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儿里的游魂

黄中像一个游魂一样在村儿里飘荡。

黄中并不姓黄，而是彭，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就像他有时候无声无息地进到我家院子里，在我旁边看我劳作许久，忽然说一句：擦得真干净真亮啊！我才会猛然扭转脑袋，看他一眼。其实听声音我就知道是他了，但我还是下意识地扭头看向他，一看到他我就知道他得逞了，他似乎过来就是为了吓我一跳，他得逞的时候，不像恶作剧少年那种捂着肚子大笑，他歪着嘴，浑浊发黄的眼球盯着我的脸上表情变化，见我只是朝他笑笑，他便也觉得这玩笑不好意思。这时候你若是和他搭一句话，那么他便会顺着这句话开始说，绝大多时候都是能扯到村庄的历史旧事，没什么有意思的事；但你若只微笑，或是仅仅搭一句不要紧的话，他就会讪讪一笑，知道你并不想聊什么，他便迈着慢悠悠地步子，在院子里咂摸两圈，找其他人去了。他往往会与大人们闲话，闲话时候他往往很容就成为众人的焦点，他年纪大辈分高，见到的事儿多，便似乎就被认为更权威一些，每当说到兴头上，都慷慨激昂、情绪激动到那张歪嘴都在颤抖，上面一根根的灰白胡子如同刺猬的刺一样抖动，或是手从背后抽出来，在半空当中划拉，他试图在空气中扒拉出那块老地图，指出哪块是沟、哪块是坎。

歪嘴并不是他的本意，他早年得了羊癫疯，没有及时治疗，便落下了歪嘴的外貌，因为歪嘴的外貌而得不到认可，便成了村儿里少数的鳏夫。他家与我家隔着一条宽敞的土路，他们家的小木门朝南，我们家的大木门朝西，他们家是土坯砖垒起来的老房子，据他说，在他爹当兵抗日离开家之前就盖好了，后来他爹死在抗日战争当中，再没回来，这个老房子在风雨中挺了数十年，稳稳当当，这是他为数不多自豪许久的事儿。早些年，他们家土坯院墙还都算完整，只是被风雨侵蚀到没了棱角，墙顶泥水流成汤混入大地之中，也还是像一堵墙一样站立，只是越来越低，到后来不得已，他便在上面铺上一层塑料布，用从别人那捡来的红砖压住。红砖要么是缺一角，要么是半块，在暴风雨中根本压不住塑料布，下雨时人管不了这些，雨过天晴后便能见到一地的碎砖头。

黄中家有几亩地，但他家没有牛和驴，他有时候便一个人套着那辆小牛车，做那个牛或是驴，那辆小车看起来很沉，将他的脊梁压弯下去，他的头看着大地，每当进他家门都是上坡，便能看到他将腰身弓起来，脊背高高拱起，双手握在横梁上，似乎俯身就变成了一头牛，向前拖着沉重牛车。这时候如果有人看到，便会搭一把手，帮他推进去。总有人问起，为什么不去别人家借个牛车，他总是歪着嘴讪讪一笑，挠着头说：“哪有闲着的牛车，再说了，求人是挺难的事儿，哪有闲着的人。”他从不求人，别人也不好意思求他，渐渐地和很多人关系就远了些。他也不在乎。

黄中是个孝顺的人。那时候他母亲还在，那位老人家当年便已经八十有余，又是抗日英雄的妻子，辈分大，又会给小孩“收魂”，因此备受十里八乡尊崇，小时候他们家经常有外乡人拜访，我也经常过去看热闹，在他们家那昏暗的小屋子里，老人家总是拿出来别人送的饼干给我们。黄中极其孝顺母亲，每逢午时和傍晚，如果是一群人聚在我家院子里聊的尽兴，到了饭点他就立刻起身，也不管话茬里有没有他，便慌慌张张走了，走的时候手脚利索，格外迅速，众人便知道那是回家给他老母做饭去了。

我一直都不明白，黄中是靠什么活着。最初一些年，黄忠还都能从欠收的庄稼地收上来些许粮食，这点粮食有时候看着可怜，还不如去地里拾麦子的小孩收获多，可是这事儿很难完全责备他。他连一头牛都没有，别人靠牲畜耕地，他的地就是刨个坑，将种子扔进去，至于能长到什么地步，全靠天意。他母亲还在的时候，他还像村儿里大多数庄稼人一样，早起下地锄草，晌午下地溜达松松土，傍晚也会从旁边的沟渠里引水灌溉庄稼，但即使如此，每到麦收季节，别人家都是满满山头一样高的牛车，麦穗饱满金黄，而他就那么几捆。他不是不照顾庄稼，是买不起好种子、用不起农药、背不动沉重的犁耙，他总是这样说。但他从来不求哪个人帮忙，他总说：求人是一件很难的事儿。

即使这么难，我也从没见黄中哭过，体肤之饿，不足以让他痛哭。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黄中哭，黄中的母亲去世，这位接近九十岁的老人在一个暴风雨夜离世，那天风雨刚走，彩虹划过天际，我们这群小孩子正在家门口追逐蜻蜓，忽然听到一声惨烈、悲怆的嚎啕，我们被惊呆在原地，然后便看见大人们走进黄忠家昏暗的屋子，大人们走出来，一个个脸上焦急四散而去。几天后一张棺木便出现在那里，然后是一群穿戴白孝服的男女，头上戴着长巾及腰，腰间系着厚重白麻布的，一群群被裹在白色麻布里的人，互相搀扶着、嘶哑了喉咙、悲伤着、闭着眼痛哭嚎啕，连绵不绝在这条街上响起，最痛苦的那两个女子，步伐踉跄几乎无法站立，男的在后面呜咽，这些都是彭氏族人，我在其中寻找着黄中，始终找不到，来来回回三趟，跑到了最前面才找到黄忠。他走在彭氏族人的最前列，捧着母亲那张老迈的遗照，他头上戴满了白布叠出来的孝帽，身上穿着白麻布制成的孝服，将他本就佝偻的身躯压得蜷缩成一团，走在最前面，他张着嘴，他的哭没有声音，只能看到他歪着嘴呜咽，眼泪滚落，鼻涕滴里搭拉，走过家门口时，他抬起眼，我看到那双浑浊的眸子，失去了神采，失了魂。

他没了母亲，我在那一刻竟有一种深切的感同身受，失去母亲令人悲痛至哭不出声，只能让气卡在喉咙里，想喊出来，却是无声的呜咽。

自母亲去世后，黄忠仿佛变了一个人，他每日不再去田地里，似乎在他看来，那地和那些庄稼就跟自己一样，就这样囫囵的长着，自己就这样囫囵的活着，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好。

也不知道是哪一年的暴雨，冲垮了他们家的土墙，土墙砸进牛车里，牛车也没想到自己竟最后落得这般境地，成了一片无人照管的废墟。黄忠不仅不顾牛车，连自家的门都不顾了，那两扇木门，后来因为不堪围墙倒塌的重负，也放下作为木门的责任。有那么一段时间，从这条街上经过，旁人总会忍不住侧目，以为这院子是个废弃的老宅。那两间老屋，也是泥砖垒起来的，我小时候还做过泥砖，把红土活成稀泥，掺和上麦秸秆，搅匀乎了放在方块模子里，然后在阴凉处晾到透干就算成了，以我当时的见识，这东西扛不住雨水的冲刷。事实上，那两座屋子也历经几十年的风雨，却不知是何原因，让人觉得它可能扛不住风雨了。

黄忠不关心房子能不能扛住风雨，他只要从炕上爬起来，便会离开那个地方。有时候悄不言声地进了我家，如果院子里有人在干活，他就挪着步子，背着手凑过来，看你忙来忙去，如果有人搭上一句话，这句话也不必是什么特别的话，关心一句就问“有没有吃饭？”，他必定会说吃的稀粥，然后是恒久的沉默，他也不再接着往下絮叨些什么，有时候就找个凳子或者台阶坐在那里，看着院子里的人忙来忙去，他歪着嘴，任胡子拉碴在那里发呆。可一旦父亲说那句“去准备做中午饭吧！”。黄忠便会从发呆中醒转过来，问他要不要在这里吃饭，他摇摇头，他不会在这里留饭，总会说回去做饭，于是便挪着步子，背着手，佝偻着身子离开。

他不一定回去，更不一定做饭，他有时候会沿着一堵又一堵高大的砖墙行走，经过别人家大门时便会避开，回到路中央去，他可能怕踩脏别人家干净的石灰台阶，也可能怕突然窜出来的土狗咬人。有时候我去打醋，碰到他会叫一声爷爷，他也会歪着嘴回一声，我脚步很快就会超过他，他只是背着手慢慢走，我回来时还会看到他，他依旧背着手慢慢走，一般人同路遇到两次，点头示意也就罢了，再打招呼反而显得尴尬，可他总像是忘了刚才打过招呼，挤出一个笑问：一会儿吃饺子呐？等走远了，你回头看，远远看见他的背影，总是一件常年不换的深色衣服，像一个游魂。他就是在街上溜达，街上大多数人家跟他都不来往，他进不得门，也不好意思进门，便只能不停走街串巷。

村儿里的老人慢慢老去，有人搬去和儿女住，有人在寂静冰冷的寒冬永远的睡着了，黄中在他熟悉的村庄里游荡，村儿里的哪块地儿盖了新房，谁家的大门新涂了漆，他将这些都一一记住了，但有些是去年的事儿了，有时候是夏天的事儿，也有时候他记不得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他已经进入了垂暮之年。他身上的味道愈见浓重，他愈发的肮脏丑陋，他不在时，父亲便与我们说，以后不要与他搭话。他再来的时候，院子里都是干活的人，却没一个跟他搭话，他自觉到了，便更不再说话，有时候就那么呆呆地站着看着我们干活，有时候悄无声息地背着手离开，然后像一个游魂一样，从村中间晃到村东头，有一次我看到他在一个麦垛边上睡着了，脸上有淡淡的笑意，炙热的阳光从头晒到脚，或许此刻他在做梦，身下不是麦秸秆，而是温暖舒适的大床，身上不是炙热的阳光，而是如同阳光一样的棉花被。

黄中走了，在房子塌方半边之后的第二个冬天，没有葬礼，无声无息。彭氏后人继承了他的宅基地，将土坯房扒了个干干净净，围起来半人高的一圈红砖墙，也不盖房子，来年春天，在里面种了些蔬菜，蔬菜打理得很好，绿油油的，又有了新的生机。这一圈红砖墙很结实，用水泥一层一层垒起来，红砖也是从砖窑买过来的新砖，高温烧制，比土坯更抗雨水的冲刷。这里再过了一年，就完全不记得曾经那个废墟一样的土坯房，也不记得这里曾经有个叫黄中的人，街上晒太阳的老人也少了，村子里似乎没有人再提及这个人。

只有一圈红砖墙还在那里，崭新、结实，如同牢笼一样，将过去埋藏的严实。用不同的色彩，换着一年又一年的四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