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一个理由

这年年底，我在医院陪护病重的父亲，遇见了三十多年前插队时的队长。我问他，你怎么了？他说我没事，是老太婆住院。我说我去看看。队长说，她才睡，我出来抽根烟。我和队长就站在走廊拐角处聊天。关于队长的一些往事，在我的脑海里渐渐呈现出来。

我当年插队的生产队叫“耕礼堂”生产队。“耕礼堂”是一幢祠堂的名字，里面住了七户人家。“耕礼堂”以及周围的老屋，还有在旧屋基上新盖的瓦房里面的人家，连在一起，可以说同在一片屋顶下生活。有的即使不在一片屋顶下，在雨天，顺着屋檐，沿着墙边的石板路，也不会湿了衣服。日出，社员们在“耕礼堂”门前集中，由队长派工，不经意间，站成队伍，一个跟着一个，说说笑笑，向田里进发；日落，大抵也是一样，一个跟着一个，回到“耕礼堂”，然后消逝在各家门前。鸡犬相闻，其乐融融。

不知道什么原因，队长的家却在另一个自然村。印象中，队长从住家到“耕礼堂”，差不多早中晚各要跑一趟。这样的来回，大部分时间队长都有意要多走一些弯路。在这弯路上，队长扛一把锄头，赤着厚脚板，裤脚卷至膝盖上，顺着生产队的田边和地头，看秧苗的长势，看有无病虫害，看水田是要灌水还是要排水？这样边走边看，就到了“耕礼堂”。

在“耕礼堂”，队长有时是给聚过来的社员们派工；有时站在某个社员的家门口抽烟，和一两个社员说话，是家长里短类的话题；有的时候，某一对夫妻在吵架，声音一点也不掩饰，传到了屋外。而这时，队长刚好路过，听到了，在这家社员的门口骂一句：饭胀多了！之后，走进屋子里。十几分钟以后，队长出来了。队长出来时，后面跟着刚刚吵架的夫妻。他们神情怯怯的，可能是被队长刚训斥了一顿，不好意思走出来，在门里面说，队长就走啊！队长“哼”一声，不接他们的腔，很生气的样子，扛了锄头就走。

我那时是生产队出纳，还兼记工员，要经常出入队长家。

有一次，我刚进门，就听队长的老婆在和队长理论：你当什么屁队长，就会对自己老婆来神。我明白队长老婆的话中话：她跟着队长，一点便宜也得不到，老是被队长教导着，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心里火冒冒的。我准备退出来，队长却叫道，你来得正好，我有事要找你。我只好不走。队长老婆见到我，继续数落队长：你呈什么能，你身体吃得消啊！晚上睡到床上，不要像死虾子躬腰，才算本事。我听着，话里话外都是老婆在心疼队长。

队长回老婆一句，人不能吃老本，要立新功。

我说，生产队离不开他。队长老婆脸上阴转多云，是哦，地球离开他就不转了！

很快到了一年一度选队长的日子。队长果然在会上说，我身体吃不消。选年轻人干队长，我保证支持。可是举手表决，社员们又都投他的票，好像是齐刷刷的举手。连平常对他有意见的人，也投他的票。大队来的干部，看看表决的结果，对队长说，没有办法了，还是你。他只有干，一直干到分田到户，生产队退出历史舞台。

生产队长的重头戏是要办好年终决算，让每一个工分值能折算出较高的货币单位。而要做到这一点，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从年初就要抓好开源和节流两件事。开源就是靠队长动脑筋，扩大水稻栽插面积，提高粮食单产，多卖余粮，在信用社有存款。种桑养蚕，池塘养鱼，开荒垦地，种上玉米、黄豆、红薯、芝麻、绿豆，收获以后卖钱，增加副业收入。再是派人到上海三线厂做小工（工钱由生产队结，生产队给做小工的人记工分）。

节流呢，就是做实工分数，类似于现在的降低成本。这个要队长做黑脸包公，敢得罪人。有两个社员习惯出工不出力。给他们记工，队长对我有专门交待。我知道，是给他们打了折扣的。这两个人一唱一和，在我面前面发牢骚，恨队长，说队长的坏话。可当着队长的面，却不吱声，甚至说一两句恭维队长的话。队长对其中的一个人说，我知道你心里恨我。你想想，要是大家都学你们，做事磨洋工，这一百多张嘴巴到年底都喝西北风？那个人脸马上红了，说不出话来。

生产队不乏小能人，手巧，嘴巴皮子利害，为了争利，有时会把生产队一些干部搞得下不了台，都是队长出来摆平。摆平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和人家就事论事，说你理亏在哪里？就算你农活上有一套，可是与队长比，还是要差一截，这样就不好与队长叫板。再一个就是从不以权势谋私。用队长的话说，我没有小辫子给人抓。要有的话，你们说出来。

队长、副队长、会计、仓库保管员、出纳、民兵排长、妇女队长、贫协组长，都是生产队干部，平时给社员们服务，是零零碎碎的，要占用个人休息时间，有时还要随叫随到。一年下来，要给一些补贴工分。补贴工分到底要给多少？上面没有统一的标准，要生产队拿意见。拿意见的主心骨当然是队长。

快到年底时，生产队会像模像样的开干部会，研究生产队的重要事项，比如年终决算，顺便也议一议误工补贴的事。议到误工时，队长会把每个人的全年工作来一个点评，基本上做到客观公正。然后把误工补贴分几个等级，又一一按到每个人的头上。末了，他会说，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有意见的话，就提，不要在背后嘀咕。

大家沉默了一下，大约是十几秒钟的时间。有人率先说，我看行。其他的人也附和，也说行。我那时认为能顺利通过，是队长的榜样力量。有人提议，队长是全队的主心骨，操心多，最辛苦，误工补贴要评一等。这时队长总会说，事是大家做的，还有我是队长，我不能要。

有一年，队里的收成测算还不错，预计工分值比上年能增加一毛钱，这就相当不错了。照例，大家又坐在一起评误工补贴。这一次，队长把自己评为二等。所有的人都不同意。

队长说，三线厂有一个土方工程没有包下来，我不该和小舅子透露，被他抢去了。生产队损失好几千块钱进账，我有责任。

会计说，土方工程又不是小舅子从你手里挖走的。其他人也说就是就是。

队长又说，我今年有一个月没有出过门。

队长有一回赤脚走在田埂上，察看秧苗长势，踩到一块碎玻璃，碎玻璃扎进肉里。队长一屁股坐在地上，用手把碎玻璃抠出来，以为不要紧了。当然是淌了不少血。后来脚板底好像有根刺，疼，脚背肿的像发面馒头，脚底还灌了脓，不能下地。找来赤脚医生，划一道口子，白脓一团一团的往外冒。后来脚是消肿了，也收起了口子。可是脚板底还是不得劲，一得劲就疼。再切口子，原来是一粒玻璃渣，嵌在肉里。那一个月，正是生产队“双抢”大忙季节，副队长每天都往队长家跑，早请示，晚汇报。

副队长是年轻人，他说，歇在家里，不能到场，更着急，更伤神。他的意思是说，队长还是要得一等误工补贴。

妇女队长说，社员不看你队长做了多少事，只看今年工分值提高了多少？你用的是脑子指挥。众人又都说，就是，就是。

队长这时清清嗓子，又说了一句话。队长说，我再说一个理由，你们要听我的。我是党员。是党员的，就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双抢”时，我歇在家里，没有吃苦，就等于享受了。所以，这一等的误工补贴不能拿。在座的，除了队长，其他人都不是党员。有一阵，我们都不出声，或者是我们对党的事很陌生，或者是从心底里佩服队长。

队长和我父亲是同代人，都是建国初期的老党员。在他们的身上，有好些优良品质值得我们学习。比如，要求别人做到的事，自己一定会抢先做到；要求别人不能做的事，自己是一定不会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