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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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郭宪伟
韩城有司马迁祠墓，这着实出乎我的意料。
那天从京昆高速驱车去京津，路过韩城，快到黄河边时，蓦然瞥见“司马迁故里”的标牌，令我既惊且喜。《史记》读过若干次，只记得司马迁是夏阳人，并不知晓夏阳在何处。华夏二十四史中，《史记》堪称冠冕，太史公乃我五体投拜之史圣，今日偶遇，岂可错过，赶紧下高速，无论如何要实地拜谒一下。
一
韩城古称龙门、夏阳，隋朝时，以春秋时晋封功臣韩万采邑于兹地，是为韩侯国。隋代改称韩城。韩城地处关中平原与黄土高原的交汇地，濒临黄河西岸，自古为兵家必争的咽喉要地。 两千多年前，史圣司马迁即诞生于此，其后也安详于斯。
清明时节的渭北韩塬，春阳煦暖，黄土沟壑的轮廓已然分明，“风追司马，史记韩城”的字牌赫然立于塬上。这是韩城人在昭告天下：此地乃太史公司马迁之故里。
韩城有司马迁祠墓，建在芝川镇，如今这里被打造成了一个阔大的景区，除了司马迁的巨大铜像屹立其中外，还有以十二“本纪”为题材的几组大气磅礴的群雕。但是，这些并不重要。能引起我灵魂震荡的是那道枕山之梁，黄河边上的悬崖——太史公魂灵栖息之地——司马迁祠墓。
穿过广场，远远地望见一列古建筑临岩而立，似一神龙静卧山梁。跨过芝秀古桥，是一条名叫“韩奕坡”的韩城至长安的古道，据说已有3000多年历史了，古朴粗粝的肌理间，凹凸着西周的历史印记。缘古道穿过“文史圣域”石坊上行，数步之后，便见一古朴的木质牌坊，上有“高山仰止”四字。我知道这是太史公取自《诗经·车辖》，用来赞美孔圣人的诗句，如今反被建坊者用作礼赞太史公之词。山门“汉太史司马迁祠墓”的匾额在日光下泛着包浆的暗色，仿佛一道时空闸门，跨进祠堂，便是与两千年前那个忍辱负重的灵魂互望，和一代史圣虔诚对话了。
二
司马迁祠墓依“韩奕坡”一侧的山崖而建，其形如一个城堡，屹立在孤梁之上，又似一枚历史的印章，钤于天地相接处。整座祠堂石基石阶，砖墙灰瓦，斗拱梁柱，古朴陈旧，祠堂的悬山顶如史笔平直端正。司马迁祠始建于西晋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初由夏阳太守殷济建了石室，此后历经宋、元、明、清等朝代多次修缮和扩建，形成了如今的规模。祠墓由四层高台层递而建，以九十九级石阶相连，既暗合太史公九九八十一难的人生劫数，亦是引领拜谒者一步步走向司马迁精神世界的阶梯。
登临其上，极目远眺，顿感天地尽收眼底，云蒸霞蔚气象万千：东望，黄河如金龙奔腾；西眺，梁山苍茫似黛；南瞰，古魏长城如巨蟒蜿蜒；北观，芝水如玉带飘绕。这种罕见的地理形胜，在风水家眼中是“山环水抱”的上佳之地，在文人心中，则是太史公吞吐千古的胸怀写照。
太史公墓冢在最高一层的祠院之后。
我很奇怪，这墓冢与其他古墓形制大不相同——圆筒形状，上为锥形伞状穹顶，青砖覆就，有八卦砖雕镶嵌，状如一个典型的蒙古包。看了介绍，才知道此乃元代忽必烈敕命修葺的。元人有游牧民族的认知和审美准绳，如此修冢倒也符合历史真实。令人惊异的是冢上一棵古柏虬枝盘曲，分出五个参天枝丫。有游客说这寓意“五子登科”。我听后不以为然，俗气了。毫不夸张地讲，这恰似太史公托起千年风霜的不屈脊梁。
三
走进献殿，目光在碑林、塑像与文字介绍间急切游走，心中泛起层层波澜。光影斑驳间，那个清瘦而坚毅的身影仿佛从竹简中走来。
司马迁生于夏阳西汉时期的史官世家，其父司马谈，是以天文历法和史籍编纂为主要职责的太史令。司马迁幼而好学，少年游历天下，“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曾奉命出使西南，略定巴蜀、邛、笮、昆明。其后又随汉武帝出巡西北，参与巡狩、封禅之礼。淮阴城下，他揣摩韩信胯下之辱的隐忍；汨罗江畔，他凭吊屈原投水的孤忠；曲阜杏坛，他感受孔子遗泽的温热；朔方关隘，他聆听李广箭矢的弦惊……这些万里足迹，早早为《史记》播下了血肉的文字种子。
元封三年（前108年），他接任太史令，承父遗志，“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为撰写《史记》开始着手准备。太初元年，他奉命与阆中人落下闳等人共同主持修订历法，改“颛顼历”为“太初历”，以五行推演天命，定汉为土德。彼时的他，已胸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宏愿，欲将百年遗文、千年人事、四海风物熔于一炉了。
然而世事无常，天威难测。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兵败降了匈奴，朝廷震惊，满朝噤声。唯有司马迁仗义直言李陵降胡或迫于无奈，并非真心，必寻机会报答汉朝。这斗胆一辩，顿时惹武帝龙颜大怒，立即被判处腐刑——那是比死更残酷的诎体受辱之刑。诏狱之中，他虽然血肉模糊，男人尊严尽碎，却于绝望中听见父亲临终的嘱托在耳畔回响：余死，汝必为太史，勿忘父志！在生与死的天平上，他想起“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这些成大事者，不惧其辱以及在艰难困苦之中，发愤著书的事。于是他面对极刑而无愠色，毅然选择了“隐忍苟活”，以完成宏大心愿。
站在太史公塑像前，我似乎听到一个振聋发聩的声音：“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不仅是太史公的生死观宣言，更是对历史人物价值的终极评判。
好在汉武帝并未对他一棍子打死，司马迁出狱后，汉武帝任命他为中书令。虽然在世人眼中，“闺閤之臣”的称号让他如芒在背，然正是这具残缺之躯，迸发出震古烁今的力量。白日上朝，恪尽职守。夜晚秉烛，他将宫刑的剧痛熬成墨汁，将世人的白眼铸为笔锋。在陋室寒窑里，他熟读国家典藏，整理世代遗文，订正古籍讹误，爬罗剔抉，刮垢磨光，访耆旧、考遗迹，“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历经13载寒暑，青丝成雪，洋洋洒洒五十二万余字的《太史公书》（即《史记》）终成——一部以热血为祭，生命为祀的不朽史诗。
四
《史记》煌煌一百三十篇，上起始祖黄帝，下迄西汉武帝，跨越2600年时空，浩浩汤汤，若长河奔涌。它开创纪传体先河，以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体交织，帝王将相与游侠刺客甚至货殖商贾，共列青史，绘就一幅“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壮阔画卷。其笔下有项羽垓下的悲歌，有陈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有刺客豫让“士为知己者死”的烈性，更有对刘邦流氓无赖、诛杀功臣的揭露，对汉武帝的穷兵黩武、酷吏严苛的鞭挞……一支史笔雄深雅健，捭阖纵横，写战场则金戈铁马声裂帛，写悲情则愁云惨淡凝于笔端，写人物则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写事件则起伏跌宕波诡云谲……历史的骨骼被太史公赋予了血脉的温度。
《史记》是我时常捧读之史书，说爱不释手也不为过。然每次读后总有一个疑问，华夏二十四史，《史记》是最先写的，然，其后二十三史，无一能出其右，即使是被史学家公认写最好的《汉书》《后汉书》和我的乡友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亦仅堪与之比肩，然终须列于《史记》之后。我在想，百代以降，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这个原因应该有多种，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司马迁的这枝如椽之笔，是蘸着血泪秉笔直书，以生命与灵魂写就的正直。他那“不虚美，不隐恶”的著史观念和传统，使中国史学在品质塑造上攀越了划时代的高峰。
很喜欢鲁迅先生“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句空前绝后的赞语。
五
祠墓园静谧，唯闻松涛呜咽，似太古回响。
我在冢前肃立，凝视那方朴拙的坟茔和“汉太史司马公墓”碑字，眼前浮现的，是蚕室中血肉模糊的身影，是油灯下颤抖却坚定的手腕，是竹简上每一道力透纸背的刻痕。他承受了人类尊严最极致的剥夺，却以惊人意志将耻辱淬炼成照耀千秋的精神火炬。松风掠过耳际，仿佛听见太史公的叹息与浩歌交织。
内心告诉我，此刻，需要有仪式感。
平生上不跪天，下不跪地，唯跪父母的我，今日立于墓前，面对不朽灵魂，有一种冲动直顶脑门，必须破例，行最高拜谒礼：我双膝跪地，双手合十，额头轻触凉彻石板，恭恭敬敬磕了仨响头。
这一跪，跪的是太史公忍辱负重的坚韧；跪的是他秉笔直书的勇气；跪的是他“通古今之变”的卓识——一部《史记》，成为其后的二十三史不可逾越的圭臬和后世文史学家效法的典范。
我知道，今天在这里跪拜的并非一座坟茔，而是一个在至暗时刻点燃自身、照亮人类精神长夜的不朽灵魂。他的《史记》，早已化作文化基因，融入每个中国人仰望星空的眼眸；他的风骨，如芝川不息的流水，永远涤荡着后来者心中的尘埃。
离开时，我仿佛闻到衣襟沾满竹简汉字的沉香。
回首祠墓，它如一座精神的灯塔屹立在历史的悬崖边，照亮远方。
我知道，韩城一跪，此生已拜过最高的山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