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人都是一个标点符号

在人世间这部巨著中，如果说那些伟人犹如恢宏的章节和语句，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充其量就是一些标点符号，静静地仆身于后。虽然微渺，这些“标点符号”在微时空里，也自有一己的喜怒哀乐和不同呈现。

时常想到，身边那些像标点符号一样的人。

见到书名号，就想到我的恩师郁秉坚。郁老师是我高一时的语文老师。他的宿舍在学校东北侧的河塘边，屋后长满各种可入药的花草，室内一张大书橱里摆满好多的书，有《石头记》也有《李自成》。郁老师曾将我反锁在这间宿舍里，以便不受干扰地在书海尽情遨游。我的文学梦之旅正是从这小屋里悄然启程。

郁老师的语文课讲得那是一个好，古典诗文信手拈来，且幽默生动，学生们爱听，记得牢。他讲课不注重形式，发言不一定非得先举手，随口接住古诗词的后半句，他击节而赞“这就叫对答如流”。课余，他教我们篆刻、诗韵、中草药知识。更重要的是，他爱生如子。劳动工地上，他自掏腰包，拿出钱和粮票卖来烧饼给我们当“接晌”，惹得隔壁班级的同学直咽口水。

郁老师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他的一部长篇小说未能出版。这部《射阳河水浪滔天》写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他寄给了一家出版社。据说出版社已列入出版计划，后来因为赶上一场政治运动，没有了下文。前两年，我从他的孙子处，借得了这部小说的手稿。面对熟悉的手迹，如晤恩师，如听教诲，于是利用早晚时间，以不娴熟的拼音输入法，将25万字的手稿输入电脑，指望有朝一日能够将恩师的小说出版，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也使这一拖延几十年的书名号里不再空着。

破折号，像一根扁担，令我想起老同学许兴亚。我们从小学同到高中，在初二时还曾经同桌。他的家在八丈河南岸，我去玩过一两回，印象中房子不大，但是家里收拾得很干净。他的父亲在上海工作，不怎么顾家，家里常年是他善良的母亲领着他和一个妹妹辛劳度日。他学习成绩一般般，但手脚勤快，早晚下地帮母亲干活，同时关心着妹妹，日子就这么波澜不惊地向前流淌。

那一次，学校劳动课，需自带工具，许兴亚带来的是一根扁担。当时家乡一带农家常用的木质扁担，一般不外乎槐木、柳木、苦楝木，而他带来的这根扁担，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复合木压制而成，不光外观溜滑，纹路好看，手感轻便，而且承重力强，柔韧性好，用起来哪哪都舒服。劳动课结束后，几个同学还兴犹未尽，啜哄他一起来到学校西侧的小河边，将扁担搭在小河两侧，两三个同学一齐踩上扁担晃悠，结果是“咔嚓”断了。几十年后的聚会上，当时的班主任老师还笑着说起这一往事。

各奔东西的岁月里，总是聚少离多。前年，许兴亚的妻子来盐城一院看病，因病床紧张，只得住在过道里。我帮着找了熟人疏通，并去医院看望。那次两个人站着坐着说了不少话，还相约等我回老家去的时候，一起喝酒叙旧。可是不曾想，去年9月的一天，接到电话，说许兴亚遽然去世了。我哀恸难忍，写下了《扁担》一诗：“几十年的负重太过艰难/来不及发出一声‘咔嚓’/黢黑的身躯便折成两半”……

像小蝌蚪一样的逗号，使我忆起那年和汪兄分别的场景。汪兄，大名学成，比我年长几岁，我们是在母校的高考复习班认识的。那时候，他刚从部队退伍，报名参加高考，我则是上一年名落孙山，重新坐进复读的课堂。我们一见如故，无话不谈，互相引为知己。后来，我如愿考上大学，他则连年榜上无名，外加工作、爱情诸多不顺，不得已去了遥远的南国。

多年后，汪兄已在香港定居，自学成才，开了一家诊所，穿上白大褂，分明就是一位老中医。我来港时，和他见了面，目睹了他为患者按摩推拿的一幕。世道沧桑，人生难测，几十年前连梦都不敢这么做的。这中间，难以想象，汪兄该是经历了怎样的风雨兼程。

分别的前夜，汪兄来到我所住的酒店，提前为我送行。坐谈了一会，他便拎起黑布伞起身离去。我送他到宾馆大堂门口，看见外面的雨还在不紧不慢地下着，阵阵秋风裹着冷雨敲打着银色的楼宇、疾驰的车辆，偶见行人撑着花布伞、竖着衣领匆匆而过。我们没有拥抱，也没有握手，就这么互相望一眼，笑一笑，点点头，心领神会，尽在不言之中。他撑开那把黑布伞，走进风雨之中，像是嵌在彩色图文中的一粒黑逗点，那么显眼，又那么孤单……

是啊，在生活这本卷轴大书中，我们芸芸众生都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符号。正如哲学大师恩熙特·卡西尔所言：人就是符号的动物。

也许，每个人在自己一生的不同阶段，会是不同的标点符号，童年是问号，青年是惊叹号，老年是句号，但最终在别人眼中的定格，肯定是个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标点符号。每个人都必定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处事风格，对应一个“非我莫属”的标点符号。

每个人其实就是一个标点符号，或是像书名号一样深邃，或是像破折号一样承担，或是像逗号一样微小，但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不可复制的故事。也正是有了这些“标点符号”的陪伴，冗长的生活长卷才充满可亲质感和无穷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