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三线厂做小工

高中每年的暑假，父亲都要给我找小工做。一来培养劳动习惯，二也可以挣些钱补贴家用。

能有小工做，工钱又很快可以结到，只有在上海三线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响应领袖“备战备荒为人民”和“要准备打仗”的号召，我们这个小县的许多山洼里，陆续迁来了好些三线厂，细数起来有向阳、卫东、工农、立新、延安、险峰、井岗山、满江红、韶山、星火十家之多,名字都很红色和响亮。于是不断有基本建设，也不断有小工做。

到上海三线厂做小工不是想做就能做的。被征用了山场和田地的生产队，可以派人到三线厂做工，工钱由生产队统一结。个人不能到三线厂做小工，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去。我能做小工，得益父亲是公社干部，和三线厂有工作上的联系。而且父亲还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学生不能死读书，要“学工学农学习解放军”，这也是领袖的号召。做小工就是学工的表现。这一点，三线厂方面完全能够接受。

我做过两种小工，一种是挑土方，一种是捶石子。挑土方的工具是一根扁担，两头连着铁制的挂钩，钩起竹编的畚箕，一头一只。厂房要建都建在山脚的坡地上，先砍掉上面厚重的灌木，再用板锄和铁镐挖，土很板结，有树根牵连，遇上岩石层，还要用炸药炸，这些都要壮劳力对付。我是做小工的，身单力薄，只能打下手，把挖松的土块，装进畚箕里，挑到另一个地方倒下，返回来再装再挑，如此反复。捶石子是坐在那里，左手抓一只用橡胶带子弯成的皮圈，皮圈里放进从河滩里捡来的鹅卵石，置于坚硬的大块花岗岩上，右手握一只小铁锤，用力砸，有时一锤下去便砸开了，有时要用力砸几下。砸开的石籽状如杏和李一般大小。计算做小工的工作量，是把挑过的土和锤好的石籽归集好，呈长方体形状，有人拿皮尺过来，上下左右仗量一番，然后在本子上记下。做了多少，并不知道，工钱都由父亲结。我当时盼得就是天下雨，或者早一点开学，那样就不用做小工了。

做小工要听从工头使唤，一天中除了中午吃饭，都在不停的劳作。所以一天中惬意的时候是在食堂吃饭那一段时间。工头有意安排我们中午收工晚一点，以错开上海工人师傅排队买饭的高峰。暂时放下了沉重的劳作，进到餐厅里，头顶上的吊扇“呼拉拉”旋转，顿觉清凉无比。这时餐厅里买饭的工人师傅已经不多，他们有的在餐厅吃，有的买好端到宿舍里。菜谱是写在黑板上的，好些菜名是第一次看到，但再看后面的价格便不再问。要买就买便宜的菜。像豆芽菜是第一次吃到，白、嫩，吃在嘴里香脆，还有点甜，也是几分钱一份，每餐都会买。饭是蒸饭，一只浅口搪瓷碗里，圆圆的一块，四两。要是买二两，就划碗里的一半给你；一两，就是一半中再划一半。夏天能喝到冰水，食堂里供应，不限量。喝下去，全身上下透凉。上海工人师傅不在食堂里喝，只拿了暖瓶装好，拎到住处去。我们用水壶装满，带到工地上，不过很快就不是冰水了，是冷水了，但好像比冷水好喝。如果还没有到工头说的上班时间，还可以在食堂的长条靠背椅上，短暂而又美美的睡上一觉。

若干年后，我经常到三线厂去，是以检查和指导工作的身份。不过三线厂的工人师傅都撤回上海了。当地的企业接收了一家家的三线厂，情形不免有些冷落，甚至有了一点破败。再过了一些年份，一些厂房被拆掉了，露出了残檐断壁，看了有点难过。当年的三线厂，让当地人比较早和多的认识了电灯、电话、广播、收音机、电视机、自来水、汽车和上海人的生活做派，也成就了当地百姓的生活追求。

一度对三线厂准确定义不甚明了。后查资料看，是国家于1964年至1980年，在中西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称为“三线厂”。我们这个小县有幸迎来了上海三钱厂，丰富了那一段历史。我呢，则经历了一段做小工经历：太阳暴晒、肩膀红肿，手掌开裂，受伤流血和汗如泉涌；但吃饭是香的，喝水是甜的，睡眠总是不够的，以及对于上海这个大城市最初的感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