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宪伟
在文学创作中,我总觉得,散文是最贴近“人”的文学。它不似小说需构筑虚构的迷宫,亦不像诗歌要在音韵格律间腾挪意象,它更像一场坦诚的对话——是我与世界的倾谈,与文字的私语,亦是我与内心的呢喃。三十余年的创作生涯,约三百五十万字的笔墨铺陈,我始终在践行一个朴素的创作观:文学的根,扎在脚下的土地里;文学的魂,藏在日常的烟火中。
我偏爱“行履”二字,它不是走马观花的游历,而是带着体温的触碰,是用脚丈量的创作起点。
明代的董其昌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脱去胸中尘浊,构筑精神意境,成就卓越艺术。此乃“知行合一”的精准诠释。读书是根基,为思想赋予深度;行路是淬炼,为知识赋予生命。司马迁二十岁时就遍游华夏,终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徐弘祖少年即立下“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的游历大志,足迹丈量名山大川,从而写就奇书《徐霞客游记》,还有郦道元、马可·波罗、余秋雨……他们都是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典范。世人皆知,文章是案头山水,山水是地上文章。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相辅相成,才能成就不朽华章。
读书,是门槛最低的高贵,行履,则是门槛最高贵的修行。我不是孔夫子说的那种乐山乐水的仁者、智者,但却总喜欢用双脚去丈量博大的地表,喜欢用眼睛去寻觅山水的生命,更喜欢用心灵感受大自然跳动的脉搏。我曾在大凉山的村落里与毕摩聊信仰崇拜,在川西高原与康巴汉子切磋藏舞,在酥油灯下听老阿妈讲雪山的故事;也曾在江南的雨巷里徘徊,乘运河里的乌篷船摇曳,看青石板上的积水倒映着粉墙黛瓦;还在洞里萨湖为水上人家哽咽,在普吉岛上听当地人讲人妖们的生存辛酸……这些用脚步丈量过的土地,用眼睛捕捉过的细节,后来都成了散文里最鲜活的血肉。
窃以为,这是以书为帆,以行为舟的文墨践行。
有读者问我,如何让文字有厚重感?我的答案很简单:去走,去看,去共情。你要蹲下来,和田间劳作的老农聊聊今年的收成;要停下来,听巷口的阿婆讲她年轻时的故事;要坐下来,和青年男女探讨情感的碰撞……那些带着泥土气息的方言,那些藏在皱纹里的悲欢,那些融在眼泪中的故事,都是文学最珍贵的素材。我始终相信,没有行履积累的创作,不过是空中楼阁——看似华美,却没有扎根于泥土的力量。
如果说行履是创作的起点,那么“回响”就是文学的归宿,也是用笔记录下的人类精神共鸣。我写《东方的庞贝古城》,不仅是为了记录一座遗址的沧桑变迁,更想追问:在时间的长河中,人类文明究竟留下了什么?我们又该如何与历史展开对话;我写《拜谒一个不朽的魂灵》,不仅是追述司马迁撰写《史记》的过程,更是表达对他忍辱负重、正直敢言、秉笔直书和家国情怀的崇高品质的敬畏;我写《邂逅一场都市里的油菜花开》,并非想回归农耕文明,而是想探索现代社会中人们如何与环境和谐共生,唤醒内心那份与自然亲近的童真;我写百岁老母亲发压岁钱的场景,也不只是描摹家庭的温馨,而是想传递一种信念:亲情,是对抗岁月洪流最坚韧的纽带……
文学的本质,是“人学”。它要写人的喜怒哀乐,写人的欲望与挣扎,写人的渺小与伟大。我始终避免在散文中堆砌华丽辞藻,更不愿撰写那些脱离生活的空洞抒情文字。真正能打动读者的文字,必定带着真诚的温度——它可能是一个细微的动作,一句朴素的话语,甚至是一阵风吹过麦浪时发出的轻响。假如在《遥远的乡音》《菜市场里》《钣碗里的冬与春》里,读者在文字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感受到了相似的情绪,文学的回响便产生了。
如今的社会,物欲的洪流似乎冲淡了文学的底色。有人说,现在的人都在刷手机,不读书了,写散文还有意义吗?这是一个在物欲时代如何坚守文学坐标的重大课题,很难用三言两语阐述明白。我只是觉得,越是在这样的时代,文学的价值越显珍贵。它是我们精神的栖息地,是对抗浮躁的一剂良药。没有文学的生命定然是苍白的。当你在喧嚣尘世中陷入迷茫时,翻开一本散文集,那些沉淀于文字间的思索,那些隐匿于字里行间的温暖,便会如一束光,照亮你内心的幽谧角落。
于我而言,写小说和散文的日子,很累,却是最踏实的日子。每当我坐在书桌前,敲动键盘,仿佛就能与古今中外的作家对话,与生活在不同时空的人们共情,与那些跳动的字节共鸣。我始终记得孙犁先生说过的话:“散文的写作,是一种诚实的劳动。”这份诚实,是对生活的诚实,也是对内心的诚实。这种诚实的劳动,定然会获得丰硕的收益。
这本《行履与回响》,是我近几年创作生涯的一次回望与总结。里面有我走过的路,见过的人,经历过的事,也有我对文学的思考与坚守。我不敢说这些文字有多深刻,只希望它们能像一阵风,吹过读者的心头,留下一丝浅浅的回响——让你想起某个被遗忘的生命瞬间,忆起曾经涉足的人文胜景山川河流,或是重新审视身边的烟火日常。
毕竟,文学的意义,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在寒夜中,为心灵带来的一丝温暖;在平凡日子里,为精神守住的一抹亮光。
一一2026年2月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