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孙老师,八十多岁了,丈夫离世多年。育有两个女儿,差不多也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不过她们都生活在香港,很少回来,在疫情期间就更是如此了。
疫情那些日子,家家户户日子都过得胆颤心惊的,虽有政府作为在一边的努力保障,终究还是有不到的地方,于是便有了疫情期间一些百姓过日子的艰难。孙老师的艰难在于她面对疫情期普遍要求做的一些自测,不能胜任,就是说进行不下去。我们比她年轻,这时候就过去给了她援手,尤其是进到她房子里帮忙。那个时候,能够进入不属于自己家的屋子是要有勇气的,也就是要冒着可能被感染风险的。最有印象的一件事是,孙老师有几天常年请的家政也被感染了,不能前来做活,我们显出了对她的格外关心,怕她寂寞的一个人,万一被感染了,却没有人知道,于是会偶尔的去电话问候一下。孙老师当然感激,不过接下来却给我们安排了事情,就是她不能出门,她产生的垃圾由我们帮助倒。那时家家户户的垃圾都被认为是一条产生和传播病毒的途径,避之不及,可见我接受的任务有一定的艰巨性,我承担了,把它看作是助人的一种方式,也收获简单的快乐。好在次数有限,担心的时间也就没有很长。
孙老师这个时候有女儿在身边,哪怕是不住在一起,在市里,或者是有一个女儿在身边,孙老师心里的安慰也会好一些。孙老师的两个女儿都离开自己的母亲,到一个她们认为能让她们过上多一点体现价值的生活,当然通过努力实现了。上海人的生活目标,首先瞄准的的是国外,就像小地方把大城市,比如上海北京当作自己的努力目标一样。对于孙老师来说,有女儿不能在近身照应是一遗憾,但能够在外人面前表达出两个女儿都生活在发达的地方,又是一种荣耀,偶尔会拿出来说一下。就像我们住在这里,她和我们说过好几次。她还说,她的弟弟曾经在她面前炫耀,说他的儿女都在身边,都方便都好。她说,我对我的弟弟说,我虽然女儿不在身边,但我不后悔她们到香港生活。
不过也感觉出,孙老师虽然有两个女儿,但她们过来看孙老师的次数并不多。疫情期间不能随意走动,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疫情过去了之后,全国已经大范围和正常流动了,也不见女儿们回来看她,这或许有一些说不过去,如若我们揣度孙老师的心情,多少会有一些不太愉悦的。就说那大女儿,据孙老师说的,已经退休了,日子也过得不错,完全有时候间来看母亲的,却没有回来。
好在孙老师的小女儿上半年回来了两次。现在还没有离开。虽然这个女儿回来了,似乎并没有给孙老师带来快乐。因为这个小女儿没有养育儿女,也就没有再下面的一代,若不然,再下面的一代回来,会给孙老师带来不一样的快乐。
隔壁仍然比较安静,没有因为有女儿回来,显出多一点响动。今天早晨透过孙老师家的纱门,看见一个女子,嘴里含着牙刷走向卫生间,侧面看,个子高,比较挺拔,四十几岁的年纪,容貌是这个年纪应该有的。没有见过女儿陪母亲出门散步,也许有我没有看到。事后问过她一次,她说,我女儿回来要看她上海的同学和朋友。哎,能回来看看我就行了,不能要求太高,我们老年的人要学会知足。
话又说回来,这个年纪,这个时候,女儿能记着回来看母亲,陪她过一些日子,对孙老师来说,也是心满意足的了。
她这个年纪和我们想的一样,每日里,少烦心,无病痛,是最大的愿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