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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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五点多醒来，朦胧中随手打开“扬师中文系1979级同学群”，看到了筱荣君午夜时分发布的文章，怀念现代汉语老师徐炳昌的，题目就很别具一格：《请徐炳昌老师分析“喝它一杯酒”的句子成分》。文中，还配发了他当年的现代汉语听课记录本。
困意全无，骨碌坐起，留言道：“凌晨读罢老同学此文，不禁思绪万千，感慨良多……在校时，我倾心于文学、写作类课程，心中偶像是曾华鹏、吴周文等老师，对徐炳昌老师虽然印象较深，但从未单独接触过。现在想来，语言是构成文学、写作的最基本要素。好在后来没做中学老师，否则说不定会捉襟见肘呢。感谢筱荣美文，带我重温校园生活！”
心潮激荡，遂翻身下床，去书橱里翻看我大学时代的学习笔记。
我们于1979年入学，算是“新老三届”的尾子，一晃时光已过去了四十六年，不经意间同学们都迈入了花甲、古稀的门槛。前不久苏州东山聚会时，大家掰过手指头，年龄最小的六十有三，而年龄最长者已经超过七十五了，真的是“岁月催人老，山川记子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那时候，校园里流行的笔记本是活页簿，配上一个塑料硬夹，纸页上的四个圆孔往张开的钳爪上一套，然后“咔哒”一扣，甭管什么课，一本通用，不再需要每门课一个本子，既费钱又费事，所以绝大多数同学都用的这个，我也不例外。
待一门课结束后，将这些记满了内容的活页纸聚拢来，装订成册，便成了一本本独立的笔记本。至于装订的样式，那便是五花八门、各有千秋了。
我一般是这样的：将信笺本的彩色封面裁成活页纸大小，作为学习笔记的封面，然后编上页码，用两张空白纸作扉页，在上标注分类、序号、目次和装订时间，最后用信笺本的草黄纸封底作为学习笔记的封底，可谓是物尽其用。
熹微晨光中，摞在我面前的就是这样的学习笔记，应该至少13本，现在只集中了11本。
我之所谓“学习笔记”，其实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课堂笔记，一类是读书笔记。
课堂笔记，应该至少5本，缺第2本。没和大部队在一起的课堂笔记（2），应该是记录“现代文学”等课程的那一本。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盐城市电视大学任教，1984-85学年，学校让我开一门自开课，我自定的课题是“中国现代作家作品选读”。当时单位图书资料少，这本“课堂笔记（2）”帮了我的大忙。现在想来，它肯定就是那个时候和大部队走散的，不知躲在了哪个旮旯，也不知啥时候才能归队。
读书笔记，应该至少8本，缺第3本。
这些所谓的读书笔记，基本上是摘抄。按每页20行、每行25个字计，每页约500字，总数约1000页，则大学四年间，读书摘抄约50万字。平均每学年12.5万字，每学期6万多字，其实也不算多。
最后一本读书笔记，扉页上空空如也，没有分类、序号、目次和装订时间，内容也有点杂。肯定是当时临近毕业，不知分配去向，心绪不宁，无心编排，于是便将活页簿里的所有“残兵败将”收拢进来，混编成军，成了典型的“乌合之众”。
值得关注的是其中聆听各路大师学术讲座的现场记录，虽然失之简略和潦草，但从中可领略当时大学校园里学术界久雨初晴、万象复苏的盛况。
1982年，正逢母校三十周年校庆，中文系举行了系列学术报告会，主持人是曾华鹏副教授，主讲者分别是：任中敏教授，李廷先副教授，吉明学讲师，吴周文讲师，董象、诸燮清讲师，王家骏、弓惠英讲师，车锡伦老师，王世华讲师。
除去本院老师的精彩学术讲座，有幸近距离一睹风采、聆听教诲的名师先后有：复旦大学王运熙教授、湘潭大学羊春秋教授、南京工学院恽瑛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冯其庸教授、华东师大徐中玉和万云骏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林非和杜书瀛研究员、北京文学研究所涂武生研究员、王朝闻先生、南京大学陈敬泳教授、南京师范学院赵国璋教授等。
真个是名师云集，群星璀璨，那时的我们何其幸也。
本人生肖属牛，和牛一样喜欢反刍。据说人的一生中有两个读书高峰期，一个是青少年求学时期，那时求知欲旺盛，记忆力也特别好，像海绵吸水，知识储备是多多益善；再一个是退休以后的中老年时期，这个时候时间多，心无旁骛，没有什么功利心，加上经过了几十年的人生历练，读起书来会另有一番心得，哪怕是旧书重温，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冬日暖阳，我端坐书房，打开一本本尘封的学习笔记，仿佛重新走进熟悉的校园，踏上中文系红色的木质楼梯，走进挂着“七九级（四）班”牌子的教室，走到自己的座位上，瞄一眼来自常州金坛的同桌，然后坐到课桌前，将黄帆布书包放进桌肚，取出活页夹和“金星”钢笔，支颐展颜，等候着上课铃声的响起和老师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