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振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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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长河奔涌不息，其间忠魂与叛影的交织，构成民族记忆中最刺目的光影。提及“北山事件”与南方游击战中围剿项英、陈毅之旧事，龚楚其名便如一道深可见骨的伤痕，刻于史册之上。当其晚年竟得归乡终老，自然引发天地无声的诘问：斯人何颜见故乡明月？又何面对血色土壤下安息的英灵？此问非仅关乎一人一事，实则是历史评价、道德审判与民族记忆的深沉碰撞。于叛徒与英烈的极端对照间，我们乃能窥见忠诚的重量、信仰的纯度，以及历史那冰冷天平上最为严酷的衡量。
龚楚之叛，非一时怯懦，乃信念城池的全面陷落。其早期亦曾披肝沥胆，投身革命洪流，甚至跻身高级指挥之列。然当红军主力远征，南方游击战陷入极端困苦——山林险恶，围剿重重，粮弹两缺，朝夕存亡——理想信念的壁垒最易为绝望的蚁穴所蚀。史料所载，龚楚于1935年之变节，携“机密”投敌，并悍然策划“北山事件”，为虎作伥，诱捕屠戮昔日同志，此实为对过往誓言的彻底背叛，对革命伦理的残忍践踏。其行径非但导致众多忠勇将士如项英等陷入危局，更如毒刃般重创了游击斗争的脉络。这与被围剿的项英、陈毅及其部队在“野菜水煮”的绝境中犹坚持“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的凛然气节，不啻霄壤之别。英烈们以生命诠释了“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的崇高，而龚楚的抉择，却成了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最黯淡注脚，其罪愆，永镌于历史的耻辱柱上。
然则，如此罪愆之身，何以晚年竟得归乡？此问牵涉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与时代选择的幽微处。改革开放后，国家工作重心转移，为团结一切可团结之力，争取港澳台及海外同胞，对某些历史人物采取了相对宽缓的政策。龚楚晚年获准回乡，或可置于此特定历史语境下观之——这更多是一种基于现实考量的政治策略，而非对其个人罪行的道德赦免或历史翻案。然而，策略的“现实合理性”难以轻易化解道德的“情感绝对性”。此举对烈士英灵及其后裔而言，不啻为一种深切的情感刺伤。试想，当叛徒静享夕阳，而忠骨却早已零落成泥，这种物理意义上的“共存”，无疑构成了对“天道酬忠”传统信条的尖锐质疑，令历史的公正性在世人眼中蒙上尘霾。古人云：“赏无功谓之乱，罪无罪谓之虐。”情感的天平在此刻剧烈倾斜，引人深思历史评价中策略与正义的张力。
由此，龚楚其人与英烈们所构成的，正是一面映照民族价值与历史记忆的双棱镜。忠烈如项英、陈毅，虽身陷重围，命悬一线，然其斗争已升华为民族精神史诗的璀璨篇章，他们用牺牲铸就了信仰的丰碑，赢得了“山河千古在，英烈万世名”的永恒追思。而龚楚，无论其晚年境遇如何，在历史的长叙事中，他已永远被定格于叛徒之列，其名与“忠勇”二字绝缘。这种评价的鸿沟，正是历史正义的某种彰显。民族的价值取向在此判然分明：崇高敬仰永远指向那些为国为民捐躯的志士，而鄙夷与警示则留给变节者。然而，“归乡”之事亦警示我们，历史记忆的建构并非一帆风顺，它时常面临被淡忘、被调和甚至被扭曲的风险。守护记忆的纯真，即是守护民族精神的根脉。恰如哲人所思，纪念的真正意义，在于“抵抗遗忘”，在于从过往中汲取方向的力量。
诚然，龚楚的归乡引发如潮愤慨，实乃民族良知与历史正义感的自发宣泄。它深刻提醒我们：物质的安顿或许可源于一时策略，但历史的审判、道德的评断却遵循着更为严苛与永恒的法则。英烈们的牺牲，已然铸就一种超越时空的价值标准——其生命虽逝，然精神永存，照耀千秋；而叛徒纵得苟全，然其名早已在精神的国度里死亡，永遭唾弃。在回溯这段忠叛殊途的历史时，我们最终要守护的，正是那足以区分光荣与耻辱、崇高与卑劣的价值准绳，让忠魂得享万世馨香，让背叛永远承受历史的重量，从而在世代传承的记忆中，汲取那份坚定不移走向未来的勇气与智慧。唯有如此，方能在历史的星河中，让每一颗忠魂之星都光芒永驻，而每一道叛影都沉入永恒的黑暗，这才是对历史最深沉的敬畏，也是对未来最负责任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