以后，母亲外出劳动时不得不带上我。
到了秋后缴公粮的日子，河对岸的公社粮管所开始热闹起来。
故乡河流密布，水路四通八达。各生产队缴纳公粮，多以船运至粮管所。我们村近在咫尺，仗着人多车多，未费多大力气，很快完成了任务。
忙惯的人闲不住，何况坐在家中天上也不会掉馅饼。歇下来没几天，生产队长就领着社员们去粮管所当临时工扛活，按照以往惯例，干完活直接拿现金，比起年底才能折算成钱的工分要实在的多。
交公粮的船，稻谷都散装在舱里，不加舱盖，卸货靠人用笆斗扛。由于担心下雨后粮食湿了通不过验收，船老大们十分焦急，一个个争先恐后，互不相让。几十艘粮船把河道塞得满满当当，下货反倒慢了。
船上的稻谷并不能直接进粮库，先得卸在河埠的临时堆场上检验。经粮管员测过干燥度，方能评级、司磅、入库。
瘦小、短发的母亲，挤在岸边的男人堆里，穿一身男女通用的草绿色文革服装，脚边是一只和肩膀同时磨毛了的竹笆斗，等着安排活计。不多时，码头上哨声四起，在粮管员的指挥下，社员们排成了长龙，踩着长长的木头跳板，开始从人手不足的大船上卸粮。母亲虽然生在河边长在河边，但从小到大，连最简单的狗刨都没学会，第一次走上晃悠悠的跳板，感觉如同走钢丝，至今提起，仍然心有余悸。
那个年代，普通人家是置办不起婴儿车的。上工前，母亲会把我放进一个养育过几代家族成员的老式站桶里，买上两分钱一只的油酥饼，让我抱着慢慢啃。待卸完一船粮，再来看我。
一开始，这招挺管用，后来我没了耐心，渐渐要从站桶里爬出来了。有一回，竟然跌跌撞撞地走上了码头，小嘴咿咿呀呀，张开双手径直奔向母亲要抱抱。
母亲正扛着七十多斤的一斗谷子，战战兢兢地走在跳板上，身后是不断催促前行的同事，脚下是绿得瘆人的河水，看到岸上穿着红色小棉袄的儿子蹒跚地走向自己，吓得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尖叫。不得不说运气不错，附近正在验货的一位年轻的粮管员，在听到叫声的同时一个冲刺，将离河水只有一步之遥的我抱了回来。
父亲在县国营酒厂上运转班，一礼拜只回来一趟。他是每月能挣三十六元固定工资的正式工，在一众农村户口的朋友里面，算得上鹤立鸡群。虽说干的不过是铲煤和烧锅炉的底层营生，但浑身一股子大男人主义，别说洗衣做饭，就连油瓶子倒了扶不扶还得看心情。
父亲痴迷下象棋，人送外号烂扁担。我三岁那年，邻居家办喜事，祖母和母亲被邀去搓汤圆，家中只剩下我们父子俩。棋瘾犯了，他就抱了我去街口的供销社理发店内看别人厮杀。棋局太过胶着，结束时，我早在等候理发的长椅上睡着了，他没舍得叫醒，直接将我扛在肩上出了门。
乡废品收购站紧邻我家隔壁，是从街上回家的必经之路，偏偏收购站边上的路灯坏了，还扔了一堆废铁在黑黢黢的门前。父亲脑子里仍在盘算着适才的对弈，走路几乎闭着眼睛，不留神拌在铁块上，顿时摔了个大马趴，而在父亲肩头酣睡的我，像一捆稻草似的飞进了废铁堆。
进家门时已近12点，母亲还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看到我满脸的鼻涕眼泪和肿得大腿般粗的小腿，心疼得几乎要滴出血来。她像一头愤怒的护崽母狮，将粗枝大叶的父亲骂了个狗血淋头。我从没见过温婉的母亲发这么大的火，嗓门简直超过了广播里唱红歌的女高音，一时间吓得停了哭泣，睁着懵懂的双眼看着他俩。
母亲将我轻轻搂进怀里，边替我擦泪边问：“儿子，不哭了，你真是个勇敢的男子汉，腿还疼吗？”“姆妈，腿不疼了，就是冷。”我噘起嘴告诉母亲。到家后缩起脑袋一直在挨骂的父亲，此时腾得一下站起来，气急败坏的说：“糟糕，儿子可能骨头断了。我当兵时，见过战友从汽车上摔下来，骨折的地方就是感觉发冷，狗日的收购站害人，现在快一点了，卫生院半夜里也没有骨科医生，得先帮他贴个膏药。”说完，翻箱倒柜的找起他的宝贝麝香膏来。
贴了膏药挨到早上，我越发疼痛难当，去医院检查，当真是胫骨断了。接好骨头打上夹板，平躺在黑乎乎的老床上，伴随着小伙伴们在弄堂里抛铁箍发出的笑声，我百无聊赖地度过了整整一个月。
村里的老中医华爷，是祖父的生前好友。那天上午，我刚去公社医院卸掉夹板，下午他就被祖母请来，要借他多年行医的眼光瞧瞧我的腿，会否留下后遗症。瘦小的华爷跟在祖母后头，走进卧室，摸了摸我的脑袋，掀开了被子仔细地打量。
看过伤处，华爷原本逢人就带三分笑的圆脸突然拉长了许多，说道：“不对，这腿没接好。”祖母有些紧张起来，不过还是故作镇定的强调了一句：“卫生院医生接的骨，不会有问题吧？”
华爷摇了摇头，将我抱起，轻轻地挪到床边的亮光处，指着尚留有夹板印的伤处说：“我虽不是骨伤科医生，但几十年来断手断脚见了不知多少，你孙子夹板都拆掉了，这地方仍然肿得像个馒头，你觉得正常吗？”说罢，伸出一个指头在伤口轻戳，我立刻痛得姆妈姆妈的大声哭喊，连眼泪都下来了。华爷摸着颌下花白的山羊胡子，说道：“这孩子，骨头十有八九被接岔了，就这样坐视不管，绝对会有大麻烦！”祖母和母亲面面相觑，目光都转向了他。华爷沉吟了一番，对我祖母说道：“咱们公社卫生院都是些赤脚医生，靠不住。佩英嫂，事不宜迟。我写个地址，你们去找我的朋友谢金潮，他是江阴县云亭公社卫生院的正骨专家。”顿了一下，朝我的腿指了指说：“祖传五代接骨，谢医生可是江阴县里的一只鼎。”
母亲心中有些忐忑，问道：“老华叔叔，骨头都已经连在一起了，还能怎么办呢？”华爷怕吓着我，凑近了母亲耳边轻声说：“侄媳妇，这孩子骨头要拉断了重接，长痛不如短痛，得抓紧时间，不然日后铁定是个瘸子！”
母亲见我缩在被子里，像受伤小猫般的轻声呻吟，想到才这么小个人儿，竟然还要承受大人都难以想象的痛苦，鼻子一酸，掏出了帕子拭泪。祖母说道：“老华，这不是小事。我们妇道人家做不了主，要等我儿子回来商量，您能抽空来看我孙子，当真是感激不尽。”华爷掏出别在上衣口袋中的钢笔，在糊满旧墙用来抵挡掉落的灰尘的报纸上，详详细细写好了地址，随即向祖母告辞：“你家老范，和我穿开裆裤时就是好朋友，你这么说就见外了。我还要出诊，有事随时可来找我。”
掌灯时分，父亲骑着二八大杠下班到家，在外屋的饭桌上，母亲说起了赴江阴正骨的事。父亲说华爷是个土郎中，眼光未必准确，母亲则认为事关儿子的一生幸福，必须重做检查。两人各执已见，谁也说服不了谁，一顿本该其乐融融的晚饭最终以吵架收场。年近七十的白发祖母坐在灶下发呆，不知该听谁的。母亲铁了心，哪怕靠着两条腿也要带我去江阴。父亲像一头脾气发作的倔驴，任凭祖母大声呼喊，也不肯留下，回厂部宿舍去了。
母亲从未出过远门，平日里更是毫无主见，不过一旦下了决心，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第二天，母亲起了个大早，在灶上焖了一锅山芋和几个鸡蛋，装进网兜。再找了条旧床单，在祖母协助下，将我牢牢地缚在背上。挨到东方发白，一路打听着向江阴境内走去。
那个场景如同逃难，母亲一辈子都忘不了。又瘦又小的她背着三岁的我，一个走得汗流浃背，一个疼得哼哼唧唧，渴了，向路边的人家讨点水喝，饿了，啃几块冷掉的山芋。鸡蛋全进了我肚子，母亲一个也没舍得吃。从早晨到下午，走走停停，约莫六七个小时，才找到云亭公社卫生院。
谢医生诊室的门口坐满了病号，其中一部分是慕名而来的外乡人。母亲顾不得难为情，硬生生地挤上前去，自我介绍说是华爷的侄媳妇，背着小孩刚从堰桥走到。
二十多公里啊！谢医生看了看母亲风尘仆仆的脸，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他将手上的病人交给助手，先替我做了检查，影像显示，表面看起来接好的小腿骨确实还岔着。
谢医生举起胶片，眉头绞成了一个十字：“怎么到现在发现呢？你们那边的医生干啥吃的？如今骨痂都长满了，重接，我怕孩子吃不了这个痛。”接着又摇摇头说：“才三岁的小孩，又不能上麻药，让我怎么弄？”母亲倒是一点都不慌了，语气十分坚决：“谢医生，我来摁住我儿子，您尽管放手干！”
将骨头硬生生拉断的感觉，是一种超出了人类认知能力的疼痛。母亲把我的反抗想得太弱了，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哭喊、撕扯、咬人，将身体拧得像一根天津十八街的大麻花。前前后后，谢医生共叫来了三位护士帮忙，加上我母亲，每人都出了一身汗，才将我死死的按在门诊床上。谢医生一碰我的伤腿，我就哭，我一哭，母亲就抽泣。好不容易挨到治疗结束，她掉的眼泪比我的眼泪还多。母亲背着我走了几十里路，嗓子都哑了：“乖儿子，别叫了，一会儿就好。好儿子，不要扭来扭去，马上就好……”
母亲后来说，带我去江阴重新接骨，是她这辈子做的最艰难也是最正确的一次决定。常人的母亲，只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躯体，但是我的母亲，给了我两次完整的躯体。
我读完手机上的文章，揉揉双眼，站起身直了直腰，膝盖不小心碰到了病床的床沿。母亲正在闭目养神，感觉到了动静，睁开眼来，略带羞涩的说：“阿明，妈有事跟你商量。”“什么事？姆妈，我听着呢。”我瓮声瓮气的声音，在安静的病房里回荡，惹得对床的病人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母亲感觉自己打扰了别人，于是将声音压得很低：“以前，我从未提过老了以后的事，怕触自己的霉头。但是今年满了八十，就没那么多忌讳了。”母亲缓了缓，继续说道：“你抽空回老家打听打听，你爹迁进去的公墓，还有没有空坟，今后，我总有一天会用得上的。我们俩葬在一处，你们清明节时扫墓也方便。”
母亲的语调非常平静，就像平日里吩咐我上街去买一趟菜，我却如同被巨石砸中了胸口，竟然浑身颤抖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