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照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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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书包早已空了，课本也束之高阁，可那些在校园与县城医院间来回奔走的日子，却如老屋檐下滴落的雨珠，隔了年月，竟还一声声敲在心上。
记得初入校门时，教学楼前的梧桐还细瘦，叶子在风里怯怯地响。我们这群毛头小子，穿着崭新的白大褂，走起路来总带着点刻意的庄重，仿佛那身衣服真能立刻赋予我们救死扶伤的本领。教室里，解剖图挂得满墙，那些复杂的血管神经，像纠缠的藤蔓，绕得人头晕。我常伏在课桌上，一笔一划地描摹，灯光下，影子投在纸上，也跟着一笔一划地动。同窗多是女生，她们叽叽喳喳，笑声清脆，我则常常沉默，只把心事藏进那本厚厚的护理学基础里。那时的时光，是慢的，是带着青草气息的，像春日里刚抽芽的枝条，懵懂地向上伸展。
后来，便到了实习。去的是滇西一个彝族自治县的小县城。车行在盘山公路上，窗外是深不见底的峡谷，云雾在山腰缠绕，像一条条未解的谜。县城不大，医院更显简陋，红砖墙被风雨剥蚀，露出里面灰黄的肌理。我住的宿舍在顶楼，一张木床，一张书桌，一扇小窗，窗外便是连绵的、墨绿色的山。夜里，常能听见远处山风穿过林梢的呜咽，还有偶尔传来的、不知名的鸟啼，清越而孤寂。
这里的病人，多是山里的彝族乡亲。他们脸庞被高原的阳光晒得黝黑，皱纹里嵌着风霜，眼神却格外清澈。他们说话带着浓重的口音，我初时听不真切，常需反复确认。记得一位老阿妈，患了糖尿病，脚上生了疮，走路一瘸一拐。她每次来换药，总默默解开头上的黑布包，从里面掏出几个还带着泥土的洋芋，硬塞给我。我推辞，她便用彝语急急地说着，眼神里是不容拒绝的真诚。那洋芋粗糙、冰凉，握在手里，却像捧着一团火。我忽然懂得，所谓护理，有时并非书本上的条条框框，而是这山野间最质朴的馈赠与信任。
实习的日子，苦是真苦，可趣事也如山涧的野花，不经意间便撞入眼帘。最难忘是学打皮试。那日，带教老师让我给一位彝族大叔打青霉素皮试。我屏气凝神，针尖刺入他黝黑结实的小臂，药液推入，却不见那该有的皮丘隆起——原来，大叔常年劳作，皮肤厚实得如同老树皮，我那细针竟只在表皮滑过！大叔见我满头大汗，反而咧嘴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用生硬的汉语说：“小老师，你轻点，莫把我胳膊当木头桩子凿！”满屋人都笑了，我窘得耳根发烫，却也在这笑声里，放下了几分紧绷。
还有一次，值夜班时，急诊送来一位喝醉酒的年轻小伙。他醉眼朦胧，非说天花板上飞着金凤凰，非要我们拿网来抓。我们好说歹说，才把他按在病床上。谁知他力气奇大，挣脱了约束带，竟赤着脚在走廊里跑起来，一边跑还一边唱着听不懂的彝族调子，歌声嘹亮，惊醒了半栋楼的病人。我和值班护士追在后面，气喘吁吁，最后还是靠一位值班的彝族医生，用母语说了几句，那小伙才像泄了气的皮球，乖乖躺回床上。我们相视苦笑，夜的寂静虽被打破，可那狼狈又滑稽的一幕，如今想来，竟也成了记忆里最鲜活的亮色。
然而，趣事之外，挑战却如山道上的碎石，时时硌着脚。最大的难处，是语言。许多老人只讲彝语，交流全靠手势和年轻家属的转译。一次，一位老奶奶输液时突然呼吸急促，我慌忙上前查看，可她只是急切地指着胸口，用我完全听不懂的语速说着什么。我急得满头大汗，只能反复比划“疼不疼”“哪里不舒服”，却无法准确判断是过敏还是心衰。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我只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像被隔在玻璃墙外，眼睁睁看着生命在眼前挣扎，却无法触及。那晚，我翻遍了护理手册，也记下了几个最简单的彝语词汇，只为下次不再如此手足无措。
另一重挑战，是身为男护士在这方寸之地的“异样”。给女病人导尿、擦浴，总免不了尴尬。一次为一位中年女病人做会阴护理，我动作已尽量轻柔迅速，可她全程紧闭双眼，身体僵硬，手死死攥着床单，指节发白。事后，我竟在更衣室的角落，听见她小声对家人抱怨：“男娃娃做这个……总归是不自在。”那声音不大，却像针一样扎进耳朵。我低头看着自己洗得发白的双手，第一次怀疑起自己的选择。
可正是这些磕绊与窘迫，让我渐渐明白，护理的根，不在指尖的技巧，而在心底的谦卑。我开始学着放慢脚步，学着用更长的时间去解释，去安抚。我学着在操作前，先蹲下身来，平视病人的眼睛，哪怕只说一句“阿莫，莫怕，我在”，那用生涩彝语喊出的“阿莫”（奶奶），竟也能让紧绷的脸庞松弛下来。我渐渐懂得，技术可以练习，知识可以积累，唯有一颗能体察他人之痛的心，才是这身白衣最根本的质地。
夜班仍是常事。小县城的医院，人手更显紧张。我常独自坐在护士站，听值班医生在隔壁打盹的鼾声，看走廊尽头那盏长明灯，在寂静里投下长长的、孤零零的影子。监护仪的滴答声，像时间本身在行走。有时，窗外会传来一两声犬吠，划破夜的寂静，随即又归于沉寂。我捧着一杯热茶，看热气袅袅上升，模糊了玻璃窗。窗上，映出我年轻的、略带倦意的脸，也映出这小小县城沉睡的轮廓。那一刻，我仿佛成了这静夜的一部分，成了这山城无声的守夜人。这孤独，并不凄凉，倒像一种沉淀，将白日里的喧嚣与疲惫，都滤去了，只留下一颗心，安静地跳动，安静地守候。
实习结束那天，是个微雨的清晨。我收拾好简单的行囊，走出宿舍楼。雨丝细密，落在屋檐上，落在院子里的青石板上，发出沙沙的轻响。老阿妈没来送，但我知道，她家门前那棵老梨树，大概又要开花了。我最后望了望这所小小的医院，它安静地立在雨中，像一位沉默的老人。
如今，我已离开。校园的梧桐大概已亭亭如盖，而那小县城的山，依旧苍翠。那些在书桌前苦读的夜晚，在病房里奔走的清晨，在雨夜里守候的孤独，连同那打不起来的皮试、追不上的醉汉，还有那语言不通的焦急、难以言说的尴尬……都像老照片，颜色虽淡了，影像却愈发清晰。它们不声不响地沉淀下来，成了我心底最柔软、也最坚实的部分。
我终于明白，那身白大褂所承载的，远非一纸文凭。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托付，是无数个深夜里独自面对生命脆弱时的自省，是当技术与人心相遇时，所迸发出的那点微光。它教会我，所谓专业，不仅是无菌、三查七对，更是如何在笨拙中学会尊重，在孤独中学会坚韧，在无数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里，去践行那最朴素的誓言。这收获，如山风拂面，无声无息，却已悄然重塑了我生命的轮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