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行客

当年我在乡间一所学校代课，暂时脱离了田园劳动生活，穿鞋穿袜，不在被风吹日晒，感觉很好。有一天学校来了一个年轻的老师，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是像我一样的代课，还是正式分配来的教师，总之我们与他几乎没有相处的时间。说他孤僻也好，还是清高也好。

这个年轻的老师有一个响亮的身份，是从复旦大学毕业的。光这一点就让我们其他教师很敬仰，要知道这是五十年前的事，又是在一个偏僻的乡村。新来的老师除了他应该上课的时间来到学校，其他时间一律不和其他教师来往，也包括他的学生。学校附近有好几家上海三线厂。他的生活起居都发生在三线厂。这么说你就知道了，他是一个上海人的子弟。

上海人即使到现在，也多少透出些清高，更不要说那个年代了。三线厂离学校步行约需半个小时，差不多学校上课敲铃时，在三线厂都依稀可以听到。新来的老师一点也不浪费时间，当他有课的时候，上课预备铃刚刚敲响，便见他立在教室门前。片刻之后，他便大步跨进教室。我想这又应该归结他腕上手表的功劳，可以准确的掌握时间了。可惜我们好些教师当年没有手表，这就从外在的形式上又多少矮人一截了。

我们这些教师上课时，课前课后都忙忙碌碌。譬如备课，编写教案、给学生批改作业，聚在一起讨论教学事宜，相互取长或补短，找好的学生或者差的学生来面前谈话，总之都很认真和尽职。手指间总是沾有白色的粉笔灰末，或者是红墨水，下了课总是要用力拍拍双手，拍拍前胸和衣袖上的粉笔灰，那是人民教师的特征。但是新老师同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到教室上课时，手中都要捧着厚厚的一摞学生作业本，还有课本、讲义夹、圆规、三角尺、粉笔盒，年轻体弱的女老师便显出吃力的表情来。但新教师上课看他走进教室前，手中的物件很简单，就是一本教科书，很薄，记得是三角函数的内容，被他用两根手指轻轻的揑在手上，带进教室。下课时，我们这些人手上的东西依旧，他却一脸轻松的出了教室，也不往教研室里去，独自回到三线厂的家中。印象中，他从来没有同我们在一起给学生批改作业。不是他不给学生布置作业，这是最基本的教学方式。只是他这一切都在教室里进行完了。他让学生在教室里温一些课，这中间他便将学生的作业本当场批改完毕，然后再布置，如此反复，所以不见他带作业本出教室。

但那时，我们其他教师并不在背后贬低他，或者去妒忌他，在领导面前说他的坏话，或者也照着他的样子做。一半的原因那个时候人们思想境地普遍比较纯净，更说不上有利益上的冲突。还有一点，就是人们除了出自对他毕业于高等学府的仰慕之外，更有一点是对于他身世的关切。这个穷乡僻壤的学校，最高年级只有初中三年级，无论如何是不应该有复旦这样的毕业生来教学的。那么也就有其中的可能不幸了。这种事那些年月也是经常发生的。如果是这样，本乡本土的老师就给予了外地人深深的同情，虽然在语言上不曾交流过。虽然他的穿戴上比当地上体面多一些，人也生长的白净，而且相貌也是堂堂的。那个时候看也是二十刚出头的年纪。

大约是一个学期还没有结束，新来的老师便没有再到学校来。有话传出来，果然像人们分析的那样，原来成份也是不好的。在上海的父母身边呆不下去，投奔到三线厂的舅舅处，也算落难吧！突然离去也是回家为父亲奔丧，之后也没有再回转过来。我们当时都有些想他。毕竟也是大都市来的年轻人了。再到后来，政治气候一天天好转起来，新来的老师自然也就有了更好的去处了。再到这种偏僻的地方来也是不可能的了。当然也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