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振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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粥在火上，火在灶下。灶是旧式的土灶，昨夜烧剩的余烬还窝在膛底，星星点点，明明灭灭，闪着些微薄的、濒死的红光。我拨开一层轻若蝉翼的冷灰，将一把新柴，枯干的、脆裂的秫秸杆子，探进去。火舌起初是羞怯的，犹豫着舔上来，发出窸窣的、试探的声响。渐渐地，像是得了某种默许，才蓬蓬勃勃地旺起来，映得那黝黑的灶膛一角，忽地有了生暖的、跳动的魂灵。水是早就舀好的，在铁锅里沉静地卧着，先时冰凉的、睡梦般的沉静，被这底火一烘，便不安分了。先是一丝不易察觉的战栗，从锅心漾开，细密的、越来越急迫的涟漪，追逐着，推搡着，终于，有一两个微小的水泡，挣脱了那无形的羁縻，慌慌张张地浮上水面，“噗”地一声，碎了。
这光景，便让我无端地想起“熬”字来。
人说水火不容，可熬煮之事，偏偏是将这不共戴天的两位，逼在一处，教它们角力、撕扯，最终达成一种奇异的妥协。水要沸，要飞升，要化气而去，寻那天上的自在；火却要它留下，要它屈服，要它在自己持久的、无声的逼视下，交出魂魄，交出形骸，交出它那一泓的清浅与傲慢。这便是一场漫长的、沉默的战争。柴禾一寸寸矮下去，化作温顺的灰白；水一寸寸瘦下去，将那蕴藏在深处的，米的精魄，一丝一丝，一缕一缕，温柔地、也是不由分说地，逼迫出来。满屋子渐渐氤氲开一种质朴的、绵长的香气，那是谷物最本分的德行，被耐心唤醒后，弥漫成的安详的云团。
于是，我便在这满室的米香与灶火的微响里，想起了那几位古人。想起了他们漫长一生里，那些比这锅粥的熬成，更艰辛百倍、沉寂千倍的时光。譬如左宗棠。
彼时的左宗棠，怕也如这灶膛里初燃的柴，虽有满腔的炽烈，却也只能在湘阴那清冷的柳庄，做一介“湘上农人”。四十岁的人了，功名不过一举人，三试春闱而不第，这在那个“五十少进士”的年代，本也算不得奇耻，但于他那般自诩“今亮”（当今诸葛亮）的才具与心性，该是怎样的熬煎？我总揣想他负手立于田埂上的样子，看湘江的水，无语北流。他给夫人的信里，自嘲是“绝意科场”，可那字里行间，怕未必没有一丝不甘的涩味。他读农书，研习舆地、兵学，将抱负与郁结，都倾注在那一片乡土之间。那不是隐逸，是蛰伏，是“潜龙在渊”。他将自己当作一颗顽梗的、尚未破壳的谷粒，投进命运的冷水中，等待着那不知何时才会燃起的文火。这一等，便等到了太平天国的烽火烧红南天，等到了那句“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的传奇荐语，才终于等来了那阵将他这锅“冷粥”烧沸的大火。然而，那之前的二十年乡居光阴，每寸都是文火，都是煎熬。没有这煎熬，又何来后来抬棺出塞、收复新疆时，那等喷薄而出的滚烫与浓稠？
由左公，又不能不想到那位曾文正公了。
曾国藩的“熬”，大约是更著名，也更带着些苦行意味的。他一生讲求“尚拙”，崇尚“结硬寨，打呆仗”，这“呆”字里，便有无尽的“熬”的功夫。初练湘勇，与太平军接仗，败绩连连，乃至在靖港羞愧投水，被部下救起。这锅粥，眼看着是要彻底焦糊了。他的法子，说来也平淡无奇，便是“屡败屡战”四字。他在江西、安徽的困顿岁月里，给朝廷的奏章，给同僚的书信，给兄弟的家训，处处可见一个“忍”字，一个“耐”字。那是一种在逆境中，将自身意志锻打如铁的“熬”。他给自己定下“修身十二日课”，静坐、早起、读书、写日记，一丝不苟，风雨无阻。这哪里是闲情逸致？这分明是在用一种近乎刻板的、日常的仪式，来对抗外界的惊涛骇浪，来稳住内心那几乎要倾覆的“锅”。他在日记里，常痛责自己的忿欲与怠惰，那是一个灵魂在文火上，对自己反复的、毫不容情的煎逼。他说：“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这“困心横虑”，便是最苦的一种“熬”。待到后来，湘军围困天京（今南京），两年之久，深沟高垒，断绝接济，硬生生将一座虎踞龙盘的金陵城，“熬”得灯枯油尽。这煌煌大功的底色，竟是如此枯燥而坚韧的、日复一日的围困与等待。他这锅“中兴名臣”的粥，是用无数个不眠的寒夜，无数封忧愤的书信，无数次内心的天人交战，才慢慢地、稠稠地熬出来的。
思绪飘得更远些，便到了那更苍茫的汉末。那位贩履织席出身的昭烈皇帝，刘备。
他的大半生，简直是一部在逃亡路上“熬”着的史诗。从幽州到徐州，从徐州到豫州，再到荆州、益州，他的足迹，在中国大地上画了一个巨大而仓惶的圆弧。投公孙瓒，依陶谦，附曹操，奔袁绍，靠刘表……这辗转飘零的境遇，比之左公的乡居、曾公的困守，更多了几分狼狈与凄惶。他像一捧被时局这锅沸水反复抛起又跌落的米，身不由己，随波逐浪。在新野那段时光，髀肉复生，对酒悲泣，那是一个英雄在无望的闲散中，感受到的最为刺骨的“熬”——不是熬煎于艰难，而是熬煎于无事可做，壮志空耗。然而，正是在这无尽的颠沛与等待中，他“熬”出了那万古不易的声名：“仁义”。这名声，是他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资本。他“熬”着，直到在荆州，等来了那“隆中一对”；他“熬”着，直到在赤壁，等来了那场东风大火；他“熬”着，直到在白帝城，将那一锅终于三分有其一的、滚烫而带着无限遗憾的“基业”，连同枯竭的自己，一并交托出去。他的成功，来得最晚，根基最浅，因而这“熬”的历程，也最显悲凉，最见韧性。他不是在熬粥，他自身便是那锅被命运之火不断熬煮的粥，直至将性命都熬成了历史里一声悠长的叹息。
铁锅里的响动，将我拉回眼前。水已大开，米粒在其中欢快地翻滚、沉浮，将那乳白的浆汁，一层层漾上来。我拿起长柄的木勺，沿着锅边，缓缓地、深深地搅动了一圈。这是熬粥的关键手法之一，为的是防止米粒沉底焦糊，也让每一颗米，都能均匀地领受那水温与火意的浸润。这搅动，须得从容，须得不疾不徐。急了，则粥不能稠，米魂未出；慢了，则恐有粘滞，败了火候。
这一搅，忽然觉得，这柄木勺，竟也有些像历史中那只看不见的手了。
左、曾、刘三人，又何尝不是在各自时代的巨锅里，被一只无形而严酷的勺子，反复搅动着的米粒呢？太平天国的洪流，清末的内外交困，汉末的天下分崩，便是那锅下最猛烈的柴火。而他们自身的选择、心性、德行，乃至他们身边那些如诸葛亮、郭嵩焘、关羽、张飞、赵云一般的人物，便构成了那柄“勺子”的一部分。这勺子，有时是机遇的轻轻一拨，将他们从边缘推向中心；有时是挫败的狠狠一击，将他们打入水底，承受更深沉的炙烤；有时又是他们自己内心信念的、持续不断的搅动，让自己不至于沉沦，让希望不至于板结。
他们都在“熬”里，悟出了各自的“道”。左公的熬，是“霸蛮”的，是“抬棺出征”式的决绝，带着湖湘大地峻急的辣椒气，熬出来的是冲天的不平气与卫土的铁血功；曾公的熬，是“主敬”的，是“修身齐家”式的内省，带着理学夫子克己的韧劲儿，熬出来的是沉郁的中流砥柱与事功的典范；刘皇叔的熬，是“柔韧”的，是“携民渡江”式的悲悯，带着草根英雄天然的粘着力，熬出来的是那面尽管后世争议不断、却始终猎猎飘扬的“仁义”旗幡。
锅里的粥，渐渐稠了。米与水，再也分不出彼此，它们拥抱在一起，融合成一片柔滑的、玉色的膏腴。气泡变得大而迟缓，咕嘟咕嘟的，发出满足的、沉甸甸的叹息。蒸汽顶得锅盖微微起伏，将那醇厚的香，一阵紧似一阵地推送出来，弥漫在空气里，竟是沉实的，有分量的，仿佛可以触摸得到。
火，此刻被我抽去了明柴，只余下灶膛底一层厚厚的、殷红的炭烬。那是火最精华的部分，热度恒久，光华内敛，用它那不绝如缕的温热，继续着最后，也是最精微的“熬”。这时的熬，已不再是激烈的对抗，而是一种绵长的、渗透式的给予。粥的精华，在这近乎永恒的温热里，被彻底地催发、凝练，达到那至为和融的境地。
我想，人的低谷，大约也是如此。起初，是冰冷的困境，是刺骨的“寒水”阶段；接着，挑战与压力如火燃起，人便在剧痛与翻滚中挣扎、蜕变，这是“武火”的猛烈煎熬；待到最艰难的关口熬过，便进入这“文火”甚至“余烬”的阶段。外在的锋芒或许收敛了，激烈的抗争或许平息了，但真正的消化、沉淀、升华，却在这看似平静的、漫长的温热中默默进行。那些彻骨的寒意、灼人的焦痛、翻腾的不甘，最终都在这“熬”的全程里，被吸纳，被转化，成为人格与智慧里，那一份无可替代的、厚实的“稠度”。
左宗棠晚年处理西北军政，那等雷厉风行下的周密老辣；曾国藩晚年看待世变与洋务，那等“寓精明于浑厚”的洞达；刘备称帝后那一瞬，回顾平生流离的苍茫眼神……大约都是这“余烬”阶段，所熬出的最后一点，也是最为澄澈的智慧之光罢。
粥，终于熬成了。
我熄了最后一点火星，揭开锅盖。一团白蒙蒙的、饱含着米脂的蒸汽，轰然而起，扑上眉睫，带着湿润的、熨帖的暖意。锅中的粥，静静地，呈现出一种完美的、毫无瑕疵的安宁。米粒早已酥烂无形，只余下一锅滑腻如脂、温润如玉的浆液，在灶膛余光映照下，泛着淡淡的、柔和的光泽。
盛一碗在手，掌心传来的，是踏实的温热。无须任何佐伴，只这纯粹的本味，便足以抚慰肠胃与心神。入口是绵密的，顺滑的，那谷物的甘甜，一丝丝在舌尖化开，不张扬，却有着直抵深处的力量。它不曾有过菜肴的鲜妍，不曾有过酒浆的烈性，它只是用它全部的历程，告诉你一种关于承受、关于坚持、关于转化的，最朴素的真理。
屋外的风，不知何时停了。夜色像一袭厚重的、吸饱了墨汁的绸子，将天地严严地包裹起来，沉静无声。这无边的、广大的黑夜本身，又何尝不是一只更大的鼎镬，在熬煮着星辰，熬煮着山川，熬煮着古往今来无数如左、如曾、如刘一般，在命运水火中沉浮煎熬的灵魂呢？
我慢慢啜着粥，一口，又一口。那温热从喉间滑下，一路暖到心底里去，仿佛也将那历史的余温，那“熬”的千般滋味，一并带了进去。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里，我守着这一锅粥的完成，如同守着一个微小而确切的启示。
原来，低谷之“熬”，并非被动的忍受，亦非徒然的消耗。它是水与火的博弈，是米与热的交融，是时间对生命最深刻的雕琢与馈赠。熬过去，那生命的粥，便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