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州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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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兰花开
◎ 陈继桐
风刚拂过巷口，邻居家院里的那棵白玉兰，就悄无声息地开了。没有绿叶衬着，光秃秃的枝桠上，一朵朵洁白的花儿挨挨挤挤，昂着头，迎着暖阳，素净又端庄。风一吹，淡淡的清香便漫过院墙，飘到我家院子里，也飘进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这花，是春天最早的信使，也是我心里，最思念老爸的念想。老爸离开我们整整十五年了。又是一年清明，玉兰花开得正好，我像当年老爸那样，静静望着这一树繁花，眼泪不知不觉就湿了眼眶。
爸是个粗人，一辈子土里刨食，但除了庄稼人特有的憨厚与朴实，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农民。他对花花草草从来不感兴趣，就是院里种的菜，都从来没很精心打理过，对这些只供观赏的花卉，向来是不上心的，更别说去留意过谁家的花了。唯独这棵白玉兰，成了例外。
时候，爸身体还硬朗，每天出门干活，或是晚上出去遛弯，每次经过西院门口，总会不自觉地停下脚步，站在墙根下，抬头望着院里的玉兰。不说话，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看，眼神温柔得不像平时那个风风火火、手脚不停的汉子。呆久了，邻居看见，笑着喊他进屋坐会，他也只是摆摆手，笑笑，说：“不用不用，就看看这花。好看。”
我那时还小，不懂爸为何独独偏爱这棵白玉兰。他一辈子没读过多少书，不懂文人墨客笔下的花情雅致，也说不出什么赞美花的华丽词句，可就是这素白的花，能让他停下匆忙的脚步，驻足良久。后来我慢慢长大，读懂了老爸的一生，才明白，这花里，藏着他一生的苦，也藏着他心底不曾言说的温柔与向往。
老爸的命，是苦的。三岁那年，没了娘五岁，爹也走了，小小年纪，就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那时候家里穷，哥哥姐姐们也还小，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他是吃着大娘的奶水，靠着哥姊妺拉扯长大的。没有父母的疼爱，没有温暖的港湾，小小年纪就尝尽了人间的冷暖，看遍了世态炎凉。
可就是这样坎坷的身世，却养出了爸自立自强的性子。他从不怨天尤人，也从不向命运低头，骨子里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他聪明，又肯吃苦，学东西瞻眼就犯，庄稼人做过的营生他几乎都会:年轻时当铁匠，抡起大锤，火星四溅，打造的农具结实耐用，十里八村的乡亲都来找他；后来又无师自通成了厨师，过油肉、扒丝白果更是一绝，办喜事摆宴席，都爱请他去掌勺；木匠傢式也样样齐全，打家具，做对箱，都像模像样，做出来的桌椅板凳，方方正正，结实又好看。
老爸还写得一手好字，毛笔字、钢笔字都苍劲有力，特别是左手写反字，几乎不用思考，信手拈来。过年，村里谁家要写对联、春条，都会来找他，他从不推辞，铺纸研墨，一笔一划，写得认认真真。更厉害的是编顺口溜，张嘴就来，都是些接地气的话，劝人向善、说些家常理短，逗得大伙哈哈大笑，也把日子里的苦，都揉进了那些通俗的词句里。
爸为人实在，心眼好，一辈子都在默默帮衬别人。谁家有困难，只要喊他一声，他二话不说就去帮忙，从来不求回报，不图感激。村里的老人提起他，都夸他老实厚道；邻里街坊说起他，都说他是个难得的好人。他一辈子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可就是这份朴实、这份善良，刻在了每一个认识他的人心里。
这样一个苦了一辈子，又拼了一辈子的人，心里装着的，都是生活的琐碎与沉重，却唯独对这棵白玉兰，有着别样的深情。我想，老爸喜欢这白玉兰，大抵是喜欢它的素净，不张扬，不娇媚，在寒风里孕育花苞，在春风里静静绽放，就像他自己，一生平凡，一生隐忍，却始终挺直腰杆，活得踏实，活得清白。
爸一生没享过什么福，小时候吃苦，长大了为家庭操劳，为儿女奔波，把所有的苦都自己扛，把所有的好都留给家人。他天生倔犟，从不会说什么暖心的话，可他的爱，都藏在行动里：是雨天里撑来的一把伞，是饭桌上夹来的一口菜，是熬夜为我们做的小椅子，是默默为家里撑起的一片天。
这样一个倔犟自强的汉子，终究没能抵住病痛的折磨，在他67岁的那个春天，离开了他苦难的人间。
每到春天，玉兰花开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他站在墙根下看花的模样。那时候的他，卸下了生活的疲惫，抛开了一生的辛劳，眼里只有这一树洁白，心里或许是难得的平静与安稳。
如今，又是清明，春雨淅淅沥沥，润得玉兰花开得愈发娇艳。花瓣洁白如玉，花香清浅淡雅，风一吹，轻轻摇曳，像极了老爸温和的笑容。我站在老地方，仿佛还能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穿着朴素的衣裳，静静站在墙下，抬头望着花，眼神温柔，岁月静好。
十五年，弹指一挥间，老爸的模样，早已刻在我心底，从未远去。这棵白玉兰，年年岁岁如期绽放，玉兰花开，恰如我对老爸的思念，年年岁岁，如约而来。
小宋屯的老房子
◎ 孙新发
千百年来老百姓的共识。拥有自己的房子甚至比拥有自己的土地，更能让人拥有归属感。在很多大城市，即使你收入再高，但如果是租房子住，你就没有当主人的感觉。
一、对面屋
我亲身经历建造的第一个房子就是小宋屯的老房子，那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我6岁的时候。
父母是地道的山东人，结婚后闯关东，辗转了几个地方，最终落户到大连市新金县普兰店镇小宋屯。我被留在山东莱阳的爷爷家，一直到6岁才来到普兰店，跟在父母身边。
父母在普兰店没有自己的房子，多年来一直寄居在一个亲戚家的“半个房子”里。之所以叫“半个房子”，是因为在一个三间的平房里住了两家，房子东西两侧是两间卧室，中间是一个灶间，两家人各用一侧，在东北俗称“对面屋”。“对面屋”两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生活起来还是挺不方便的。父母最终决定盖一间自己的房子，竟然是因为我馋。我们“对面屋”那家，条件还不错，总做好吃的，而我家永远是饼子和碴子，萝卜条子和白菜帮子。粗茶淡饭，清汤寡水满足不了我正在成长的身体。于是每当开饭的时候，我总是没皮没脸地甜嘴巴舌地
瞅着“对面屋”的锅，瞅得人家实在不好意思了，就会盛一点点给我。父母觉得非常丢脸。于是在我又一次厚脸皮蹭了人家的一小碗豆腐之后，父母终于做出了决定，即使再困难也要盖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第二天父亲便向信用社“贷款”300元，开始了我家盖房子的大事业。
二、房场
1981年7月的一天，父母带我来到一个山坡的空地上，山风呼呼地吹着，夹杂着夏季里燥热和蛙虫的鸣叫，母亲用粗糙的手指头在虚空里画了一个圈儿，难掩喜悦地对我说：“儿子，这里，以后就是咱们的家了！”
这个空地就是大队上批给我家的房场，也就是宅基地，位置和尺寸在红本本上有记录并盖了红章。
房场位于一座山的半山腰上，这座山从山脚下到半山腰都被开辟成了住宅，我家的房场就坐落在最后一排，后面直接就靠着山，是这个山头地势最高的人家。我家要盖的是东北农村最常见的那种三间平房。
三、脱坯
虽然那个年代钱当钱花，但对于盖房子这种大事件来说，300元无异于杯水车薪，可无奈当时只能贷款这么多，这还是找人做了保才贷出来的，为此母亲忍痛把攒了一个多月的笨鸡蛋送了出去，所以盖房子的材料一切从简。
盖房子的主材是石头和土坯，石头主要用来建造地基和外承重墙，而房子内部墙壁用的全都是土坯。
石头是请工人上山用炮打出来的不规则石块，倒是比较方便。而土坯的制作就很有讲究了。土坯相当于现代建筑中的红砖。那个年代红砖挺贵的，家里肯定买不起，所以就决定用土坯。关键这“脱坯”过程是纯手工的，也就是说盖房子的几千块土坯，都要靠父母一块一块地手工给“脱”出来，这可是一个大工程。
父亲从挺远的山上拉来一种粘性很强的黄土，卸到一个地势平坦的地方，分成了几个稍小些土堆，用铁锹在上面扒拉出一个坑，倒上水，再撒入一些稻草，然后用力地搅拌，很快就成为一堆非常黏稠的胶状土，类似于现在的混凝土。母亲拿出一个能有一尺半见方的长方形木头格子放到平坦的地方，父亲铲了一铁锹黏土放进木头格子里面使劲压实，母亲用“泥抹子”把格子上面多余的土去掉，再左右来回抹几下，黏土表面就平整了，然后轻轻地小幅度地左右晃动木头格子，轻轻地往上提，直到完全脱离黏土块，这样，一块漂亮的土坯就成功地“脱”出来了，等晾晒干透，就可以使用了。
“脱坯”绝对是一个技术活儿，首先这个黏土就要搅拌得充分而细腻，里面不能有干土疙瘩，稻草分布要均匀，这样成型的土坯就会结实而有韧性。黏土放进木头格子里面必须压紧压实，否则土坯会松散。脱模的时候必须用巧劲儿，轻且快，不能碰坏土坯的边角，最后一定要晾干晒透才行。
我陪着母亲一块一块地脱着坯，已经干透的泥坯被码成一垛一垛的，仿佛一道长城。
我实在干不动了，就坐在旁边的草垛上看着母亲干活。太阳渐渐西沉，将母亲的身影拉得很长，
让我感觉母亲一下子高大起来。母亲劳动的时候很认真，心无旁骛，手就像机器一样，灵活而细致，土坯一块块整整齐齐，仿佛列队的士兵。夕阳沉到了山后，西面的天空就被烧成了一大片橘红色的彩霞，铺满了半边天，美得仿佛是上帝精心描绘的油画，却正好成了母亲挥汗如雨的背景。每当回忆起来的时候，总感觉画面是那么静美。
四、扎把子
石头和土坯解决了，之后就要解决“檩子”和“把子”的问题了。所谓“檩子”就是横在承重墙之间的木梁，主要用于支撑起屋顶。所谓“把子”就是横在“檩子”上面的被扎成的捆状的高粱秸秆，是屋顶第一层覆盖物。把高粱秸秆扎成捆的过程叫作“扎把子”，在“脱坯”之后我能参与的最重要工作就是“扎把子”。
扎把子的时候，首先要把高粱秸秆去掉叶子，然后理成手臂粗细的小捆，为了让把子结实，每隔10厘米左右就要用麻绳缠绕几圈使劲儿勒紧扎好，快捆到末梢的时候再续上新的秸秆，这样就可以不断延长。我那个时候力量小，能做的主要工作就是给父母递麻绳。看着旁边堆得像小山一样的“把子”垛，感觉新房子距离自己越来越近。可我却不经意间发现母亲的手上全是被麻绳勒出来的口子和水泡，有的水泡破了，水泡里面的水和伤口里面渗出来的血融合到了一起，模糊成了一种虾酱的颜色，有的伤口里面还扎着高粱秸秆的硬硬的外皮，看得我心惊肉跳，可是母亲仿佛没有感觉似的，一刻不停歇地劳作着。她咬着牙，腮帮子鼓鼓的，面部有点狰狞，双手使劲地勒着麻绳，手背上的青筋爆出，仿佛一条条挣扎蠕动的蚯蚓，随着最后一个绳结系好，母亲一直咬着的牙一下子松了下来，面部也恢复到我熟悉的亲切模样，只是那双被血汗浸泡到模糊的双手，让我现在想起来依然心惊肉跳。
五、上梁
工程很快到了“上梁”环节。“上梁”就是安装屋顶最高的一根中梁的过程，是北方盖房子最关键的环节。
上梁头一天晚上，母亲蒸了很多小小的馒头，父亲买了一些糖果，装了满满的一大“土篮子”。
上梁一般都选在早晨，寓意着朝阳初升的好兆头。大工头站在房顶上，手里拎着昨天晚上母亲准备好的装满小馒头和糖果的土篮子，傲然地看着下面，仿佛一个要阅兵的大将军。下面院子里挤挤挨挨地站着来看热闹的亲朋好友，都齐刷刷地仰头看着他，目光里透着热切，大声喊叫着，希望大工头可以把糖果馒头撒到自己这边来。随着工头的一声大喊：“上梁啦！”，立刻鞭炮齐鸣，彩屑漫天！工头用那粗糙的大手从篮子里一把一把地抓着馒头和糖果向人群扔去，人群马上随着他抛投的方向涌动起来，仿佛有一支无形的指挥棒指挥着他们。大人孩子都开始满院子抢那些馒头和糖果，满眼都是那种寻宝的劲头和开心的样子，就像过年一样。与此同时，屋顶上的工人把房子最重要的也是最粗一根横梁抬起来安到了最合适的位置上。而抛撒在院子里的小馒头和糖果都被抢拾得干干净净，绝对不会少一颗，抢到的人就开始喜气洋洋地享用起来。这个上梁仪式才算告一段落。
北方的房梁用材一般以杉木和松木为主，而我家用的是榆木梁。因为榆树在我们当地比较常见，价格也相对便宜。另外用榆木做梁，还有讨“余粮”的吉利口彩之意。
六、碱泥
房梁布好之后，工人们把我们辛苦扎起来的“把子”紧密地排列在梁木之上，再用铁丝与梁木固定在一起，房顶的第一层就算完成了。房顶第二层覆盖物是“碱泥”。所谓的“碱泥”就是当地海边盐碱稀泥。“碱泥”干透之后会很结实，耐腐蚀。抹房顶的时候要中间略鼓，两侧低一些，这样下雨的时候房顶不会存水。房顶抹完晾干之后，还要铺上一层“油毡纸”。“油毡纸”是用动物毛或植物纤维混合制成的黑色厚纸坯，浸透沥青晾晒而成的，有油性也有韧性，是那个时代农村盖房的主要防水材料。“油毡纸”层的上面还要每隔一定距离就压上一块石头，防止风大的时候把油毡纸吹开。
七、竣工
房子竣工那天，母亲站在门口上下左右打量了好久，满眼的欢喜，门口榆树上的几只喜鹊很应景地“叽喳”“叽喳”地欢快叫了几声。
“儿子，跟妈进去看看咱自己家！”母亲把“自己家”几个字咬得很重。
母亲拉着我的手，很有仪式感地迈过正门的门槛，走进了自家的厅堂。
当母亲的脚步第一次踏踏实实地踩在正屋的地面上的时候，我明显地感觉母亲拉着我的手紧了一下。我知道母亲那是激动的。
“这些壁（bi 三声）子你可不能使劲碰哈！”母亲用手摸着房间之间的墙壁很严肃地对我说。
“为啥不能使劲儿碰呢？”我很好奇地问道。
“因为这些墙都是用土坯垒起来的，而且只有一层，不经碰，碰大了就塌（ha 一声）了。不像别人家是用红砖垒的。”母亲似乎有点不甘心地回答道。
母亲的这句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以至于后来每次坐在炕上，我都不敢靠在墙壁上，总担心一使劲儿就会靠倒了。
抬头往上看，棚顶是裸露的榆木房梁和崭新的高粱秸秆“把子”，但我总有一种好像没有完工的感觉呢。
“等糊上报纸就会好看了！”母亲好像知道我的感觉似的。
那个年代，报纸是墙面和棚顶的主要装饰物，堪比当今的壁纸，我的知识很多就是从糊墙的报纸上得来的。
房子的主体结构母亲还是很满意的，毕竟只花了300元，想要更高的标准也不可能。
八、盘炕
房子主体结构完成之后，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做火炕。
火炕是北方人生活起居和取暖的主要场所，可以在炕上吃饭、聊天、睡觉，过日子的很多家伙什也都放在炕上，所以北方人有一句经典的话形容最让自己满足的生活，那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东北人对待来客最高的礼遇就是“来，快脱鞋上炕！”做火炕的过程就被称为“盘炕”。
母亲对“盘炕”非常重视，重视到甚至信不过村里的盘炕匠，她要自己亲自盘！盘炕是讲究技巧的，母亲善于琢磨，她盘出来的炕特别好烧，烧起来弥漫着一股泥土的清香。炕热起来快，凉得却慢，而且热的时候连炕稍都会热乎乎的。于是，这铺暖乎乎的大炕，成为冬季里我们家人最温暖舒服的港湾了。
九、屋里漏雨
房子虽然是新的，可毕竟是一个简易的所在，所以住进去的时候，有一种状况困扰我很久，每当发生的时候我的心情就会很糟糕。
房顶只是用“把子”、碱泥和油毡纸覆盖而成，防水性能非常差。每当外面下大雨的时候，屋里就会下起小雨，眼看着棚顶糊的报纸一点点地被洇透，从一个点迅速湿透扩大成一个大圈，然后雨水就滴了下来，母亲就会赶紧拿来一个盆在下面接水。紧接着另外一个地方也开始滴了，母亲就马上再找一个盆接，雨大的时候，盆根本就不够用，于是地上的漏点就可以先被忽略，主要接炕上的漏点，尤其是被褥上面的一定要接，要是被褥被淋湿了就麻烦了，会好长时间干不透，而那个时候可没有多余的被子。漏雨如果发生在白天还好一些，要是发生在后半夜，那可就遭老罪了。有好几次我都是被滴在脸上的雨水浇醒的，醒来的时候发现被子已经湿了一大片，而父母则是在手忙脚乱地忙到处找盆接雨。我只能蜷缩在一个不漏雨的角落里，沮丧而忐忑地看着这慌乱的一切，困意袭来，我想睡又不敢睡，一晚上都在不安中度过。等第二天雨过天晴，所有的盆都撤下去了，仿佛昨夜啥事儿也没有发生似的。只是抬头看看棚顶，那一圈一圈的未干的洇渍提醒着我昨晚的忙乱并不是一个梦。
十、晨起看窗花
虽然有心情糟糕的时候，但更多的是开心的事。晨起看窗花就是其中一件，我把这个叫作寒冷凝结出来的浪漫。
老房子的窗户就是那种单层的木框窗，一扇窗户上有三个正方形格子，镶着单薄的单层玻璃，其他季节还好说，每到冬天的时候，窗外的风就穿透窗框和玻璃之间的缝隙肆意地吹进来，发出呜呜的声音，无情地稀释着屋里单薄的暖意。每当这个时候，父亲就会找一些报纸裁成一寸左右宽度的长条，然后再用面粉打一锅浆糊，把报纸条一条一条沿着窗户楞的缝隙给贴上，俗称“溜窗缝”。这基本上就不管用，屋里依然会很冷，把手放在玻璃上会立刻感受到指尖上传来的刺骨的冰凉。
冬天的东北，外面都是零下20来度的温度，炕头的温度在后半夜就会消失殆尽，附着在冰冷的玻璃上那点可怜的热乎气，随着深夜的到来，很快就被以各种姿态随意地凝结在玻璃上，却不想成就了一种北方孩子独有的浪漫体验。早上起床的时候，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披着厚厚的棉被趴在窗台上，欣赏每一个窗格上的冰窗花，边看边感叹大自然的神奇。
每一个窗格都会凝结出一幅完全不一样的图案，图案或者很漂亮或者很壮丽，有的仿佛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有着不同叶子的各种植物纵横交错地生长着，有的仿佛一片广阔的大草原，近处是清晰的甚至可以看清叶脉的青草，远处则是一望无际，地天相连……每一次我都会在窗台上趴很长时间，任凭父母喊我几次都不动地方。我的思绪就在窗花上飞翔，飞得很远很远，仿佛就融入了窗花里面的世界。那个时刻我是开心的，快乐的，没有屋里漏雨的烦恼，没有吃不到肉的惆怅，只有快乐在心间流淌。后来慢慢长大，我看过好多名家画作，总觉得哪个也没有小时候冬天的大手在我家玻璃上画得好。
十一、流淌的时光
从6岁住进来到搬家离开，我们在老房子住了20多年的时光，老房子伴我从懵懂稚嫩的少年，成长到热爱生活的青年，老房子里充满了我成长的记忆和时代的印迹。
在老房子里，我度过了12年的寒窗苦读，度过了没有课业负担、放学满山跑的童年，度过了放学帮父母喂猪喂鸡、寒暑假上山割草、国庆前后没日没夜帮忙秋收的少年时期，经历了生产队向家庭承包制的过渡年代，经历了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确立，经历了初中我拿到全校第一个“状元奖”的高光时刻，经历了成为那个山头的第一个大学生，从而让父母挺直腰板做人的荣耀时刻，也经历了高考并轨第一年学费突涨的尴尬时刻。最关键的是我们经历了跟父母兄弟在一起的幸福快乐时光。这时光里有母亲语重心长呕心沥血的谆谆教导，有父亲起早贪黑劳作养家的千般辛苦，有我高三那年不管多早起来总有母亲已经给我做好的饭，和不管多晚下晚自习都有母亲给我在锅里留好的菜……曾经的艰苦，如今却成了我的与众不同的历练。
十二、到底什么是家
在省城成家之后，我一直想接父母过来，可是父母一次次地拒绝了，理由是舍不得这个老房子和老邻居。其实我知道他们是不想给我添麻烦。于是我只能在每个节日，带着妻儿赶回去看他们。每当走近村口，远远地看到半山坡的老房子，心里就会特别踏实，继而会升起一股激动，是那种久别重逢的感觉。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把父母接到身边来。
机会终于来了，前几年老房子所在的地方要动迁了，我赶紧在我家小区附近买了一套一楼的房子，从我家走路过去只需要5分钟。房子是二手房，我将屋内装饰全部拆除后，按照父母的习惯重新装修。父母不习惯住床，我就把两个房间全做成电暖房。父母不习惯用液化气，我就把厨房全换成电动厨具。父母平时闲不住，总喜欢摆弄点菜地，我就在南面给他们开辟了一个小园子，担心他们从屋里接水出来浇菜不方便，我就把水管直接延伸到了户外。
搬家之前的那个晚上，母亲站在老房子前虔诚地祷告，感谢老房子为我们一家人提供了生活起居遮风挡雨的场所，感谢老房子为我们家所有人的成长做出的贡献。我给老房子多角度拍摄了照片，珍藏起来，我知道我们家每个人都会时不时地想起这座充满温暖和回忆的的老房子。
父母住进了新家感觉很不错，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漏雨，也不用担心玻璃冬天漏风，更不用抱柴烧火，也不用养猪养鸡满身是味了……不忙的时候我总能过去坐坐，陪他们聊聊天，过年过节我再也不用急匆匆地往回赶了。我总是笑着跟朋友说，是我给了父母一个家。说完，我突然感觉一震，感觉哪里不对，仔细一想，猛然醒悟，其实并不是我给了父母一个家，而是父母在哪里，哪里才是我的家，我所有的平安和温暖，都来自他们在我的身边。时代的浪潮，把我们推到了今时今日，我们在感叹物质丰富、生活优越的同时，曾经的艰苦岁月却在脑海里沉淀如金，历久弥新。我非常感谢父母在那段岁月里的努力坚持，用单薄的肩膀和朴素的品质，支撑着我的成长之路，让我少年时光沉重但丰满、艰苦却历练，成为我今生的财富。我更感谢党和国家的政策，努力地以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为己任，不仅让我们度过了那个艰苦的年代，而且让我们生活得越来越有质量，越来越有获得感。
小宋屯的老房子，仿佛是一道斑驳的时代烙印，既历经了风雨和时间的洗礼，又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和发展，更是承载了我们一家人无数次的午夜梦回，以及团聚时候的深情回忆。
小宋屯的老房子就是用亲情和时光凝结成的一个中国结，摇曳在每一个人的心头上，无论何时何地，每当看到这个中国结，我的内心就会温暖起来。
歌从边陲来，再唱小白杨
◎ 郭升良
我踏着木栈道，喘着粗气，登上了巴尔鲁克山。著名的小白杨哨所矗立在山顶，明堡、暗堡、堑壕……无声地告诉我们，这是个牢不可破的堡垒。营房旁边长着大大小小三代四棵白杨树。最大的一棵胸径要2人合抱，30多米高，如同一个威风凛凛的大将军。树皮上刻着一代代哨所卫士的名字。看着，看着，我的耳畔无由地响起一首军旅老歌：“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儿深干儿壮，守望着北疆……”
塔斯提河在巴尔鲁克山下流淌。“伊塔事件”发生那年，苏联特工策动边民叛逃，5.6万人，30万头牲畜，被裹挟到国外。塔城地区40万亩耕地被撂荒。江苏支边青年，兵团工2师12 团火焰山化工厂女工孙龙珍响应号召，加入 “三代”（代耕、代牧、代管）工作队，边生产，边站岗，戍守在祖国的边防线上。
我出生的1969年6月10日，牧工张成山放牧羊群误走苏联单方面认定的争议区——巴尔鲁克山小白杨哨所对面，塔斯提河畔一块三角形地带。张成山反应过来，急忙上前拦阻羊群。一名苏军士兵，骑着顿河马跑过来，蛮横地将张成山抓捕。张成山的呼救声惊动了不远处的兵团战友。尽管怀着孩子，孙龙珍不顾劝阻，抄起铁锹和战友们冲上去救人。就在战友们冲到距事发地百米远的时候，苏军哨所的机枪突然响了。孙龙珍胸口中弹，倒在了血泊之中，可腹中的胎儿还在蠕动……边防战士义愤填膺奋起还击，当场击毙了6名苏军。这就是著名的“塔斯提战斗”，亦称“孙龙珍事件”。
“孙龙珍事件”后，苏军并没有收敛，他们在张成山放牧的冬窝子拉起了一道铁丝网，强分两国边界。我们怎么会答应？就这样苏军白天拉，我们晚上拆，几个回合下来，硬是没让苏军得逞。1974年新疆军区决定在塔斯提河战场附近的巴尔鲁克山上设立边防哨卡。
1983年春，伊犁锡伯族战士程富盛回乡探亲，无比自豪地跟母亲讲孙龙珍烈士，讲哨所光荣历史，讲卫士们的感人事迹，讲哨所生活的单调与寂寞，讲战友们的思乡之苦……程母想到炎炎夏日，儿子和战友们连个歇荫纳凉的地方都没有，心里万分难过。小程离家归队的那天，母亲把自家培育的20棵白杨树苗郑重地交到儿子手中，再三叮嘱：“锡伯族从东北迁到西北，卫国戍边是我们锡伯族的光荣传统，你要像列祖列宗一样，在部队好好干。一定要把树苗种活，让白杨树陪伴你们站岗放哨……”
见到程富盛从家乡带回来的树苗，战友们又稀罕又高兴。可巴尔鲁克山沙砾石子覆盖，碱性大，干旱少雨，只能生长低矮的高山杜鹃。可困难难不倒战士们，下哨的战士轮流从10公里外背回黑土。栽树那天，战士们抢着挖坑、培土、浇水……
巴尔鲁克山下就是塔斯提河，可战士们吃水却要到5公里外的布尔干河去背。山路崎岖，每一口水都非常珍贵。战士们节约用水，一个星期下山背一次。种下20棵小白杨，等于增加了20个战友。为了20个不说话的战友，战士们每天背一趟水。不论狂风暴雨，还是烈日如火，从未间断。可两个多月过去，20棵小白杨，因为不堪忍受高温炙烤，风沙肆虐，还是死掉了19棵，只有营房西北角的那棵活了下来。
树死了，程富盛心疼得睡不着觉，一个人悄悄躲在树下，落寞与惆怅像满天星斗压在他的心上。他清楚，树苗浸润着母亲的汗水和心血，寄托着母亲对自己和战友们的期望，如今树苗死了……他越想越伤心，泪水溢出了眼眶。他无声地抽泣着……
程富盛自认隐蔽，却还是被班长发现了。班长把战友们召集在一起开会，动员大家洗脸不用香皂，洗衣服不用洗衣粉，把用过的水都攒起来，一定要把这棵小树种活。在战友们的精心呵护下，小白杨顽强地对抗高温与风沙，茁壮地成长起来。“小白杨陪我一起守边防！”不久，程富盛母亲的愿望，化作了激励战士们戍边卫国的滚烫诗行，赫然写在了哨所的黑板报上。
这年夏天，著名诗人、词作家梁上泉到新疆边防部队采风，在塔斯提边防连无意间看到了板报。他顺藤摸瓜深入采访。当聆听了小白杨的故事，心灵受到强烈震撼，激发出旺盛的创作热情。夜深人静，梁上泉却毫无睡意，脑海里反复呈现哨楼上手握钢枪的战士，营房旁随风沙沙作响的小白杨……梁上泉周身血液被瞬间点燃，烧灼的痛与快乐，弄得他夜不成眠。他欣然命笔，《小白杨》歌词一挥而就。作曲家刘志拿到歌词，也是爱不释手，优美的旋律如同塔斯提河在心中奔流。1984年中央电视台庆八一文艺晚会上，歌唱家阎维文首唱了《小白杨》。优美的词曲，深刻的内涵，深深打动了观众。台下掌声雷动，台上的阎维文仿佛听见巴尔鲁克山上的白杨树在沙沙作响。1985年阎维文挟《小白杨》登上春晚，《小白杨》的歌声，就如同从塔斯提哨所吹来的风，吹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上世纪90年代，《小白杨》早已唱响祖国四面八方。程富盛陪同母亲回到部队。他驻守的塔斯提哨所已改称“小白杨”哨所。在哨所官兵陪同下，母子俩参观了营房哨所。抚摸着已经长成参天大树的白杨树，仔细辨认刻在树皮上的历代戍边战士的名字，程母老泪纵横。征得部队同意，在白杨树旁，程母把从家乡带来的一棵白杨树苗亲手栽下。小白杨就像一个小战士，依偎在大白杨的怀里，仿佛在听大白杨娓娓动听地讲述诗和远方。
三十年过去，在战士们精心照料下，这棵小白杨胸径盈尺，枝繁叶茂，就如同新一代官兵，接过了老班长手中的枪。“微风吹，吹得绿叶沙沙响啰喂，太阳照得绿叶闪银光……”两棵白杨树，站在一起，就如同老兵带着新兵在站岗。把使命担在肩头，把祝福写在天上。也像一代代官兵的血脉传承，红色基因为哨所赋能，为中华民族增添撼人心魄的鼓舞与力量。徘徊树下，我的耳畔再次响起阎维文的歌声：“当初呀离家乡告别杨树庄，妈妈送树苗对我轻轻讲，带着它亲人嘱托记心上喽喂，栽下它就当故乡在身旁……”
2023年，《小白杨》面世四十年后，诗人、词作家梁上泉故地重游，再上巴尔鲁克山，重登塔斯提哨所。参观游览之后，在《小白杨》哨所展览馆旁，手植两棵白杨树苗。这两棵树苗就如同“小白杨精神”的传承人，根植大漠，心向北京，固守万里边疆。
此时此刻，哨所的广播里歌声再度响起：“小白杨，小白杨，它长我也长，同我一起守边防！”歌声如同峥嵘鼓角，亦如铮铮誓言，在塔尔巴哈台山谷间久久回荡……
文途中我遇到的两位良师
◎ 李曰明
一、高作智
我的小说《老桌》发表在《辽河》1987年3期，这篇是我的处女作，编辑就是高作智老师。
高老师是熊岳人，曾在盖县东关小学任教，我小学一年级至三年级，在该校读书，高老师与我是师生关系。高作智是一位认知超拔并勇于担当的作家和优秀主编，是一位著作等身的文学家，亦是一位满族文学家、笔耕者、传播者。
1986年秋，《辽河》杂志社在盖县双胜楼召开辰州笔会，我应邀参加了笔会。笔会上我认识了几位营口地区知名的作家和闻名已久的作者，其中有盖州的张同达、张庆华、马小平等，还有大石桥的冯伟、赵刚、何维刚、姜雯等一众文学骄子和文学爱好者。通过此次笔会的历练，我的文学认知和创作水平提高很快，激励我在文学道路上勇往直前，永不放弃！由此使我悟到：人生如瀑，汇万千坎坷后，才会一往无前，展现出生命的瑰丽和雄壮。我决心要为新时代放讴礼赞，为人民秉笔抒怀。我要深切地洞悉熟稔人间烟火芸芸众生的喜乐哀苦。
后来，我在高老师的指教下，文创水平提高颇大，陆续在《辽河》《营口日报》《工人文艺》《营口群众文化》《营口广播电视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使我在营口地区文坛上崭露头角。高老师任《辽河》副主编、主编期间，每年都搞几次笔会、改稿座谈会和文学采风活动。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营口市文联主席雁翎和高作智主编还带领我们去承德外八庙、避暑山庄等地采风。在闾山、笔架山、望儿山召开笔会，通过诸多文学活动，使我顿开茅塞，获益匪浅。
我这个小县城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作品能一步步走向省内外，并获各级文学奖项多次。我这些成绩的取得与高老师的悉心指教是分不开的。
高老师为人和蔼，做事低调，对我们循循善诱，甘为人梯。在本地区培养了冯伟、常君、薛宝民、张庆华、栾世君等作者，使之成为国家级、省级会员。中国作协会员、营口市作协副主席、盖州市作协主席薛宝民的小说《雪落工地》于2025年赫然登上国家级核心期刊《人民文学》，成为营口市首位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小说的本地作家，是营口文坛标志性作品。他就是高老师的高足，薛宝民18岁写的小说《瓜王》被高老师慧眼识珠，在《辽河》刊发，位于小说类头题，由于高老师的提携，薛宝民现已成为省内很有影响的作家。高老师在营口文坛培养新人造就人才，成绩斐然功不可没！
1986年他与雁翎老师还在盖县举办了诗歌、小说培训班，培养和造就了许多文学新人，后来他俩办的文学“黄埔军校”的学员们业已成为营口地区的文学骨干，出现了很多享誉省内外的作家和诗人。
1990年，我在盖县文化馆任创作部主任时，与高老师交往更甚，高老师每到盖县，首先联系我，我们在一起小酌聊天，漫谈文学及创作技巧等。我是他在文学道路上多年始终不渝的忠实追随者。
高老师陆续出版了几本书，每每都赠予我，他签名称友道弟，从不居高自傲，也不好为人师。有一次他的签名词是：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只要辛勤耕耘总会有收获。这对我是一种莫大的鞭策与殷切的希望。他兼任营口市作协主席时，我任盖州市作协秘书长。他从营口市文联副主席、营口市作协主席的职务上卸任后，任营口市作协名誉主席，我时任营口市作协副主席。
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俩经常联系，让我浸润于他的民间文学、小说、散文营造的文学境界中。前些年他又出版了民间文学集、评论集、中短篇小说集、诗集等。这些滋养了我，也鞭策了我，使我一步步成长起来。尤其他退休后连续创作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大苇荡》《迷城》，在省内外影响大传播广，夯实了其文学家的声誉和地位。
近年来，他经常莅临盖州与我们会晤、交谈，每每他新著问世，他都第一时间到盖州赠予我等。当下他年事已高，已近九旬，但他容光焕发、老当益壮、宝刀未老、佳作迭出！其多次自驾游访盖州等地，与好友相聚。他总有一种不服老、不服输的精神，充盈了正能量的精气神。
截止今年，他已出书17部。1990年，他的生平和艺术成就被收入中国艺术研究院人才库，其作品、手稿、墨迹等被收藏于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研究中心。个人传略被收入《中国作家大词典》等多部词典中。
古邑名山翠绿间，柴门难掩杏花园。
稚龄哲母精忠励，壮志文坛德艺传。
称巨擘，著鸿篇，生花妙笔荐轩辕，
苦心换得书充栋，未负韶华虞舜天。
高作智老师笔耕六十年，著作等身，出版近200万字作品，他的作品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价值，在全国文学界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他曾立下誓言：“我愿做足球场上的绿茵，只要你们把球踢好，我心甘情愿承受你们的踩踏。”高老师始终不渝地践行了他的誓言，几十年来甘做人梯，为人作嫁。为培养扶植造就地方文学人才，殚精竭虑、不遗余力、成绩斐然、贡献卓著。
祝作智老师笔健、体康、长寿！愿他艺术生命之树永远长青，焕发更加旺盛的勃勃生机。
二、赵长顺
我的小品文《送狗》发稿编辑是营口总工会的赵长顺老师，此篇习作成为我的首篇铅字文章。
我文学起步较晚，中学读书期间，只愿意看书，从未有向报刊投稿的想法。某日在报亭里购得一本成都办的《青年作家》月刊，内登讽刺幽默的小小说，我被其扬清抑浊、新颖别致的内容吸引住了，掩卷沉思，从此常读、学习、试笔……
1986年春节前夕，营口市总工会主办的《活动时报》上发表了我的小品文《送狗》。赵老师主要负责《工人文艺》的整体编辑等具体工作。
此后，我陆续在《工人文艺》发表了《山妹》《眼镜》《失落》《赴会》等多篇小说，其中《山妹》获1989年营口市总工会举办的“金蛇杯”文学大奖赛优秀作品奖。
1988年秋的一天，赵长顺老师曾到我单位来找我，不巧，那天我因为办理工作调转事宜未去上班。他颇为失望，给我留个便笺，上书：文学使我们心灵相通，虽未谋面但神交已久，在文学道路上，需奋发努力，不畏艰险，定会抵达成功的彼岸，与曰明共勉。
那次我未能与老师面晤，也深感遗憾，失去了当面聆听老师的指教机会。
文以载道，以德育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的寸纸难尽谢意。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一晃几十年倏然过去了，除了市里有大型文学活动外，我俩极少见面。当下我已退休多年，人一旦老了都爱怀旧，回忆起和赵老师在一起探讨文学的日
子，便滋生出无限感慨来。近年来，我一直在打听赵老师的讯息，很是遗憾终未能如愿。从年龄上推算，他大约年长我10岁，至今也是一位饱经沧桑、历经风雨的耄耋老人了。
此生感念于心。祝长顺老师文祺体健！
文缘结道，笔润平生。盛夏光年中每每想起思如泉涌。深谢两位老师悉心指教和热情扶掖！
回眸杏坛四十载
◎ 张枝利
1972年，在完成了九年的学业后，我于矿洞沟中学毕业，大概是命中注定吧，那年，公社决定从每个生产大队当年毕业的学生中选出两名毕业生，参加公社在中学举办的“师训班”学习，目的是培养一批民办教师。我很幸运地被大队选中，在参加了一年的培训学习后，便回到了玉石洞大队村小当了一名民办教师，自此，干起了“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这一干，就是40余载。
在40余年教育教学工作期间，我先后在盖县矿洞沟公社玉石洞小学、盖州市红花峪农场车站小学、盖州市教师进修学校这三个单位工作过。其间，既任过学科教师，亦做过领导工作。因工作角色的不同，其经历与感受亦不尽相同，但相同的是，无论担任啥角色，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则被视为我所从事事业的天职，我亦自始至终地为它工作着，努力着，并竭尽全力为它奋斗着。
俗话说，“家称二斗粮，不当小孩王”，尤其是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教师这个行当真的就像俗话所说的那样，想干的人真的并不多，而“臭老九”这顶帽子，早已结结实实地扣在了老师的头上了，教师的社会地位可谓一落千丈。而更有甚者，那时的“读书无用论”亦甚嚣尘上，一时间读书学习被看作是可有可无的一项活动。可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无论是教师的教，还是学生的学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我就是在那种背景下参加了教师工作。
然而，就是这样一份工作，就像有人所说的那样，好汉不稀干，赖汉还真的就干不来。说实在的，刚刚站在三尺讲台上，我还真的不是那样的自在，不是那样的适应，面对着课堂上的孩子们，我压力山大，不免还有些胆怯，尤其是遇到有老师听课的时候，更是如临大敌，不知所措。尽管如此，课毕竟还是要讲的，于是，我就硬着头皮，学着老老师的样子，装模作样地当起了老师。
当时的矿洞沟公社下辖16个生产大队，学校则按片划分出教学区来，我们玉石洞小学属南片区。那时尽管不怎么重视教学研究，但偶尔也搞搞教学教研活动。记得刚参加工作不久，就迎来了一次教学拉练活动——各校领导们逐校听课。由于我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因而，我也就“在劫难逃了”。记得我上了一节语文课，好在教材内容不多，信息量亦不大，课上得还好，没有出现什么大的纰漏和失误，这该算是我教学生涯起步的第一次亮相了，自此以后，自己才有了点底气，可算在讲坛上稍稍地站稳了脚跟。
在以后的教学中，根据当时的教学环境及条件，也只能是一本教材、一支笔，一个课表、一张嘴，一天天、一周周地循环反复，大有一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味道，事业上未见起色。
的确，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岁月里，什么教育效果，什么教学质量，基本上是被忽视的，因而，在农村那几年的教育教学工作真的没有值得回忆的东西。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带领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次数太多了。
在农村那几年，我基本上教的都是高年级学生，因为农村孩子大部分上学较晚，五、六年级的孩子，就相当于农村的半个劳动力了。那时，由于农村生产设备落后，加之生产力低下，繁重的农活一年到头总是干不完。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刮风捡石头，下雨挖壕沟。”可见那时农村农活之多，农民们没有清闲的时候。而到了农忙季节，真的就是全民皆兵、全民动员，就连小学生也难逃一劫，而五、六年级的孩子就成了劳动的后备军。
孩子们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大部分都在春秋两季，以秋季为多。此时，农业上称之为“三秋”，为农村一年中最忙之时。孩子们所干之活一般按年级、年龄之不同进行分工，颇有一点按菜下饭之意。高年级的学生，像割高粱、扒苞米，平整梯田等等，都是常干的活儿。学生们的劳动时间并不固定，有时半天，有时一整天，多者两三天（如生产大队搞修梯田大会战等）。更有甚者，有时我们还在课堂上上着课，遇有特殊情况，如天要下雨时，有的生产队放在场院里的苞米怕被雨给淋了，这时，大队书记就会来到学校，只要他一声令下，我们便不得不停下课来，立马奔赴劳动之战场，刚刚还在课堂上上着课的孩子们，不大一会儿，便已经坐到了生产队的场院里扒起了苞米。
至于我们老师，除了教学及带领学生劳动外，我们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每位老师还要兼任一个生产小队的副小队长，每天晚上如逢小队夜战，我们是务必要参加的。夜战大多在秋季秋收之时，一般是在场院（即打谷场），打谷子、打高粱、扒苞米等，一干就是大半夜。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权利，如果生产队分口粮的时候，那是一定要叫上我们这些副小队长的，其主要目的大概是防止小队私分粮食吧，我们起的则是监督作用。
五年的农村教育教学生活，大抵就是这样度过的，一段特殊的岁月，留下了些许特殊的记忆，这也算是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特殊的产物吧。
1977年，我随着父亲工作的调转，来到了红花峪农场，依然做着教师工作。其间，令我难以忘却的有两件事，而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在领导的关怀及同行的鼓励下，1986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我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教育教学水平不断提高，为党的教育事业干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现在想来，真的没有辜负党对我的培养教育，真的没有辜负社会对我给予的希望，更没有辜负亲人们对我的支持及厚爱。想想这些，这应该是我一生之中最感欣慰的事了。另一件事则是在这段时间里，我比较系统地参加了进修学习，先后完成了中师函授学习，并通过自学，获得了由辽宁大学中文系、辽宁省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的专科学历证书及由辽宁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与辽宁教育行政学院颁发的专科学历证书。就这样，有了党的培养教育，有了较系统的文化理论知识的学习与掌握，为我以后的工作，奠定了比较扎实的思想基础及文化理论基础。
诚然，四十余年教育教学工作，其间经历的大大小小事情不知能有多少，但大多都如过眼烟云似的消失了，但唯有其中的两件事让我难以忘怀。一是2017年，我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颁发的从事乡村教育工作满三十年荣誉证书，我觉得，这是党和人民对我工作的
肯定和认可；二是在我工作期间所经历的一节课，它不仅改变了我对教育的认知，而且给我教训，给我启示。为此，我曾以《那一课，终生难忘》为题而记之（该文发表于2011年《辽宁教育》第5期），现录于其下，希望能给同行们一点启示，同时也算是我对多年教育教学的一个反思吧。
附：《那一课，终生难忘》
那一课，终生难忘
那年，青春的年龄，青春的九月，我走进了人生的第一个驿站——老家的一所小学，干起了“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一晃近40个寒暑了。近40年教学生涯，我先后在三所学校任教（职），其间大大小小的事情经历了无数，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事情都渐渐地忘却了，唯独一件事，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它使我惭愧，又激励我奋进，同时也给我启示。
事情发生在二十世纪80年代，那一年，我随家迁到了红花峪农场，在农场的一所小学里继续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担任五年级班主任兼语文课教师。记得开学不久，学校便组织了一次观摩教学活动，要求每位教师都要上一节公开课，这样的活动每学期举行一次，目的是促进教学方法的交流和改进，同时也为学校评定教师的教学水平提供依据。教师上公开课的时间表贴到了办公室的墙上，因为与工作业绩挂钩，每位教师对上好这节课都非常重视，查阅资料、制作教具，忙得不亦乐乎。
我要上的是一节语文讲读课，课文是《别了，我爱的中国》，这是郑振铎一九二七年从上海乘船出发旅居巴黎时，在途中船上写的《离别》中的一部分。课文写作者在乘船离开祖国时，面对祖国的大好河山，抒发了自己对祖国无限留恋和热爱的感情，是一篇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教材。
为了上好这节课，我从早到晚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办公室里备课，尽管当时天气很冷，别的老师都已经走了，我仍然在演练着上课的每一个环节：先是查找资料，阅读了《离别》的全文和郑振铎的《旅欧日记》中的部分内容并搜集了一些相关资料，在此基础上，我着手课堂教学设计，我详细写了一份近似于课堂实录的教案，在教案中老师讲什么，学生答什么，哪些是板书的内容，哪些是承上启下的过渡性语言，都一一做了安排。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我便把我的“杰作”——类似于演戏的脚本与学生见面了，并开始了严密的操作。从导言到结束语，乃至于哪个问题该怎样回答，由哪位学生回答都做了细致的安排，直到自己认为天衣无缝，无懈可击时，方为罢休。
上课的那一天到了，早晨起床后，我又像“彩排”时那样，将整堂课的各个环节在脑海里又梳理了一遍，然后满怀信心地向学校走去。
到校后，我径直走向教室，按惯例开始点名，“刘××”，“到”，“单××”，“到”，“陈××”，“陈××”……我连喊了几声后，也无人应答。我的心不禁一紧，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我的心头。“老师，陈××今天病了，她妈让我给她请假。”果然不出所料，我的脑袋“嗡”的一下，仿佛坠万丈深渊。陈××是班级里的学习委员，也是这节课的关键人物，有三个问题是安排她来回答的，这样一个角色缺席了，对这节课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天啊，绳怎么竟从细的地方折呢？”我真不敢也不能再多想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心理调整，我开始了亡羊补牢，重新安排了一个学生来充当陈××这个角色，尽管是临阵换将，也只好违反了一下军中之大忌了
“叮铃铃……”上课铃响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振作精神，昂首挺胸地走进了教室。我扫视了一下坐在后排的领导及同行，心里止不住地慌乱起来，“起立——老师好！”随着班长的一声令下，全班同学起立问候，我忙向同学们鞠躬，禁不住心“怦怦”地加速跳动。“请坐”。当我有些发抖的声音发出后，公开课的序幕拉开了。
我按着事先“彩排”的顺序，一步步地演练着，尽管因为我的紧张及同学的怯场，尽管有些同学回答得不太尽人意，尽管临时安排的学生不如陈××的口才，但凭我的直觉和同行的表情，课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我的一颗悬着的心慢慢地放下来，课堂气氛也活跃起来了。“老师，作者说他‘不忍在这个大时代中放弃自己应做的工作而去’，那他为什么还要走呢？不走不行吗？”“老师，作者说他这次远离祖国的目的是‘求得更好的经验’，那更好的经验是什么呢？”“老师，‘许多亲爱的勇士正用他的血和汗建造新的中国’，这句中‘血’字既读‘xuè’，又读‘xiě’，它们该怎样区分呢？”……正在庆幸这节课即将圆满结束时，也不知是哪个学生提出了第一个问题，接着便是第二个、第三个……这真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我一下子乱了阵脚，我的心跳在加速，感觉血压在升高。因为这些问题并没有编进我的“脚本”，也未纳入重点，不知我是怎样回答的，这时的课堂犹如沸腾的开水，学生们兴趣正浓，同行们交头接耳，好一派热闹景象。“叮铃铃”……下课的铃声响了，我终于硬撑到下课，这时我的身体好像脱了水一样虚弱，四肢无力，连头也抬不起来了。我不知道学生们和我的同行们是怎样走出教室的，当我像从梦境中醒来时，空空荡荡的教室里只剩我一个人了……
光阴似箭，这件事尽管过去几十年了，但在此后的工作中，我始终以此为鉴，在吸取深刻教训的同时，我从中得到了这样两点启示：一是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学生自主学习的权利是不允许剥夺的，课堂这个阵地应该是学生自主学习的广阔天地，谁要是想牵着学生的鼻子走，让学生做学习的奴隶，那他将是大错特错的；二是教学必须遵循其自身的规律，如同做任何事情一样，它需要的是实实在在，不得有半点虚假，因为虚假犹如一个坑，最终埋葬的必将是自己。
留在青石板上的岁月
◎ 刘永君
有些事物悄然流落在民间，鲜为人知，却在时光的缝隙里，成为一段过往最真实的缩影。就像那些沉睡在草丛里的青石板，终日静默，看日升月落，任风雨侵蚀。身上的斑驳与青苔，是它们饱经沧桑的印记，也是讲不尽的陈年故事。唯有那些深植于记忆中的情愫，我们始终不肯冷落与遗忘。山依旧是山，水依旧是水，在这片生生不息的山水中，总有人间的烟火气。
我的家乡，坐落在一座叫“歪歪山”的地方。那是我们地区海拔最高的山峰，其东面不远处还有一座稍矮的山叫猴石砬子。我们的村子就依偎在它的脚下，地势西高东低。要去往本村，需经过转山湖水库。过水库西行约一公里，就能看见前方有一座山形似蹲坐的猴子，“猴石砬子”便因此得名。一条叫塔子沟的小河，将村子一分为二。我家老房子原在河西的侯屯，河东则是大屯子邹屯。据老人讲述，侯姓是本地占山户，我们迁来之时，侯屯早已存在。后来，我们家从河西迁至河东的大屯子。最终，这条将村落分割的小河，汇入了自歪歪山向东流淌，地图上名为田屯河的碧流河支流。我们居住的村子，在这一带方圆数里内算是最大的屯落。
村子的确切年龄，已无从考究。但这片以碧流河流域为中心的土地，其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晚期，属于底蕴深厚的碧流河文化圈。据村志碑文与祖辈口述，村中多数族人是在清朝康熙年间，从山东黄县或文登迁徙而来。传说这里曾是古青丘国之地 ，多处遗址留存着古人生活的痕迹，其中最显著的便是石棚群。这些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石棚，被推测为古人的墓葬。它们多建于地势平坦处或山顶，与后世风水墓葬的格局相似。另有传言，薛礼征东时曾经过此地。但石棚究竟为谁所建，依旧是个谜。传说归传说，我们不过是后来的迁徙者。
如今，在我们生活的区域内，只剩下三处石棚遗址。部分遗址已辟为农田，干活时偶尔还能拾获铜钱，也见过残碑石板。我至今仍珍藏着当年掘出的几枚铜钱。这足以证明，这片土地早有人类繁衍生息，他们不仅为后人开辟了生存空间，更为此地留下了深远的文化根基。这三处石棚遗址，错落于邹屯与连云两地。其中一处规模宏大的石棚群，位于距村三华里的连云，亦称连云寨石棚群。另外两处则静卧在邹屯村东北的两座山上。其一已坍塌，另一处遭人为破坏，已不完整，但它们曾存续的气息依然留存。也曾多次见上级文物部门工作人员前来勘察研究。
石棚构造独特，皆为花岗岩石质。通常由四块石板搭建：三块立围作方，一块顶盖其上。还有的石板人为加工，极为规整，如二台子的大石棚，是目前辽南最大的石棚遗址，其规模或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相关。本地区的中等石棚，多是就地取材，选用山上不规整但形制相近的花岗岩石板筑成。古人类建造石棚，或为存放先人遗骨或骨灰之用。
第一处石棚，位于我承包的山林与他人山林交界的山梁上，规模最小，破坏也最严重。记得幼时，常去老房子附近东山的沙泥梁玩耍。山上长期受风力侵蚀，多为风化砂岩，植被稀疏，沟壑纵横。每逢降雨，大量泥沙冲刷而下，年深日久形成一道道沟壑，酷似电影中的战壕。我们儿时常在此嬉戏，玩累了便躺在几块散落的石板上歇息，彼时只当是普通石头，全然不知其承载着鲜为人知的历史。那时石板已坍塌多年，东一块西一块散落在山梁。其石板不大，长约一米，宽约一米，厚约三十公分，单块重可达二三百斤，有一块仍半截埋于土中。如今，这处石棚遗址附近已栽种果树，原貌难寻。
第二处石棚，坐落于我家老房子猴石砬子的平岗缓冲地带，规模最大。因年代久远，早已坍塌，大部分被泥土和植被掩埋，仅能窥见一块石盖及其下方的少量支撑石板。这块石盖面积可观，可容四人围坐打扑克。它隐匿于林木之间，鲜为外人知晓，这是现存最大的石棚。巧的是，山下住着十几户侯姓人家，不知这山与侯氏家族是否有渊源，我无从揣测。最后一处石棚，距家约一公里，位于通往镇里的公路旁，名为连云封屯，又称双石棚。两座石棚间距约五十米，保存相对完好。棚内高度与面积可容纳四五个十几岁的孩子。其中一座已岌岌可危，后经加固。据当地人回忆，曾在石棚内挖出过完整的陶罐。如今，这里已是果品收购点，其能否完整留存，尚是未知。
村里的人像割了一茬又长一茬的韭菜，能口传历史与故事的人日渐减少。往后，是否还有人能记得这些过往？我无从知晓。年轻人纷纷进城，留下我们六零、七零后人，老龄化趋势渐显。再过十年，我们都老了或许不在了，乡下还能剩多少人？这些散落乡间的文物与传说，又能传承多久？它们是否会如风化岩石般一点点剥落、消散？那些逝去的古人类遗迹，是否终将被风沙埋没、淡忘？这一切，我们都不得而知。
★古青丘国： 据《营口通史》
第一卷记载：“与石棚修建年代相仿的最早的辽南居民应是嵎夷，稍晚的是貊族，与貊族相当或稍晚的是青丘国。他们原都属于东夷族系，其初居地均在山东。他们进入辽西和辽东之后称东北夷。这些民族从山东半岛到辽东留有的遗迹是石棚、大石盖墓、积石墓及石棺墓。青丘人所创造的辽东半岛青铜文化是以碧流河流域为中心的。碧流河发源于盖州东南部山区，流经大连地区注入黄海。营口地区的青铜文化遗址也大多分布在碧流河上游，尤其以碧流河西岸的盖州什字街镇最为集中，包括团山石棚群、牟家沟石棚群、龙王庙山冈石棚、连云寨双石棚、邹屯石棚群。
我和女儿的共读时光
◎ 庞 涛
儿尚未出生时，我就对着妻子日渐隆起的腹部，读些自己喜欢的书，美其名曰“胎教”。实际上却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兴致来了读上小半本，忙起来又好几天只字未念，想来她在“宫里”听得也是有一搭没一搭。
等到女儿牙牙学语，我们的共读才算真正开始。那时买了不少绘本，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中国经典动画珍藏版》系列、《皮特猫》系列、《世界上最好的爸爸》系列等等，一本本摆在书架上，等着她来翻牌子。而她最钟爱的，是那本《狐狸打猎人》。每到闲暇，她就会拿着书，话还说不利索，小手指着封面冲我喊：“爸爸，读……”然后不容分说地把书塞到我手里。这本书，我前前后后读了不下百遍。
那段时间，我热衷于给她营造一种仪式感。每次开读前，都要找一个瓶盖或杯盖当“醒木”，在桌上举重若轻地一拍，然后学着说书人的样子，摇头晃脑地念起来。这大概是她最安静的时刻，总是睁着亮晶晶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可她又敏锐得很，偶尔我哪个字词读得和从前不一样，她会立刻叫停，让我把错误改过来才肯往下听。有时候听到兴起，她会突然哈哈大笑，或者从沙发上跳下来，手舞足蹈地演绎她理解到的画面和情景。就这样，同一个绘本常常要读上两遍、三遍，她才心满意足地放我走。
后来女儿上学了，要写作业，兴趣班也多起来。我的应酬也渐渐频繁。那段时间，我们共读的时光不知不觉在缩水。直到有一天，我翻出课外书想给她读，她脸上竟露出不悦的神色，整个人懒懒地躺平在沙发上，一副拒绝合作的架势。那一刻我心里咯噔一下——有些东西，在不知不觉中断开了。
女儿三年级时，学校布置了“典耀墨香”阅读活动，每学期给同学们推荐六本以上书籍。我买了书来给她，却发现一个棘手的问题：她自己爱看漫画，一碰到文字多的书，就习惯被动接受，要么让我读，要么让她妈妈读。自己认的字也多起来，却根本不爱自己读，完全就是“拿来主义”，直接拿过来。这可不行。我想了个办法，像《伊索寓言》这类短文，自己先读上几篇，等把她胃口吊起来，再怂恿她自己读。她倒也精明，每次都和我讨价还价，专挑最短最短的那篇来应付。
不过现在，我渐渐想通了。不管是她听我读，还是她读给我听，这样的时光都值得珍惜，而且这种亲子互动也是我享受的。于是我立下规矩：没有特殊情况，她每天睡前半小时是我们雷打不动的共读时间。不管多忙，我都把这半小时预留出来。如今，有时我正读着，她也会一把抢过书去，说：“这篇我来。”然后有模有样地给我读上一篇。我这个老父亲看在眼里，心里暗自高兴，脸上却不敢显露半分，只在心里默默念叨一句：这孩子，终于“上道”了。
窗外的夜静下来，床头灯把一大一小两个影子投在墙上。我只期望，和女儿的共读时光能长些，再长些……
梦想与希望
◎ 刘 莉
我渴望读博士很久很久，从16岁的时候就渴望。我读书成绩好，我一直认为读书可以改变命运，只要我努力。那时候，16岁的我不知道，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不仅仅是读书，还有国家教育政策以及制定和执行政策的人。1992年中国国家教育政策倾向于职业教育，所以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学生工作待遇很好。我父母希望我读会计和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认为一个女孩子当老师和会计很好。我的中学老师亦然。但是，我渴望读高中、读大学，因为我的梦想大学是北大。
我终如愿以偿地以进修生的身份进入北大读书。正如北大西语系教授徐老师所言，南美洲是美丽迷人的，拉美人是热情洋溢、开朗活泼的。留学墨西哥的徐教授告诉我：“Mistral，智利不仅有漫长的海岸线、阳光和沙滩，还有数不清的水果和海鲜，拉美人每天都很快乐地唱歌跳舞，你肯定会爱上那里的！”
是的，我爱上了南美洲。这里有Mistral，有Pablo Neruda，有博尔赫斯、略萨，还有《百年孤独》等等。我甚至还给自己取了一个诗情画意的西语名字Mistral & Victria，我曾经无数次流连忘返于图书馆，智利大大小小无数个图书馆都留下了我的身影和足迹。我也为此写了无数的诗歌、散文、小说，譬如《智利图书馆》《我不会再做逃兵》《文艺教育》以及《中国汉字3500》后2部著作目前正在修改之中，计划今年年底在智利出版发行。
隶属于智利教育部的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就在Alberto大学附近，我曾经乘坐地铁下班回家在Los Heroes 地铁站，每次经过都会驻Alberto大学图书馆，我被大学辉煌古老的建筑迷住了。我和教哲学、宗教、价值观的老师探讨研究过《圣经》，我想知道这个世界上为什么那么多人信仰宗教而我们则是不相信上帝存在的？
早在2023年6月，我就申请了Alberto大学读博士，可是教育还是社会学？我一直在犹豫，因为我的专业是金融与工商企业管理，继续学经济还是拉美研究？我也一直迷茫，彼时我正在智利南部蓬塔做翻译，收到博士的洽谈会邀请时我因为工作原因无法及时返回圣地亚哥，哪怕是线上视频会议也无法参加，因为该翻译项目在距离蓬塔一个小时车程的旷野里建大型工厂，我每天早出晚归，在巴塔哥尼亚旷野呼号的寒风冷雨中几乎每天24小时工作，根本就没有时间参加博士视频会议。
中智合作办学项目是我MBA毕业论文Plan C，我准备了很久该项目，可是一场该死的莫名其妙的Covid-19病毒疯狂肆虐，我的项目被迫搁置，我的旅游文化公司办公室也被迫关门在家办公。
前不久，我的朋友说教育部关于现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可以重新启动了，由于我现在英国国际教育集团工作，我对教育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所以我修改了原来的博士项目论文，跨学科选择教育与管理——教育政策与社会公正。因为我参加了Pablo教授的博士洽谈会非常喜欢他的演讲和项目，看完他推荐的教授名单，又读了很多学术著作，我被包括José和Alejandra教授在内的5位教授学术内容强烈吸引，故此下决心选择教育研究政策与社会公正。因为我相信中智合作办学项目一定会为中智两国双方带来永恒的利益、填补智利教育领域空白，给中智两国带来不可估量的利益。
浓厚的兴趣，所以我修改了原来的博士项目论文，跨学科选择教育与管理——教育政策与社会公正。因为我参加了Pablo教授的博士洽谈会非常喜欢他的演讲和项目，看完他推荐的教授名单，又读了很多学术著作，我被包括José和Alejandra教授在内的5位教授学术内容强烈吸引，故此下决心选择教育研究政策与社会公正。因为我相信中智合作办学项目一定会为中智两国双方带来永恒的利益、填补智利教育领域空白，给中智两国带来不可估量的利益。
又是一年博士申请季，我又收到各大学博士生导师洽谈会邀请函，想到我那个美丽的博士生导师困惑的表情，“Li，你在写小说吗？博士跟你读研究生不同，我认为你并不理解什么是博士，我建议你去旅行，待你旅行回来再跟我谈！”三年来，为了读博士，我吃尽苦头，因为仅仅只是一个博士立项和论文提纲，我就被我的导师们以各种我意想不到的各种奇葩方式拒绝。
那种尴尬和无奈，就好像曾经面对我们盖州的两位作家，后者说，“你这个年轻的无知少女啊！” “无知少女”指的是“无党派、少数民族、女性、知识分子”；前者叹息说：“你这个马歇尔计划的马歇尔啊……”因为我的工作、读书的原因，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推迟返乡建设、投资计划：我无法成功完成博士立项，我就无法拿到资金，我无法拿到资金融资，我又有什么面目返回故乡赴一场浪漫的山海之约呢！？
楚霸王项羽自刎乌江因为“四面楚歌”，我虽然也无颜见江东父老，倒不至于因为自惭形秽连文学也不爱了，毕竟文学不爱我，我还爱着它，还有故乡以及故乡的新朋旧友，无论他们沉默还是冷漠。
这里是遥远的南美洲智利，一个夜深人静的寒冷的冬天夜晚。我奋笔疾书这篇我以真挚情感书写给《盖州文艺》的情书，想着自己发誓以后“再也不当逃兵”终究还是惆怅万千：”小楼昨夜又东风，故乡不堪回首月明中。
母亲的生日
◎ 那丽丽
恰逢母亲生辰，我向单位请了假，一大早就拎着生日蛋糕和母亲平素爱吃的食品，匆匆踏上回老家的客车。
好久没回老家了，一路上想着和家人们团聚的温馨场景，不到两个小时的车程，竟感觉有些漫长。车轮碾过熟悉的乡间小路，承载着我童年回忆的老屋映入眼帘。推开院门，满院绿意盎然，一股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混合着泥土的芬芳和瓜果的清香，这久违的、熟悉的味道，瞬间驱散了我一路颠簸带来的疲惫。弟、妹和小侄子们围着我问长问短。母亲更是高兴，眼底漾开笑意，拉着我的手絮絮地问城里的工作和日常。触到母亲的掌心，那双满是老茧的手有些粗糙硌人，手指关节也微微有点变形，却依然带着母亲特有的温度和踏实感。
我系上围裙，动手和大家一起忙乎“生日宴”的饭菜，时不时地和母亲慢慢聊着家常。人多力量大，近中午时，我们就做好了一大桌子饭菜。一家人围坐在桌前，我为母亲点燃生日蜡烛，两个小侄子拍着手唱起了“生日歌"，调皮可爱的模样惹得满堂欢笑，屋子里顿时热闹起来。母亲眉眼弯起，笑容在脸上荡漾开来，那张满是皱纹的、常年劳作晒得黝黑的脸，此刻也格外神采明亮，看得出母亲很高兴也很满足。我取出相机，想定格这份欢喜。可镜头一对准母亲，她便有些局促不自在，笑容也变得有点“僵硬”，我只好趁母亲不注意时悄悄按下快门，看着照片中母亲一脸幸福的样子，我的心头漫开清甜暖意。
午后的阳光洒进院子，风中带着淡淡的清香味道，温暖而惬意。饭后闲话片刻，母亲就开始张罗着，要给我带一些农产品回去。年岁渐长，记性不如从前，母亲每次都会把要带的东西写在纸上，一件件清点核对，生怕落下半分心意。她很耐心地挑选，仔细分拣，又小心翼翼地分袋包装好。看着母亲认真的样子，我又想起为她“抓拍”镜头。随着相机快门的“咔嚓"声，一张张平凡又温暖的瞬间被留存。我随意翻看着相册，一张照片骤然“锁”住我的视线——镜头里母亲正俯身挑选水果，而她的脊背却弯成了一道“惊心动魄”的弧线！
我竟从没留意整日劳作的母亲，脊背早已弯了！母亲是做农家活的好手，一辈子侍弄田地，她手脚利落，总是从清晨忙到日暮，从来都闲不住，仿佛永远有耗不尽的气力。以前在我眼里，母亲虽然清瘦，身板却很硬朗，连走路都是带着风的。可此刻镜头里的母亲，脊背已经微驼，头发也有些稀疏，两鬓爬满了霜白。这些年，我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很少有时间回家看望母亲，每次回来也是行色匆匆，慢慢忽略了她悄然老去的痕迹。不知不觉中母亲已经年迈，在岁月沧桑中变成了后背微驮、头发斑白的老人。每次打电话，母亲总是说：家里一切都好，不用挂念，不必奔波往返。
母亲一生操劳，她把所有的爱和温暖都给了子女。那双青筋突出、满是老茧的手，不仅是岁月刻下的痕迹，更是她无数次辛勤劳作日积月累留下的印证。如今母亲年事已高，我们几个各自奔忙，鲜少陪伴左右，能给予的温暖和关爱更是寥寥无几……想到这些，心口陡然发酸，眼眶发热，我慌忙转过头去，生怕母亲看到我的失态，而一直忙乎着的母亲并没注意到我的变化，依旧屋里屋外地张罗着。这些农产品不算贵重，却裹着母亲沉甸甸的爱和牵挂。唯有看着我们把这些东西大包小包的都带上，她才能安心。
返程途中，母亲慈爱的目光、佝偻的背影和那双满是老茧的手，反复浮现在我脑海里，心头百感交集。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孝心经不起拖延，我在心里默默许诺：以后每年母亲的生日，我都要守在她身边；即使工作再忙，也要抽空常回家看看。母亲用爱陪伴我长大，如今换我来守护她，为她撑起一片安宁的天空，好好陪伴她余生岁岁年年。
晨 跑
◎ 蔡绍伟
七月份的辽南盖州也到了“梅雨”季节，11号的早上，没到五点我就起床了，看着不大不小的雨还在一直地下，心想这样的天儿还能跑步吗？定下的小目标就是要跑完三十天，今天是第十七天，如果停了下来，再跑就很难了。
雨有点小了，反正回来身上也要被汗水湿透，下点雨还凉快，岂不更好？
路线是清河二桥南岸到北岸市府路，经清河一桥北跑回桥南岸再回到二桥起点。这是个天然的S形大跑道，全程下来四公里，也是很多爱好长跑者的“赛道”。
天空还在飘着小雨，路上也没几个行人，更没有跑步的。我自由地慢跑在桥上，河面的水碧波荡漾，吹来阵阵的凉风，忽然间想起古诗词中写到“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词句，仿佛那古老的风吹到了这里，吹到了我的身上，有着一种格外的惬意。两岸矗立的高层楼群，展现着盖州现代发展的风貌……
河的北岸是市府路，贺知章笔下的“咏柳”仿佛也写到了这里：“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排好了队的垂柳如少女般，万条垂下的柳条在我的头上掠过。几分钟的时间到了那高大的广告牌下，上写：大美盖州，千年古城。
说起盖州的大，营口的地界它占了大半，美，这里有山有水有平原，有辽阔的渤海……
说到古老，在辽东半岛上它是一座千年古城，从汉代至今要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厚，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古城。
盖州博览中心，是盖州的文化场所，盖州文艺大讲堂便设在这里，盖州也是中国书画之乡，人才济济，中国书法家沈延毅就是盖州的骄傲，他引领着辰州书画的时代辉煌，使辰州书画院发扬光大……
来到了盖州一桥，这是盖州清河上第一座修建起的石拱桥，1974年落成的那天，我那时候还很小，也就六七岁，在大桥底下跟我的几个哥挖野菜。一群身上缠着大号，还有其他乐器组成的乐队，精神抖擞由南往北通过大桥，吹着激越的乐曲，为新桥落成举办庆典。
时光飞逝，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座古老的石拱桥获得了新生，不但拓宽了，还在去年秋天又再一次加固，使这座现存的石拱桥换发了青春，还在为盖州人民服务。
跑到清河的南岸，我的“赛道”跑过了大半，我在提醒自己要加快步伐，要在三十分钟内跑完四公里，要不就后退了。天还在下着小雨，鼔励我要加快脚步，以最短的时间跑完最后的一段。
国际新城的高层楼群呈现到我的眼前，还有最后的一公里，此时的我如“马拉松”运动员跑进了主会场，那一栋栋高楼就如同一群看台上的人群，在挥舞着小旗向我欢呼着：加油！加油！
距离200多米的红绿灯，是我此次长跑终点，我快到了，心跳再加速，体力也正在下降，这是最后的冲刺，天还真的很眷顾我，出现了“万条垂下”的景象，它在对我说，我给你淋个天然浴，你要加快跑完，取得好的成绩。
这份关怀，让我信心倍争，一步一步地向前飞奔，终点就在眼前，胜利在向我招手，也在向我的朋友呼唤，都快来长跑吧，能跑起来就不算老，跑回到你年轻的时候，无论你在何方，每天都要晨跑，跑出青春，跑出健康，跑出一天天、一年年的生活快乐……
金蝉鸣夏时
◎ 张诚诚
夏，是匍匐在树头的蝉鸣中的。
这话说得或许有些霸道，可我实在想不出更妥帖的说法了。夏天是什么？是灼人的日头，是凝滞的风，是被汗水浸透的衣衫，是柏油路上蒸腾起的热浪——可这些，都不是夏天最深处的东西。夏天最深处，是声音。是那种铺天盖地、无孔不入、仿佛从地壳深处涌上来的蝉鸣。它们把夏天撑得鼓鼓囊囊，像一颗熟透了的瓜，轻轻一碰，就要迸裂出满世界的汁水来。
我时常觉得蝉鸣是绿色的。这想法毫无道理，却又固执得很。大约是因了那声音总是从树叶间漏下来的缘故吧。风告诉我，在一片一片的叶间，抑或在一条一条粗糙的枝干上，总能遇见这些夏天的号手。它们是隐身的，又是无处不在的。你循着声音去找，往往只见满树碧叶在声浪里微微颤动，却寻不见那发声的源头。树枝被声浪压弯了腰——这只是我的臆想罢了，可那沉甸甸的感觉是真的。斑驳的树影间，我迎着光，眯起眼，终于在一片叶的背面瞧见了一对透明的薄翼。那翼，薄得叫人心惊，脉络清晰如溪流的支系，日光小心地呵护着这份透明，像捧着易碎的琉璃，转身又将蝉的甲壳顶得黝黑油亮，那黑，黑得发蓝，仿佛把整个夏日的浓烈都淬在了里面。
它似是发现了我。歌声停了一瞬——那一瞬的静，简直有些骇人，像世界的底音忽然被抽走了——随即，它便任由整个腹部剧烈地、
高速地翕动着，为我，为这天地，为它自己，鸣唱起来。那声音不是从耳朵进去的，是从皮肤、从毛孔、从每一次呼吸里渗进去的。那被蝉声煮沸的绿荫，携着那灼热的生命密码，就这样，毫无预兆地，带我解开了童年的锁扣。
锁扣开了，记忆便如潮水般涌来，挡也挡不住。
儿时的蝉鸣，总是在夏至一过便如约而至。不是渐次，不是一声两声试探着来，而是轰然。像谁在天地间猛地擂响了一面大鼓，所有的蝉便在同一时刻，拼尽了全身的力气，把积蓄了多年的呐喊一股脑儿地倾倒出来。它们才不管你准备好了没有，才不管你午后的困倦，就那么理直气壮地宣告：夏天是我的，是我的！
门前那棵巨大的槐树，是蝉的王国。那槐树有多大了呢？没人说得清。姥爷说，他小的时候，树就在那里了。树干粗得三四个孩子合抱不过来，树皮皴裂如老人的手背，裂缝里藏着蚂蚁的队伍，藏着青苔的绒毯，藏着无数个夏天叠加起来的秘密。而最热闹的，是那些蝉。它们占据了每一根枝桠，像占领了一座庞大的城池，各自划地为王，日日夜夜地高歌，那歌声里大约有我们听不懂的骄傲与张扬。
八九岁的我，梳着两根总也梳不整齐的麻花辫，碎发毛毛躁躁地翘在耳边，和一群光着膀子的伙伴，一到晌午便开始那个年纪最盛大也是最原始的狩猎——捉蝉。
姥姥用旧的蓝花布为我缝好一个小布袋，那布袋原本是一件褂子上的，布面洗得发白，蓝色褪成了天边暮色将尽时的那种浅淡。袋口穿了根粗棉绳，一拉便收紧了。姥爷用铁丝将布袋拧在比我高出半身子的竹竿头上，铁丝拧得紧紧的，末端还细心地弯了进去，怕扎着我的手。那便是我的“猎枪”了。
胡乱地扒拉几口水饭进肚，粒米还沾在嘴角，就忙不迭地提上竹竿跑出门去。阳光兜头泼下来，热辣辣地浇在身上，也觉不着。树下的伙伴们早已仰着脖子在逡巡了。他们是惯会找位置的，只消静静地蹲在树下，竖起耳朵听几声蝉鸣的方向，便能用手指给你看——“那儿，往左，第三根枝上，叶密的那个地方，瞧见了没？”
我顺着手指望过去，果然有一个黝黑的小身影，正伏在枝干上忘乎所以地振翅高歌，整个身体都在为那一个音符而颤抖着。会爬树的我总是先上去，手攀着粗糙的树干，脚蹬着凸起的节疤，像一只猴儿似的，三两下便抵达了高处。夏日的树干是热的，带着阳光的体温，透过薄薄的鞋底传上来；树皮粗糙的纹路硌着手心，有轻微的疼。我寻一根粗壮些的枝丫稳住身形，下面的伙伴便小心翼翼地把竹竿递上来。我接过，屏住呼吸，心跳如鼓。
那时的世界，忽然就安静了。天地间只剩下我和那只蝉，还有耳畔咚咚的心跳声。竿尖一寸一寸地逼近，慢得仿佛凝固了似的。我看见那只蝉——后来我为它取了名，叫“黑甲将军”——它丝毫没有察觉，依旧鼓着腹部，把全部的生命都倾注在这一声长鸣里。透明的翼微微震颤着，切割着从叶隙间漏下的光。在某一瞬间，我甚至犹豫了。它唱得那样专注，那样旁若无人，那样倾尽全力，仿佛这一声唱，便是它活过的全部意义。
可孩子的犹豫从来不会超过三秒。竿尖终于抵达，精准地触碰到了那对薄翼之间。一瞬间的黏连，布袋便覆了上去。嘶鸣声戛然而止，像一根被猛地扯断的弦。那突如其来的静，在满世界的蝉鸣里突兀地凹下去一块，竟让我的心也跟着空了一拍。
“抓到了！”
随着树上我的一声高呼，树下也传来一阵雀跃。那些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穿过被蝉鸣浸透的空气，抵达时已经有些模糊了。
我小心地将战利品收进布袋，感受着它在袋中徒劳的挣扎。翅膀扑打着布面，发出沉闷的噗噗声。说来也怪，捉到的那一刻是狂喜的，可那股狂喜散得也快，快得像水面上被石子激起又瞬间平复的涟漪。反倒是那戛然而止的嘶鸣，那小黑点在布袋里绝望地扑腾，让我心里生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
伏天里的正午，日头毒辣得像要把地面烤化。光着脚踩在地上，能烫得人直跳。玩上半个钟头就熬不住了，汗把衣服溻得透湿，头发也打成了绺。大家便带上各自的战利品，拖着竹竿，自顾自地跑回家去了。
我将捉来的蝉放在纱窗上。它趴在窗纱上，爪子勾着细密的网眼，一动不动，像一尊小小的雕塑，沉默得让我有些失望。它不是树上的“黑甲将军”吗？不是号令一方的夏日王者吗？怎么到了我这儿，就成了个闷嘴的葫芦，任凭窗外它的同类们如何千呼万唤，它都不肯回应一声？它是我的座上宾，我是怀着极大的敬意将它请进家来的，可它显然并不领这份情。
我爬上炕，姥姥已经睡着了。她侧着身，一只手搭在炕沿上，蒲扇从指间滑落，斜斜地搁在那里。姥爷躺在她旁边，鼾声均匀，带着老人特有的粗重。我悄悄地从他手边拿过蒲扇，使劲地扇着。风拂在汗津津的脸上，凉丝丝的，舒服极了。趁着大人们小憩，我又偷偷溜去打开冰箱——那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奢侈品——从里面摸出两根大白糖冰棍，一手一个。
那时的冰棍，就是简简单单的糖水冻成的，没有现在这些花里胡哨的奶油巧克力，可那甜，是透到心里去的甜，干净纯粹得没有一丝杂质。我不敢在屋里吃，怕挨说，便坐在门槛上，背靠着滚烫的门框，小口小口地舔着。可夏日的冰棍化得太快了，还来不及细细品味，乳白色的糖水就开始顺着手指往下淌，滴在手心，黏糊糊的。直到那凉意顺着掌纹漫开，我才惊觉，慌忙大口大口地把冰棍全塞进嘴里。冰得牙齿发酸，透心的凉意激得自己直打寒战，却也不敢作声，怕惊醒了姥姥的好梦。
屋外的蝉照旧不知疲倦地嘶鸣着，那声音时高时低，像潮水涨落。屋内的那只却只是闷声不响地趴在纱窗上，偶尔动一动爪子，换一个方向。我望着它的背影，忽然觉得它有些可怜。它本来是在那棵大槐树上的，在高高的枝头，在风里，在阳光里，在同伴们汇成的声浪里，自由自在地唱着自己的歌。如今却被困在这一方纱窗上，周遭是陌生的墙壁和家具，窗外传来的同伴的呼唤，大约在它听来，也格外刺耳吧。
我不忍了。那是一种极朴素的情感，像对着一朵摘下来就开始枯萎的花，像对着一条离开了水的鱼。我走过去，轻轻捏住它的背——它挣扎了一下，爪子在空中徒劳地划动——然后跑到树下，踮起脚，拽着最下边的那个枝条，将它放了回去。
它趴在枝干上，一动不动，似乎在辨认着什么。过了许久，久到我几乎以为它不会唱了，它的腹部才开始微微颤动。起初是极细弱的，带着试探，然后渐渐洪亮起来，终于汇入了那片铺天盖地的声浪之中，再也分辨不出哪一声是它。我这才满意地离去，心里像是卸下了一块石头，轻快得很。
躺在那沁凉的竹席上，我早已困倦不堪。竹席是姥姥用井水擦过的，躺上去能闻到一股清冽的竹子香，混合着湿漉漉的水汽。姥姥半梦半醒，手上的蒲扇有一搭没一搭地摇着，扇出的风柔柔地拂过我的脸。她嘴里含混地哼着什么，大约是某个地方小调，听不清词，也辨不出曲，只是那声音软软的，热乎乎的，裹着浓浓的睡意。我听着那不成调的呓语，听着窗外不知疲倦的蝉鸣，意识渐渐模糊下去。
此时，蝉声不再是噪音。它变了，变成了一种说不清的抚慰，像涨潮时海浪拍打礁石的节奏，一下，一下，稳稳的，不急不躁。它成了催眠的鼓点，成了整个世界的背景音，成了童年安全感最喧嚣的注脚。在这宏大的交响里，我渺小得像一粒尘埃，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安稳。因为我知道，姥姥在身边，姥爷在炕的那一头，冰棍在冰箱里，槐树在门外，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不会变，也不必变。
后来我读到法布尔的《昆虫记》，才知道蝉的一生，远比我想象的要壮烈得多。它们在地下蛰伏数年，有的甚至长达十七年，在黑暗的、潮湿的泥土里，靠吸食树根的汁液为生，缓慢地、耐心地长大。然后在某一个夏天的夜晚，它们破土而出，笨拙地爬上最近的树干，用尽毕生的力气蜕下那身束缚了多年的旧壳，将柔软的身体暴露在月光和空气中，等待翅膀变硬，等待甲壳变黑，等待生命里唯一一个可以纵声高歌的夏天。
是的，唯一一个。它们在枝头鸣唱的时间，不过短短数周。我们听到的那铺天盖地、扰人清梦的蝉鸣，不是夏日里可有可无的背景音，而是一曲拼尽了全部生命力的绝唱。唱完了，便从枝头坠落，归于尘土，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它们用数年的黑暗，换来一个月的阳光与歌声。这笔交易划不划算，蝉大约是算不清的，也不必算。于它们而言，歌唱就是全部的意义，像太阳就是太阳，不需要问为什么发光。
可我当时哪里懂得这些呢？我只知道捉它们、放它们、听它们，在它们宏大的合唱里安然入睡。那时的我，以为这样的夏天会无穷无尽地来，以为门前的槐树永远不会老，以为姥姥的蒲扇会一直摇下去。
蝉，是童年的信使。它们年复一年地来，带着同样的歌声，敲开同一扇记忆的门。它们的叫声，是故乡打在我灵魂深处的邮戳，无需地址，无需署名，只要那声音一响起，我便知道，我来自哪里。
后来我离开了那个小城，到很远的地方求学、工作。我在钢筋混凝土的丛林里行走，在高楼切割出的逼仄天空下讨生活，在空调恒定温度的房间里度过一个又一个夏天。这里的夏天也有蝉鸣，可那声音是零星的，是单薄的，被车流声稀释，被空调外机的轰鸣覆盖，不成气候。它们从行道树疏离的枝叶间传来，像一个游子在异乡的酒馆里听见乡音，徒然激起的不是喜悦，而是更深沉的惆怅。
我常常在盛夏的午后停下手里的工作，侧耳去听。隔着玻璃，隔着往来的人声与车声，那些蝉鸣显得如此遥远，如此不真实。我试图从中辨认出童年的那一只，辨认出被我放回槐树上的那个小小的黑色身影。可我知道，它早已不在了。不是那一只不在了，而是所有的都不在了。老屋拆了，槐树伐了，姥姥姥爷也相继走了。那个躺在竹席上、伴着蒲扇和呓语睡去的夏天，永远地留在了记忆深处，任凭我千呼万唤，都不肯再回头。
此刻，耳畔照例荡起阵阵蝉鸣。我停下敲击键盘的手，走到窗前。窗外是一棵不知名的树，枝叶蓊蓊郁郁地伸展着。阳光正烈，穿过叶隙，在书桌上投下斑驳的碎金。我循着声音望过去，在一条粗糙的干上，找到了那个黝黑油亮的小小身影。它正鼓着腹部，整个身体都在为那一个长鸣而颤抖着，和我儿时见到的，一模一样。
在这一刻，时间仿佛折叠了。隔着二十年的光阴，我好像又变回了那个梳着麻花辫、手拿竹竿的小姑娘，站在槐树下，仰着头，心跳如鼓。所有的过往与现在，所有的失去与怀念，都在这铺天盖地的蝉鸣里融化了，汇成一条静静流淌的河。
蝉们不知道这些。它们只是在唱。为自己短暂而灿烂的生命，为这个燥热而蓬勃的夏天，为所有倾听或不倾听的人。
那被蝉声煮沸的绿荫，那用数年黑暗换来的纵情歌唱，那再也回不去的、灼热的、喧闹的、完整的夏天，都在这震耳欲聋的静谧里，悄然溢满了岁月的河。
纸短情长，岁岁温柔
——《给阿嬷的情书》观后感
◎ 王智良
026年5月28日下午，许久不曾走进影院的我，在好友的邀约下观看了《给阿嬷的情书》。作为一个数十年未曾观影的中年人，这部平实真挚的影片，彻底刷新了我的观影感受。观影全程，泪水数次模糊双眼，心底满是酸楚与动容。影片没有刻意制造催泪桥段，却字字句句戳中人心。我始终相信，在那个车马缓慢、书信传情的年代，这样纯粹真挚的情感从不稀缺，也愿这份跨越岁月的赤诚与温柔，永远被世人铭记与传颂。
在遍地特效大片、流量佳作的影视市场中，《给阿嬷的情书》恰似一股温润清流。它没有跌宕起伏的激烈剧情，没有炫酷华丽的镜头特效，更没有知名演员加持，仅凭一纸薄薄的侨批、一场跨越半生的守候、一份纯粹质朴的善意，轻轻叩击人心最柔软的角落。看完影片，我深深懂得：最动人的情感从不是刻意煽情，而是藏在烟火岁月里，藏在平凡人一生坚守中的真诚与情义。
影片的故事，始于一纸纸跨山海的书信，终于一场温柔又动人的半生谎言。潮汕阿嬷叶淑柔，穷尽一生守候远赴南洋谋生的丈夫陈木生。数十年间，一封封字迹温热的侨批、一笔笔按时寄来的资助，成为阿嬷漫长岁月里唯一的精神寄托。她守着老屋、守着思念、守着对爱人的执念与期许，岁岁年年，安稳坚守。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双向牵挂，直到孙子因债务缠身，急于获得资助，于是远赴泰国寻亲，这段尘封半世纪的秘密才被揭开：阿公早已离世，往后数十年的书信慰藉、物资帮扶，从来不是爱人的遥遥惦念，而是一位陌生女子一诺千金、不求回报的半生守护。
整部影片最让我动容的，并非相隔山海的离别与漫长无望的等待，而是平凡人骨子里最纯粹的善良与赤诚。那位身处泰国的异乡女子谢南枝，心怀感恩、坚守信义，默默接过逝者未完成的牵挂。她以笔墨为情，以岁月为诺，日复一日书写书信，年复一年寄送“帮扶”，用尽半生时光，为素未谋面的叶淑柔撑起一片安稳岁月。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润物无声的坚守，用最质朴的方式护住了一个女人的念想，守住了一个普通家庭的圆满。这份纯粹无私的善意，跨越山海、跨越光阴，温柔了半生风雨，也让我真切明白：世间最珍贵的情谊，从不需要轰轰烈烈，贵在真心，贵在长久坚守。
侨批，这份载入世界记忆遗产的珍贵文化符号，在影片中不再是冰冷的历史名词，而是承载着祖辈乡愁、爱意与坚守的温情载体，藏着刻在中国人骨血里的亲情、信义与牵挂。老一辈的爱情，没有甜言蜜语，没有朝夕相伴，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一纸书信便是全部深情，一生坚守便是最长的告白。阿嬷的等待笨拙又纯粹，不染尘俗复杂，只笃信书信之诺、初心之诚。这份慢下来、沉下来的深情，对比当下快节奏、速食化的情感，在传统观念越发淡薄的今天显得愈发珍贵，也让人满心敬畏。
影片满是治愈人心的人间烟火。浓郁淳朴的潮汕乡土风情、真实接地气的方言对白、平淡琐碎的日常光景，褪去了影视剧的刻意雕琢，尽显最真实的生活质感。没有完美无瑕的人设，没有跌宕狗血的剧情，只有普通人的悲欢离合与默默坚守。它让我们看见，世间大多皆是平凡人，没有耀眼的光环，做不出惊天伟业，但正是无数普通人的善良、真诚与坚守，拼凑出了人间最温暖的底色。一句朴实的“做人要有情有义”，道尽了老一辈最纯粹的人生信条，也是整部影片最厚重、最动人的内核。
如今的我们，身处通讯便捷的时代，山海可瞬时跨越，思念可即刻抵达，却渐渐弄丢了慢下来的深情与坚守。我们习惯了仓促的相遇与告别，习惯了敷衍的相处与陪伴，再也难以体会“一纸书信抵万金”的珍重，更难以读懂一生守候、一诺千金的赤诚。而《给阿嬷的情书》，用一段温柔的旧时光，治愈了当下世人的浮躁与焦虑，让我们重新读懂情义的重量，学会珍惜身边的温情与陪伴。
纸短情长，念起一生。藏在笔墨书信里的温柔，埋在岁月长河中的善意，刻在民族骨子里的忠义，永远不会过时。这部影片，不仅是写给阿嬷的一封深情情书，更是写给每一个平凡人的温柔告白，是致敬世间所有坚守与善意的温暖赞歌。愿我们皆能留存这份赤诚与温柔，惜陪伴、守本心，不负相遇，不负情义。
墨香里的父亲
◎ 李美华
又是一年的腊月如期而至，丙午马年的脚步声已近在耳畔。每年一进腊月，家里就开始哩哩啦啦地收拾屋子，趁着这股子忙活的劲头，我挪开立柜底层那沉重的木箱，打算将积攒多年的旧物好好整理一番。指尖不经意间触碰到一个硬挺挺的卷轴，心中一动，轻轻将它抽了出来。缓缓展开，宣纸上“家和万事兴”五个大字跃入眼帘，墨色虽已略显陈旧，却依旧透着温润的光泽，宛如一位历经岁月沧桑却风韵犹存的老者，静静诉说着往昔的故事——这是父亲留下的一幅书法作品。我轻轻抚摸着纸面，那淡淡的墨香仿佛拥有神奇的魔力，穿越了五十多年的悠悠时光，瞬间将我拉回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腊月。
父亲是个不折不扣的书法爱好者，写得一手令人赞叹的好字。自我记事起，便时常有人慕名而来，上门求字。尤其是到了年底，左邻右舍纷纷登门，托父亲写春联，那场面热闹非凡，络绎不绝。父亲向来热心肠，总是有求必应，脸上洋溢着真诚的笑容。为了避免春联内容重复，父亲还拿出了一本自己平时抄写并装订的《春联集锦》，每选定一副对联句，他都会用铅笔认真地做上记号。为了能让亲朋好友们拿到大小合适的对联，父亲总是耐心细致地询问门框尺寸，然后根据尺寸大小，裁好红纸，
接着再依据选定对联的字数，将纸折成一个个整齐的方格。一切准备就绪，父亲便郑重地拿出笔墨，开始书写春联。每次写春联时，我都是父亲得力的小助手。只见父亲左手稳稳地压着纸，右手紧紧握着笔，微微弯下身子，屏息凝神，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他与手中的笔墨。他的每一笔都刚劲有力，每一画都饱含深情，仿佛在书写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未来的期许。父亲写几个字，我就轻轻地往上提一提纸，配合得十分默契。不一会儿，一句句吉祥的祝福语便跃然纸上。每写好一副春联，父亲都会仔细地端详一番。倘若发现有不满意的地方，便会毫不犹豫地重写一副，然后小心翼翼地平铺压住，晾干墨迹。那些天，父亲忙得不可开交，却乐在其中，家里到处都铺满了一副副散发着浓郁墨香的春联。父亲写的字龙飞凤舞，恰似一位灵动的舞者，充满了活力与激情，韵味十足，来取对联的人家看了，无不称赞有加，父亲的脸上满是得意之色，大年初一早上，我跟着父亲挨家挨户拜年。一路上，看着家家户户门上都贴着父亲写的春联，那一片红通通的景象，在冬日的阳光下格外耀眼夺目，王大伯家的“五福临门”贴在大门中央，显得格外大气磅礴；李婶家的“出入平安”衬得门框都亮堂了许多，仿佛为新的一
年开启了平安之门；张奶奶窗户上的“福”字，被阳光照得暖融融的，仿佛将福气都传递到了每一个角落。父亲看着那些春联，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那笑容中满是对自己作品的自豪和对乡亲们美好生活的祝愿。乡亲们见了他，都热情地招呼。李大哥，过年好，来吃块糖。父亲笑着回应：那温馨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后来，我长大了，进城工作，父亲也渐渐老去，身体也不如从前。可每到腊月，家里依旧会有乡亲来求春联。直到父亲去世前的那年，他的手已经有些发抖，握笔也不如以往稳当，但他依然坚持为乡亲们写了最后一次春联。那一个个颤抖却依然坚定的字迹，仿佛是他对乡亲们最后的深情告白。
如今，父亲已离开我十五年了。集市上的印刷春联越来越精美，色彩斑斓，图案各异，可在我心中，却再也没闻到过那样纯粹的墨香，再也没见过那样热闹的腊月。那墨香，是父亲的味道，是亲情的味道，是邻里情的味道，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暖与感动。卷轴轻轻合上，可那淡淡的墨香似乎还萦绕在鼻尖，久久不散。我小心翼翼地将父亲的作品收藏好，走到窗边，望着窗外渐渐热闹起来的街道。过年的味道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但那些藏在墨香里的亲情、邻里情，那些简单纯粹的期盼，却永远刻在了我的记忆深处，成为岁月里最温暖、最珍贵的年味，如同陈酿的美酒，越品越香，越久越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