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票与盐

是的，见过角票、分票的人都老了。那些纸票子，皱巴巴的，带着汗渍和油腥气，在粗糙的手掌间辗转，买过盐，买过针，买过一捧瓜子，也买过一条命。它们退出了历史，却还活在记忆里。分票是一九五五年三月发行的，到二〇一一年四月一日正式禁止流通，活了半个多世纪。第四套人民币里的两角纸币、一角硬币，到二〇一八年五月一日也停了。只有那印着一九八〇年版的一角纸币，至今还在法理上流通着，只是谁还用呢？街上没人要了，超市找零也不见了，它就像个被遗忘的老熟人，名义上还在，实际上已经退出了我们的生活。

但我是要说更早的时候。要说第三套人民币还哗哗响着的时候，要说一角钱还能买很多东西的时候。

那是一九七〇年代。我要是说一角钱相当于现在的五块到十块钱，年轻人大概不信。可这是真的。一角钱，那时候，能买什么？能买满满一小饭碗的瓜子。卖瓜子的老太太坐在街边，面前摆个玻璃罐子，里面是炒得香喷喷的葵花籽，你用一角钱递过去，她拿个竹制的量器舀一下，倒进你卷好的三角纸包里，沉甸甸的，能磕一个下午。能买两个灯盏糍。那是我们那里的叫法，糯米浆舀进模子里，中间点些萝卜丝或豆沙，搁油锅里炸，出来金黄黄的，像旧时的油灯盏，咬一口外脆里糯，满嘴油香。能买一个咸煎饼，面粉做的，中间薄，边沿厚，撒些五香粉和盐，炸得酥脆，比油条耐吃。能买一碗没肉的米粉。说是米粉，其实就是白水煮粉，上面飘几点葱花，汤是骨头熬的——但也只是“骨头”二字好听罢了，汤里没什么油星。可那会儿吃着，觉得是人间至味了。还能买一节甘蔗，一尺来长，削了皮，咬一口，甜水往喉咙里钻。能买一本或两本作业本，一支铅笔，一个橡皮擦，或者一本小图书——我们叫“小人书”，连环画，几分钱租一回，一角钱能买一本旧的，《渡江侦察记》《鸡毛信》什么的，翻得卷了边，还是宝贝似的藏着。

一角钱还能买半斤多盐。那时候盐是一角七分一斤。你说便宜？可就是这一角七分，不知多少人家拿不出来。还有一包“老鼠屎”——别怕，那不是什么恶心的东西，是一种咸香的小零食，一粒一粒黑褐色的，像老鼠屎那么大，其实是陈皮、甘草、盐和香料做的，酸甜咸香，含在嘴里能化半天。还有盐糖饼，硬邦邦的一块，咸甜交杂，啃一口能喝三大碗水。还有发荚、扣子、针线、牙膏这些日用品，甚至一些药——一包退热散两角钱，可全中国的农民，也没几个舍得买。

我是六十年代末年出生的，经历过那个年代。那不是吝啬，是穷。是真穷。穷到盐都吃不起。

那时候的农村，叫人民公社，下面设大队，大队下面设生产队。社员——就是现在的村民——每天集体出工，集体收工，敲钟上工，吹哨收工。男劳动力一天记十分工，女劳动力也记十分工——可别以为男女平等了，同样是十分，年底分红时男劳力能多分一点，那是默认的规矩。看田水的、粮仓保管员的，记八分。老人、孩子也有口粮分，但只有一半。一年下来，一个工分值多少钱？八分到一角七分不等。就是说，你辛辛苦苦干一天活，挣的钱最多不到两角钱。一个月下来，也就三元多点。一年到头，总收入三四十块钱。

三四十块钱。一年。你想想。

那时候，一斤盐一角七分。一件最便宜的凉鞋，也要一块钱左右。一家光小孩子就五六个，一年到头要穿衣、要吃盐、要点灯油、要买针线，孩子要上学——学费倒是不贵，一学期一两块多钱，可就这一两块钱，多少人家要卖鸡蛋才能凑齐。你说吃得起盐吗？许多人吃不起。你说穿得起鞋吗？许多人穿不起。大人光着脚下地，孩子光着脚上学，脚底板磨出厚厚的茧，冬天冻得裂开口子，血渗出来，就那么走着，跑着，笑着。不是他们不怕疼，是习惯了。就像非洲那些穷苦农村的孩子一样，光着脚在泥地里奔跑，眼睛里还有光。那光是天真，是还不懂什么叫命运。

一个人一年四季，也就两三条好裤子。我说的“好”，是不太破、不太旧、补丁不太多的意思。绝大多数人的衣服都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一件衣服，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穿到后来布都糟了，手一撕就开，可还是穿着。冬天没有棉袄的人家多了，把几件单衣叠着穿，风一吹照样透心凉。我记得有老人说，那时候最怕冬天，不是怕冷——冷是当然冷的——是怕没柴烧。山上的草都被割光了，树根都被刨出来烧了，家家户户的灶膛里烧的是牛粪、稻草、枯叶，冒出来的烟是青的，呛得人流泪，可那点热乎气，就是一家人的命。

知道以前的人为什么那么喜欢过年吗？不是因为热闹，是因为只有过年才能有新衣服穿。而且不是每个孩子都有——孩子多的，老大和最小的才有新的，中间的只能捡哥哥姐姐的旧衣服。只有过年才能吃上肉。平时一个月没见过肉腥的农民，起码占三分之二。全国都一样，不分南北。两广地区——广东、广西，说起来算是富庶的地方了吧？可过年也只吃得起萝卜炖猪肉。再好一点儿的，加几根面条。那已经是殷实人家了。

那时的农民，一年到头在土里刨食，可粮食不够吃，瓜菜代是常事。红薯、南瓜、萝卜、野菜，掺在米饭里一起煮，米饭只占一小半。孩子们放学回家，掀开锅盖看看，嘟囔一句“又是红薯饭”，可还是吃得很香。不是真的香，是饿。真饿的时候，什么都香。

我写下这些，不是要诉苦。每个时代都有它的艰难，只是艰难的样子不同。我是想说，那样的日子，有人过过，而且过了很多年。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苦的几代人。他们年轻的时候，国家穷，日子苦，什么好东西都没赶上。等到日子好起来了，他们老了，有的已经不在了。

许多人没享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就去世了。

今天是清明节。我写下这些文字，是想纪念他们。那些在贫穷中挣扎过、在苦难中坚韧过、在黑暗中仍相信天亮的人。他们是我们的祖辈、父辈，是我们血脉的来处。他们弯着腰、光着脚、饿着肚子，把一个虽然贫穷但却有希望的明天交给了我们。

没有他们的艰苦奋斗，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这是真的。不是套话，不是口号，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你去看那些年的档案，看那些年的统计数字，看那些年的老照片，你就知道，从那样低的起点，走到今天，是多么不容易。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让这么多人摆脱了贫困。没有哪个政党，敢对几亿农民说：我会让你们吃饱饭、穿暖衣、让孩子上学、让老人看病。然后，他真的做到了。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没有今天的幸福家园。

这也是真的。

今天，世界并不太平。打开手机，天天能看到战火的消息。炮弹落在居民区，孩子们蜷缩在废墟里哭，母亲抱着死去的婴儿，眼神是空的。人们在边境上逃亡，冒着严寒和酷暑，去一个不知道能不能收留他们的地方。炮火连天，流离失所，死伤无数。而我们呢？我们坐在家里，吹着空调，刷着手机，点着外卖，看着那些远方的苦难，叹一口气，然后继续刷下一条。

不是我们冷漠，是我们离那样的日子太远了。远到我们觉得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事，远到我们忘了，我们的父辈，也不过是几十年前，才从那样的日子里走出来。

幸福来之不易。和平来之不易。

清明的雨细细地下着，像那些年落在田埂上的雨一样。只是当年站在田埂上的人，很多已经看不到了。他们的坟在山坡上、在田边、在公路旁，有的有碑，有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土包，长满了草。后人来祭奠，烧一沓纸钱，放一挂鞭炮，摆几样供品，磕三个头，说几句保佑的话，然后转身走了。青烟散去，山坡又归于寂静。

可我想，他们不需要什么保佑了。他们活过、苦过、爱过、恨过、忍过、熬过，他们把该扛的都扛了，该撑的都撑了，然后把一个更好的世界留给了我们。这已经是他们能给予的全部。

我们每一次回望，每一次念及，每一次在清明时节想起他们，都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一角钱的故事已经讲完了。那些角票、分票，躺在收藏册里，躺在记忆深处，躺在历史的尘埃中。可它们所见证的岁月，那些吃不起盐、穿不起鞋、过年才能吃上一顿肉的岁月，不应该被忘记。不是为了记住穷，是为了记住是怎么从穷里走出来的。不是为了诉苦，是为了知道苦之后还有甜。

今天的一角钱已经什么都买不到了。可今天的一角钱，和当年的一角钱，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刻着贫穷、忍耐、挣扎，一面刻着改变、奋斗、希望。

风从田野上吹过，庄稼沙沙作响。那些光着脚在田埂上奔跑的孩子，如今已经是老人了。他们的脚上穿着舒服的鞋，他们的口袋里装着够用的钱，他们的碗里有肉，他们的衣柜里有不止两三条裤子。他们偶尔还会说起从前，说起一角钱的瓜子、两角钱的退热散、一角七分一斤的盐。说起这些的时候，他们眼里有泪光，但嘴角是笑着的。

那笑里，有沧桑，有满足，有一代人用一生换来的答案。

清明节，纪念祖先。纪念那些在贫穷中把脊梁挺直的人，那些在苦难中没有倒下的人，那些把苦都吃完了、把甜留给我们的人。

今天的幸福，我们替他们享了。今天的和平，我们替他们看着。

窗外雨停了，云开了，阳光照进来。手机里，世界依旧喧嚣，炮火依旧轰鸣，可这个角落是安宁的。有人在厨房里做饭，锅铲碰着铁锅，叮叮当当地响。孩子在客厅里写作业，铅笔在本子上沙沙地走。猫趴在窗台上，眯着眼打盹。这些平常到不能再平常的画面，就是他们当年所梦想的、所奋斗的、所盼望的。

他们没有说出来的那句话，我替他们说了：

值得。

诗曰：

七律·清明忆苦思甜

当年一角值几何？盐重半斤泪眼多。

光脚泥途求学路，补衣灯影度蹉跎。

红旗卷去三冬雪，白发迎来万户歌。

今日清明花似锦，青山无语立斜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