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州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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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宗（湖南）
油烟机轰鸣作响，老周把一盘宫保鸡丁送到出菜口的时候，也顺手擦了擦汗。手指上有油渍，汗没擦掉，反倒把眼睛糊住了。
他转身回到灶台边。六号桌酸菜鱼、八号桌干煸豆角、十二号桌毛血旺，外卖平台又跳进来的三份订单。午饭高峰过了之后，但周六人还是特别多。
老周在这家川菜馆已经工作了八年。他颠坏了七口炒锅，磨破了十几双防滑鞋，静脉曲张就像蚯蚓一样爬满小腿。厨师长换了三任，老板也换了两任，唯独他在灶台前一直坚守。不是因为他能干，而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去做。后厨的温度达到了三十六七度，在冬天还可以忍受，夏天简直像蒸笼。油烟机三天两头就会堵住，维修师傅说要换掉。老板说，再撑撑。
撑。老周最会撑。
鱼片滑入沸腾的汤中，酸菜的呛味混合着辣椒的焦香飘进他的鼻腔、喉咙、肺里。他患有慢性咽炎，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嗓子就感觉像是有砂纸卡在里面一样干痒。医生说要远离油烟。他笑了笑，远离油烟之后用什么来供给儿子上大学？
手臂上星星点点的烫伤疤痕，新旧交替。滚油溅到手腕上后，他甩了甩手，用水冲了冲，又开始炒菜。晚上回家的时候，老婆看到那串水泡就流下了眼泪。他说没关系，当厨师的谁没几个烫疤？
干煸豆角下锅后，油烟更重了，辣味呛得他咳了两声。旁边的墩子小刘也咳嗽起来，骂道，操，这破油烟机。
老周已经习惯了很多东西。每天站上十二三小时，两条腿到了下午就胀得发沉，右手腕有腱鞘炎，阴天时痛得拿不动锅铲。他在后厨角落里放一瓶醋，时不时喝一口，并不是因为喜欢酸味，而是胃不好。常年吃饭不规律，胃溃疡就找上门来，用醋可以压住胃酸，这是他自己的偏方。
毛血旺出锅之后，浇上一勺热油，滋的一声，红油翻滚起来，麻辣的味道四溢而出。小刘又咳嗽了，配菜的阿姨也咳嗽了，老周的眼泪被呛了出来。他用袖子擦了擦之后，把菜端到出菜口。
手机震动了一下。儿子发来消息：爸爸，本月生活费还没有发。
他看了看日期，二十号。该打了。一个月给儿子三千元，房租一千五百元，老家房贷两千三百元，老婆在服装厂挣四千元，他自己挣七千元，每个月剩下的只有几百元。儿子学的是建筑，还有两年时间。他常跟儿子说，好好学，将来坐办公室工作，不要像你爸爸一样一生都在灶台边转来转去。
他回：明天打。忙。
儿子回复：好的，注意身体。
注意身体健康。他把手机塞进兜里，苦笑了一声。怎么注意？炒菜时要吸入油烟，颠锅要用右手硬扛，站一整天都要用膝盖支撑着。去年体检的时候除了咽炎、胃溃疡外还查出了高血压。医生说要吃低盐少油的饮食。他差点笑出声来。他是厨师，每天都要尝菜，尝的是高盐高油的口味。菜刚出锅的时候，他就舀一点汤汁送到嘴里尝一下，咸了淡了全靠舌尖判断。一天下来他要试吃五六十道菜。盐、油和汤汁一起进了他的肚子里。
外卖订单又跳出来三份。鱼香肉丝、宫保鸡丁。他把锅烧热，加油，滑肉，炒配菜，调味，勾芡，一气呵成。出锅前尝了一口，咸中带辣，没有问题。宫保鸡丁也尝了下，糊辣荔枝味，也没错。
但是他的舌头越来越不灵敏了。刚入行那会儿，他可以尝出一道菜用了多少克盐，现在只能尝出大概。味蕾被高温和辛辣磨钝了，有一次做咸了菜，客人退回来，厨师长骂了他一顿。他没有辩解，只是说自己的错。他知道不是失手，是舌头真的不行了。
三点左右的时候，午餐高峰已经过了。油烟机关闭后只剩下排气扇发出嗡嗡声。老周擦完灶台之后，走到后门外面，在台阶上蹲下来点了一支烟。五元一包的红梅，价格便宜，劲头大。后巷很窄，对面餐馆的泔水桶散发着酸腐的味道，混杂着烟味。他没有在意。
他想起二十年前刚开始学徒的时候，师父是五十多岁的老人，手上有很多疤痕，炒菜时经常咳嗽，似乎要把肺咳出来。师父五十多岁就去世了，得的是肺癌。当时他认为五十岁还很遥远。现在他已经四十八岁了，离师父走的那一年也就差了几年。
他掐灭烟头之后站起来，膝盖发出了嘎吱一声。四点半，晚饭的高峰期就到了。他系上围裙，把调料罐检查了一遍。盐罐快空了，他舀了两勺加进去。味精也少了，添上。糖罐也加了一点。
五点的时候，传菜的小姑娘在窗口喊：三号桌水煮牛肉，七号桌辣子鸡，五号桌麻婆豆腐——
他把水煮牛肉的底料舀进碗中，铺上一层薄薄的牛肉片，再浇上热油。油烟机又开起来了，轰隆隆地往上抽，抽不干净的就盘旋在后厨里，附着在天花板、墙壁、灶台以及他的皮肤、毛孔、肺叶里面。
他咳嗽了一声，接着开始炒第二道菜。
一个孩子的学校
天没亮，老陈就醒了。
他摸黑穿好衣服，推开宿舍门，山风扑面而来。他往厨房走去，往灶膛里塞了把干柴，锅里添上水，舀了小半碗小米，淘了倒进锅里。
四十二年了，他在望村小学教了四十二年书。
最早的时候，学校有三百多个学生，六个老师，热热闹闹的。如今整个学校就剩下一个学生——陈丫。这些年，望村的年轻人像约好了似的往外走，学校里的孩子就像退潮的水，一年比一年少。老师也一个一个地走了。最后一个老师走的时候是五年前，红着眼睛说，陈老师，你也走吧，这山沟沟里还能教出什么名堂来？
他没走。他说，还有两个孩子呢。
一个孩子叫石头，后来也被他娘接走了。石头走的那天，抱着校门口的老槐树不肯撒手，哭得眼泪鼻涕糊了一脸。从那以后，学校就只剩下陈丫一个人了。
教育局的人来过，说撤点并校是政策，望村小学该撤了。老陈不说话，领着人家去看教室，课桌擦得干干净净，课本整整齐齐码在桌角。他又领着人去看操场，旗杆笔直，国旗每天早上照升不误。最后他领着人去看墙上贴的奖状，从一九八三年到去年，一张挨一张。他说，学校在，这个村子就在。学校没了，村子就真的没了。
来人沉默了很长时间之后说，陈老师您再坚持一下。
每天早上八点，他就去敲老槐树下挂的一口铁钟。陈丫揉了揉眼睛推开了院门，书包在背上一颠一颠的。
语文、数学、英语、科学——所有课都是他一个人上的。没有学过英语，就跟着电视里的教学节目一句一句地学。数学是他最拿手的科目，一道题讲三遍不行的话就讲五遍。因为科学课上没有实验器材，他就带着陈丫到山里去认草木、辨石头、看云识天气。
最难教的就是音乐。他五音不全，省吃俭用买了一台旧录音机和一盘磁带。在上音乐课的时候他就放磁带，叫陈丫跟着唱。
去年冬天的时候，陈丫问他山那边是什么样子？山那边还是山。那么山的另一边呢？是城。陈丫没有说话，低着头，手指头绕着书包带子一圈一圈地转。他能感受到陈丫内心的想法。村里出去的人回来时，穿的是城里人的衣服，说的也是城里人说的话，陈丫的眼睛里满是羡慕。
老陈那一夜没有睡着。他坐在窗前望着黑黢黢的大山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他想起自己十八岁从师范毕业时，背着铺盖卷走进望村的情景。四十二年过去了，他依然还是原来的样子，山还是一样的山，村子也还是那个村子。
开春的时候，镇上来了通知，说望村小学下学期正式撤并，陈丫要转到镇中心小学去住校。老陈拿着那张通知看了很久，折好放进抽屉里，没有跟陈丫说。
日子照常过。早上敲钟，上课，中午给陈丫做饭，下午上课，傍晚送陈丫回隔壁的院子，晚上批改作业。作业只有一份，可他批改得比三十份还认真，每个错字旁边都工工整整地写上正确的，最后在页脚画一个笑脸。
山上的野杜鹃开了，红得像火。老陈带着陈丫去山上采了一束，插在讲台上的罐头瓶里。陈丫说，陈老师，等我长大了，我要当老师，像你一样的老师。
老陈鼻子一酸，赶紧转过身去。
他从柜子底层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一沓照片，都是他和学生的合影。最早的一张是黑白的，上面是一九八三年的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衬衫，站在一排土房子前面，身边围着一群泥猴似的孩子。他把照片一张一张铺在桌上，从黑白到彩色，从年轻到苍老。他盯着那些照片看了很久，然后小心地收好，压在枕头底下。
七月，全镇统考，陈丫要到镇中心小学去考试。老陈借了一辆三轮车，天不亮就出发，骑了四十里山路把陈丫送到考场。他在考场外面的树荫下坐着等，太阳从东边挪到西边。考完最后一门，陈丫跑出来说，数学最后一道大题做出来了，就是昨天他讲的那种类型。
回去的路上，陈丫坐在三轮车后面，叽叽喳喳说着镇中心小学的楼好高，操场好大。老陈在前面蹬着车，一声不吭，后背的汗把衬衫湿透了。上坡的时候他蹬得很慢，一寸一寸地挪，他想让这条路长一点，再长一点。
不久，成绩出来了，陈丫考了全镇第三名，数学满分。老陈拿着成绩单，站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教室只有一张课桌，一块黑板，黑板上写着他昨天刚抄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他把成绩单贴在教室门口的墙上，旁边就是那张撤点并校通知。然后他走到老槐树下，仰头望着那口铁钟。钟绳在风里轻轻晃动，他伸手拉住，用了很大的力气，敲了一下。
钟声在山坳里回荡了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