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的居所

少年时，父亲因受台湾姨妈和舅舅的牵连，工作由在县政府机关下放到人民公社，降了一个层级。全家也随父亲从县城搬到乡下。父亲于是在公社附近的一幢徽式建筑里租了房子，把全家安顿下来。房子所在地生产队叫第七生产队。徽式建筑的房子正中的厅堂上方悬挂着一块匾，上书三个行书大字：耕礼堂。三个大字原先是渡了一层金粉的。只可惜被岁月的火熏烟燎，匾和字都沉浸在黑色里。三个字的有些笔划还残存了几抹隐隐的暗黄。第七生产队还有一个雅称：耕礼堂生产队 。只是这个名字平日不大用。

这幢房子是清朝时期建筑，坐东朝西。有三进，两道天井。三进的两旁列着许多厢房。住了六户人家。六户人家都是队里的大户人家。其中有一户就腾出一些房间租给我们。据说，这六户人家原先共一个吕姓祖宗，后来衍生出六户人家，男主人都姓吕。

先说一个叫吕绍兴的五十多岁的男人。他说话斯条慢理，头发呈花白，但梳理的整齐，是向后梳的。没有见过他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但是他热衷一件事，就是下河捕鱼。每天早晨或者是傍晚，他肩上都挑了一副担子进出。担子一头是一只圆形的竹筐，筐底是严密的，筐四周却有许多小孔，可以漏水。那里面放的是鱼网，一只小方凳，两只木划子，捕获的鱼。担子的另一头是一只小木船了，小木船两头尖，中间宽。我见过他下河捕鱼的情景。在水不太急的河面上，木船荡漾，他就座在船里，放收鱼网。有时船不动了，或者需要调整一下方向，他就用划子在水面上划拉一下子，很轻松，很自然，船的行动就随心所欲了。在夏天，这个男人一边肩膀的部位，鼓着一个半圆形的肉囊，在汗衫的下面显出来。他沉默寡语，很少同人交际。那个年月常常出现运动，要经常的开会批斗一些“坏人”。这些坏人常被拉到台前，胸前挂了一块硬纸板糊的牌子，低头示众，接受人们的口诛笔伐，或者是被叫去沿街游斗。他也被列在其中。因为解放前他做个保长。每次都要被理所当然的责令了去，去时和回来都一脸无辜，既不悔恨，也不抗争。老人们说，他吕绍兴做保长时，并不作恶，而是对邻里乡亲做了不少善事，口碑还行。

唯有一户的男主人姓倪，叫倪明高。他的女人叫郑的妹，俩人都不姓吕。不过郑的妹原先的夫君姓吕，去世了，因此还是可以说和吕姓扯上关系的。倪明高是桐城人，一口桐城话。有一年老队长郑小秋撂挑子，于是选新队长，结果倪明高被阴差阳错的选上了。但他农活不行，无法统筹生产队一年四季的农事运转，能讲不能行，尽出洋相，几个月就下台了。在那些年月，农活不行是要被人小瞧的，郑的妹也经常在这件事情上轻蔑自己的男人。因为是半路组合，又可能是草率从事，不和谐，夫妻吵闹是家常便饭。开始人们还好言相劝，到后来邻居就习以为常。夫妻吵架了，倒显得正常。若有几天没有争吵，人们反倒有点不习惯。话是这么说，这对夫妻吵架却经常危及左邻右舍。吵着吵着，女的便先声夺人，斗志昂扬，男的则悄无声息，溜之大吉。因为郑的妹说话很快，而且大声嚷嚷。关键还有一点，她有间隔性的神经质，争吵的幅度大了，很容易竭斯底里。每发作一次，神情高度亢奋，不吃不喝也不睡，人瘦的脱了形，让人见了有些惨不忍睹。她和她男人吵了架，必定还要在深更半夜里再发泄一次。但这时骂人已经不是只骂他男人，还波及到了邻居。所以平常邻居总是同她尽量少接触，避免吵架时被殃及。如果在她毛病发作时，碰巧又撞上了一个邻居，这个邻居又躲闪不及，只能是苦着脸听她说，尽量不吭声。实在抗不过去，要说上一两句，也只是嗯嗯啊啊的，不被她落下日后的话柄。但是对我的母亲就不一样。母亲是这里的新居民，和众邻居无过去的瓜葛，和她也是一样。所以她在发作时，总是向我母亲热情和不厌其烦的倾诉。我母亲悲悯她的境遇，总是耐心的倾听。成为她一段时间里忠实的听众。偶尔也说上一两句宽慰她的话，都很得体，前提是不去伤害任何一个人。我母亲这些努力和配合，确实有点奏效。有一点可以证明，她和我母亲说话的时候，有时就表达的轻声细语，显出了一个女性的妩媚和温柔来。虽然这种说得来，并没有很合适的基础。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人们介绍说，她的前夫是一个国民党的团长。而她自己的上两代都是在衙门里做官的，到了她这代终于落魄了。

    租房子给我家住的房东叫吕锡贵。他是一个说话大嗓门的男人，人还没有到，声音先到了。他的脾气很坏，尤其是对自己的老婆，表现的相当恶劣。他老婆名叫冯和娣，温顺、顾家、勤劳，有邻居说她跌倒了也会抓一把土起来。她是每天都要出工的，只是会是出工在最后面的一个人。他家屋子的后门，朝向生产队的田地。社员们出工前，会在耕礼堂面前集中，家长里短一会，便由一个牵头人说一声“走了”两个字，人们一个跟着一个，往做活的田里去。这个时候，冯和娣便会在后门口向外看一眼，看见走的队伍不远，便缩回身子在家里做一会家务。直到行进的队伍越来越远，她才锁了门，从后面跑着追上去。当然收工时，她又会是第一个急急往回赶，因为她要回家做饭。吕锡贵到了饭点时没有饭吃，会在家里拍桌子，摔东西，吓得冯和娣做事战战兢兢的。有一回也是冯和娣收工回来，抢着做饭，不知怎么慢了些，大约是吕锡贵的确饿坏了，愤怒的用一根小竹丝抽向了冯和娣的腿肚子，骂道，叫你不要出工你非要出工，害得老子回来没有饭吃。倾刻间，冯和娣裸露在外的一只腿肚子上流着蚯蚓一般的血状。这是我亲眼所见，但想不起这件事是如何收场的，但大概率是冯和娣的忍受。她的姐姐跑过来数落她，你不要出工就是了！冯和娣只咧开嘴笑一下，并不向姐姐说吕锡贵的不是。说吕锡贵不心疼老婆冯和娣也不尽然。到了冬天，农活少了。冯和娣会坐在一只木质的老式火桶里，缝补衣裳或者纳鞋底，做着做着，困了，眼帘落下来，那手里的活还在有一下无一下的做着。这时吕锡贵经过，看见了，会骂上一句“下溅”！他的意思你可以睡觉的，却不睡。冯和娣抖着身体惊醒过来，调整了一下坐姿，嘴里回道，“你好喏！”语气里没有怨气，只是温情的回应了。

我们家搬离“耕礼堂”之后，这幢老屋还存在了一些年份。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吕姓后裔进一步繁衍和分化，共居一幢老屋下的现实基础不存在了，拆除和分割摆到了六户吕姓人家的桌面上。好在有商人相中了这幢“耕礼堂”徽式建筑的名号，以及它的构建，厚重的冬瓜梁，一人不能合抱过来的圆形木柱，还有屋厅堂中央上方悬挂“耕礼堂”三个字的烫金匾牌，将“耕礼堂”异地保存了下来，证明了它还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我再到耕礼堂的曾经的位置看，是一块空地，和空地两边不呈规则的新建房屋。耕礼堂则成为了虚空中的念想。也曾到异地去看耕礼堂，规模和气势当然严重的缩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