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学商

一晃，父亲去世已经三年多了。

父亲是一个极其平凡的底层百姓，唯一的“官衔”是大队（村）民兵营长。有一天，我无意中回想起父亲走过的一生，突然觉得父亲也是个不同寻常的人。因为，他是一个难得的工农兵学商都经历过的人。

父亲出生在苏北滨海县一个农民的家庭。祖父行四，人称“四爹爹”，是三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我对他知之甚少。

父亲小时候应该是念过几天书的，因为他写的字还挺有模有样，当民兵营长时作会议记录不算难事，正常的读书看报也没有问题。退休以后，那些工友觉得父亲在他们当中算是有见识、懂政策的人，一度推举他为代表，去各级政府上访“维权”，也因此有了平生唯一的一次北京之行。后来，我再三跟他说道，年纪大了，歇歇吧。他答应了停访息诉。晚年，父亲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是“非诚勿扰”。他不止一次地和我说，孟非真了不起，人家没上过大学，懂的东西真多。我写家乡的散文集《想起》出版后，专门带回去给他一本。那时他已八十开外，翻了翻，说眼睛不行了，看书费劲。我便读了其中的一些段落给他听。

十来岁的时候，父亲被过继到邻县射阳八大家的“大爹爹”家。大爹爹是镇上的小商人，因没有小孩，便有了“过继”一说，那时候正开着一家竹器行，雇着几个师傅，做些竹床、竹橱、竹椅等竹器品用来售卖。父亲自然而然地成了学徒，拿着篾刀打着下手。后来，大爹爹还开过棺材铺、杂货店等。按道理，父亲耳濡目染，应该多少懂一些经商之道，但不知为什么，他对经商就是不谙行，也不感兴趣，怕是骨子里耿直的性格使然吧。

十八岁的时候，父亲参军了，和村里的陈二爷一起走进了军营。新兵连结束，可能是父亲训练表现好，又多少有点文化，长得也清朗，被分到营部做了通信员。两年后，组织上准备发展他入党，派了两个军人来八大家搞政审外调。这一外调，可不得了，发现大爹爹在日伪时期，做过伪保长。新四军来了后，曾对大爹爹进行审查，是滨海的四爹爹过来担保，才得以过关。在“血统论”盛行的年代，有了这茬，父亲想入党自然是不可能的了。因此，三年兵役期满，只得退伍回乡。与他一同入伍的陈二爷，后来做到连级干部，转业安排在盐城石油公司。好多回，我不禁瞎想，要是父亲像陈二爷一样，入党提干，转业安置，我们兄妹几个一生下来不就是城里人了吗？

回乡务农不久，商人的独子和镇上裁缝的二女儿结婚了。要强的父母亲满心指望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美好的新生活，可是偏偏赶上六十年代初的自然灾害，早出晚归，胼手胝足，仍然入不敷出，加上我们兄妹五个陆续出生，一张张小嘴嗷嗷待哺，日子过的那是一个艰难。后几年母亲不幸患上了肺结核，再后来我也染上此病。七口之家，两个病人，只靠父亲一人独力支撑，实在是勉为其难，成了生产队里老大难的“超支户”。三个妹妹都是念到三五年级就辍学，举全家之力保我读完高中，后来赶上了恢复高考的机遇。我的病体后来痊愈了，母亲却于1976年溘然早逝，那年她才38岁。

也就是在母亲去世前后，外祖父托人帮父亲在八大家轧花厂找了一份工作。一开始是季节性临时工，棉花收购加工的旺季，去厂里上班，一个月能拿到二十几元的工资，淡季时再回去种田。父亲那时还年轻，先干的是装卸工，身背一二百斤的棉花夹子走上长长的跳板，摞到高高的货堆上去；后来是打包工，在满是尘絮的车间里，或是跳进装棉花的铁厢踩压，或是几个人一组，跳上长凳快速地穿铅丝、打结头；再后来厂里照顾年龄渐大的父亲，安排进了“警卫班”，实际上就是门卫，白天负责人员车辆的进出登记管理，晚间负责值班及厂区的巡逻。每年的春节期间，父亲都是主动留守值班，在厂里过年。我知道，他看中的是假日的三倍工资。记不清在哪一年，父亲由于一直工作表现优异，被转为合同制工人，多年的“临时工”终于熬成了一名“正式工”。

晚年的父亲，在小镇上度过了他生平最惬意舒适的时光，拿着不高不低的养老金，衣食无忧，平日里和左邻右舍拉拉呱，打打麻将，再不就是看看“非诚勿扰”，听听淮剧。我们兄妹四人都在一百公里外的盐城，只有小妹一直和他相邻而居，陪伴照料。偶尔我们回家，他会高兴得跳起来，连忙挎着篮子哼着小曲上街买菜，后来年纪大了，腿脚不是太好，便会掏出皮夹子，笑着说：走，上饭店，我会东！

《淮南子·齐俗训》有言：“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 商与商言数。”父亲虽然工农兵学商都有经历，但他血脉里流淌的是军人的正直、农民的勤劳、工人的较真，学生的才智谈不大上，商人的精明更是了无痕迹。过去不觉得父亲有多了不起，现在却感到，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那么的丰盈。

父亲的遗像，放在我的书房里。每天晚间，当我走进书房的时候，都会与他对视一眼，很多时候仿佛听见他在问我：今天你过得怎么样啊？记得要开心每一天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