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梦

敦煌遗梦

打开敦煌这本书，大汉王朝的使团驼铃回荡在悠远的伊犁河谷。通往阿姆河流域的这条路，张骞从宫廷青年走到了行将就木，中国历史却迎来了之后10个多世纪的跌宕与繁盛。历经风沙的中原丝绸愈加温柔，将费尔干纳盆地与大汉王朝联系在了一起。河西走廊，以它进可攻、退可守的地理优势扼制在这条伟大的国际枢纽上，成为大汉统治者日思夜梦的臂掖。

几千年黄粱梦，夜半惊，醒犹敦煌。

元鼎六年秋，“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从此，史书上频繁地出现了“河西四郡”。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走出阳关，便离开了中原王朝的西大门。在敦煌，外出的使团、商旅相互交汇，得到了丰厚的礼遇。华戎相交，敦煌从一开始就是世界的。

尽管西去东来的行人商旅得到了亲友最真挚的祝福，但并不能小视的是充满机遇与财富的丝绸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沙尘暴、无人区、大荒漠、劫道者，每一个风险都足以让心潮澎湃的探险者被无情吞噬，恐惧与激动交织在每一个远行在外的人心头。

在河西走廊的最末端，敦煌的这片绿洲给了来往商旅以希望。这种绝境之中重获生机的感觉，更让人们相信是佛祖在庇佑。中原与西域在这里不断交会，也不断在这里交手。他们都期盼把这咽喉要道掌握在自己手里，故而使得阳关四野的驼铃声里掺杂着马蹄铮铮。狼烟战火中，敦煌积累下了最宝贵的东西留给了后人。

那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下午，燥热了一天的太阳正缓缓落下，余光普照着静静矗立的三危山，庄严而肃穆。干了一天路的僧人勒尊拄着拐杖爬上了山脊。一瞬间的日照金山，把他和他的心留在了敦煌。他独自一人在山体上凿出独属于自己的洞窟来，在方寸之间，他修炼着自己的内心，也为敦煌带来了佛教文化的初识与起步。

为了路途的顺遂，为了家族的昌盛，为了佛教故事的传播，铁锤敲击钢钎的声音在三危山回荡了十个多世纪。远从敦煌而来的经卷被一字一句译成了言语，佛教文化的精髓也被通俗化为经变、壁画，不同朝代的工匠用泥土塑造出自己心中的佛祖、菩萨与金刚。同时，也在“供养人”心中塑起了虔诚和美好诉求的保障。这其中，不乏令狐这样权势滔天、威震朝堂的世家大族，也少不了当地的黎明百姓。

于他们而言，能参与洞窟的营造，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家族耆老、妇孺稚子的风姿被一一勾画在洞窟角落。能在佛祖菩萨的莲座膝下留下身影，于他们是多大的功德与荣耀。

风吹过鸣沙山、轻轻拂过月牙泉的水面，日光浴洗着三危山。日照金山的景象，给行僧勒尊和尚心里带来了极大的安宁与踏实。再后来的10个多世纪里，无论洞窟的形制如何、供养人的地位高低，虔诚、众生平等是这里永恒的话题。惩恶扬善、因果报应，所以，人们将过去、现在和未来塑造成了前世佛、今世佛和未来佛来求福祈愿。我想，当初一钎一镐开窟的工人、画下经变最后一笔的画师、求神拜佛的贵人布衣，他们每一个人都坚守着“向善向美”的执念。有了这东西，张骞两出西域，班超远往他乡，无数人造就了敦煌。

或是佛祖庇佑，或是西域对佛教文化的天然尊崇，敦煌虽几次被迫散落于关外，却始终安然无恙。焉支山间的匈奴铁骑心中也留存着一丝敬畏，但这敬畏并非世世代代、人人都能保有。当洪辩法师和藏经洞的秘密被道士王圆箓无意中撞破，这份敬畏便在私欲与国力羸弱的交杂下荡然无存。七万多件敦煌遗书，躲过了公元十一世纪日渐野心勃勃的西夏铁骑，却没有躲过知县汪宗翰的所谓“人情往来”和外国探险队的轮番搜刮。等到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发觉国宝流失时，敦煌已然满目疮痍。痛哉，王道士或许至死都不知道自己被钉在了耻辱柱上，然而比他更应为这千古浩劫负责的，是那个无暇自顾、疲于应付、外强中干的大清王朝。

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我们在旷野中行进，看不见雾霭之后的远山，铁路边的风车叶轮有一搭没一搭地转着。近乡情更怯，期待之后又带着几分忧愁。火车出了哈密、来到柳园，这就算回到了甘肃。古人说，春风不度玉门关。春天，的确是在丝绸之路上在玉门关色彩分明。但过了玉门，我却犹豫不前。敦煌就在那里，我却不知如何面对。

对一个游子来说，故乡的范围，取决于他与故土之间的距离。它可以是密须，可以是金城兰州，也可以是整个陇原大地。多少年来，故乡无外乎是一片日思夜想、却又暂时看不到希冀的土地。在基因与血脉里，我是彻彻底底的密须人。但在精神世界里，我曾深深地从“敦煌”这个命题上汲取营养。

兰州求学时，我在学校敦煌文化中心，跟随赵天英、王金娥两位老师做些助理工作。借着学校组织的大讲堂，我先后聆听了郑炳林、荣新江、赵声良等先生的讲座。从他们那里，我第一次真正明白了什么是供养人、藻井、经变，乃至阳关与嘉峪关的变迁。我向往敦煌，一厢情愿地把它当成了精神的故乡——尽管这或许源于我身上那难以褪去的文青病。我和伙伴们约定，毕业之后，一起去敦煌。和那些被带走的敦煌遗书一样，我的敦煌梦，也跟着我离开了兰州多年。终于，在爱人的支持下，我们来到了心心念念的敦煌。

万里归来颜愈少，此心安处是吾乡。真正来到莫高窟，在兰州所学、所看、所听的历史典故、藻井壁画，刹那间具象在了眼前。站在藏经洞的门口，我仿佛看见王圆箓、斯坦因、伯希和，也看见了洪辩法师、张大千、常书鸿。我是这晚归的远方游子，泪滴坠落在藏经洞洞口的青砖上。敦煌啊，莫高窟里的一笔一画，都让我像一个眷恋母亲的游子。在书本理论中早已熟稔的千佛洞、鸣沙山与党河，我们素未谋面，可发生在这里的一切，我却如数家珍。神交已久，所有希冀，都留存在我的敦煌梦里。

在敦煌夜市的书店里，凭着一份机缘巧合，和一位陌生人聊起了敦煌，聊起了那些研究敦煌的恩师。聊至兴起，那位大哥盛情邀我们夫妇共饮一杯。我明白，这酒，不只为我们一时的萍水相逢，更是为了历尽沧桑的敦煌。我想在这片土地上酣畅淋漓地醉一场，但那或许只是为了掩盖细翻过往时隐隐的作痛。谁也不知道下一步我们将错过什么。就像我抵达敦煌的当天，恩师赵天英老师刚刚返回兰州；又像我刚离开乌鲁木齐，当年一同约定去敦煌的昊子，飞机刚刚落地。人们总借用“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来表达年轻时的遗憾，我又想起，初次离开兰州去工作时，在《金城》编辑部里，成志达师哥对我说：“总要去一次敦煌，去看看秋风拂过鸣沙山，树叶落在小桌子上。”白云苍狗，如今只剩下往事与回忆，陪着我行走在悬泉的遗址上。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直到身处敦煌，我也没有完全参悟这句话。不知道守藏经洞的王圆箓最终如何想，远道而来的斯坦因、伯希和们又如何评价自己？我怨王圆箓，但却也渐渐明白他的无奈。在大历史面前，小人物往往不值一提，甚至命如蝼蚁。黄河之水东流去，并未带走河西走廊的宏大。丝绸之路上，驼铃声仿佛依旧回响在耳边，乌鞘岭如屏障般横亘在中原帝王的脉搏之上。这片土地荡气回肠，大漠孤烟孕育了敦煌的博大。敦煌舞、敦煌壁画、敦煌遗书、敦煌洞窟……每一个门类都包罗万象，难以穷尽。这些浩瀚财富体量之“大”的背后，所支撑的，实则是这个文明的“盛”。一饼胡麻、一株胡杨、一身胡服、一曲胡乐，敦煌向西域迈出的每一步，都在支撑这个文明的西进，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历史无以伦比的厚重。

莫高窟给了我答案，它的“大”与“盛”，恰恰是在方寸之间。藏经洞里的经史子集，莫高窟墙壁上的经变与塑像，让全世界研究了一个多世纪而未曾穷尽。就像无数个张骞、班超在沙海中踏出的丝绸之路，至今依旧充满着不息的活力。谁也没有想到自己正在创造历史，每一个人却最终都化作了寂寞沙洲中的一粒尘埃。敦者，大也；煌者，盛也。敦煌的“大”，大在其属于整个世界的范畴、滋养着人类的精神文明；其“盛”，盛在中西交糅的文化版图与不朽的前世今生。

看不完的莫高窟，说不尽的前尘事。你来我往，互通有无，铸就了敦煌。故而，在这里，我得到了某种中和，见到了世界上最美的东西，也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五代宋元、明清变迁的层层印记。不同的文明，随着驼铃汇聚到敦煌，又在敦煌获得新生。这正是其被称为“世界的敦煌，心之所向”的原因。我要感谢敦煌这本书，它以无比的厚重，记载了一切的发生，也让我终于明白：历史，并不仅仅是要我们狭隘地去追究是非对错，而是要从这些是非对错里，辨认出走向新生的路。

敦煌，后会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