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冠雄
网站用户
在暑气逼人的夏日，我用了一周时间，通读了雒长安老师的《月映峨山——吴宓与泾阳》，心情颇不宁静，隐隐生出了一些感喟。吴宓，一个多少年来，人们说欲说还休，时热时冷的人物，在他的身上不知有多少人生之谜，需要解读，不知有多少文化之迷，需要破解。无疑，《月映峨山——吴宓与泾阳》是近年来一部不可多得的纪实文学之作。雒长安是泾阳人，也是历史学教授，擅长文化散文写作，他以精巧的结构，客观的笔触，真挚的情感，精练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吴宓先生的人生轨迹和晚年生活图景，特别是先生临终前在泾阳的生活状态，以及家乡人对这位游子的钦敬之情。
一、叶落归根
故乡，是一个人生命的起点，也是最后的归宿。《月映峨山——吴宓与泾阳》以很大的篇幅描述了吴宓回乡和故乡对他的影响，比较系统地探究了这位文化大家的人文根脉和成长环境。
1977年，一个稀松平常的日子。多年以前的那个懵懂孩子——吴家西院大公子，那个读书过目不忘，聪明绝伦的少年——取得公费出国留学资格的西北才子，那个留学海外的青年——“哈佛三杰”之一，那个学贯中西的大教授回来了！吴宓教授回来了，这条消息如同一颗石子丢进了故乡那个波澜不惊的泾干湖，瞬间在小县城里泛起层层涟漪。他十几岁离乡，六十年风风雨雨，八十三年梦回故乡，在病体残弱，气息奄奄，生命垂危之时，才由妹妹吴须曼接回原籍照顾，那时他还未平反，头上还戴着那顶沉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
家是亲情的港湾。泾阳面粉厂的那间简易瓦房——当时吴宓妹妹的宿舍，幸运地接纳了这位流落他乡的游子。稍后，面粉厂对面的高姓人家的出租房，留下了吴宓教授最后的光景，那是妹妹专意为他安排的住处，那里比职工宿舍条件好一些。尽管他双目失明，腿脚又残疾，神志模糊不清，但思想深处的那一丝闪光依然拨动着家乡的琴弦。当他听说家乡的高中缺少英语教师时，已经躺在病床上完全不能自理的吴宓教授还对妹妹说：“他们怎么不来请我，我可以上课。”
人固有一死。在生命的最后的时刻，吴宓的意识世界依然活跃，如烟往事一齐涌上心头：一会儿是北京清华大学“藤影荷声”中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的聚首，一会儿是哈佛大学梅光迪的慷慨陈词，一会儿是《红楼梦》金陵十二钗的风姿，一会儿是他表姊妹们的倩影。还有他的祖母、父亲、继母、嗣父、嗣母等亲人，张张熟悉的面孔，句句温馨的话语似乎都还在耳旁萦绕。他感觉头脑昏昏沉沉的，身子仿佛在云水之间飘荡，又仿佛踩踏着故乡的土地，那是一个悠长的梦——
1911年，正值清末民初时代交替之际，他离开家乡赴北京清华学堂读书，那条跟了他许久的辫子刚刚剪去。在赴美留学预科班学习中，他曾获第二名的好成绩，让人们对这个来自偏僻西北的后生刮目相看。
1927年，在时代变化的档口，吴宓第一次回陕省亲，他乘坐马车从北京取道山西，最后回到西安。而那时候的西安刚刚经历了镇嵩军8个月围城的劫难，数万人命丧黄泉。吴宓与嗣父吴建常（仲旗公）、诗友吴芳吉、著名学者宋伯鲁、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等亲友见面，看到大家安然无恙，他那颗悬着的心放下了。
1945年2月初，时任四川大学、燕京大学教授的吴宓，从成都经宝鸡到西安第二次返乡探亲，那时，抗战即将胜利，在这场伟大的全民族抗战中，安吴堡的吴家人也为此做出了积极贡献。1937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在云阳改编为八路军，云阳附近的安吴堡成为八路军一部驻地。之后，吴家东院式义堂房舍及柏树林墓园曾作为安吴青训班学员教学生活场所。
1948年春季，吴宓从武汉乘机飞抵西安，开启他的第三次回乡之旅。这次回乡除了探亲访友，他为西北大学授课多次，他的《红楼梦》讲演，不拿讲稿，背诵原文，侃侃而谈，条理清晰，引人入胜，师生盛赞吴宓学贯中西、融通古今。
1961年暑假吴宓又一次回乡，他花了两天时间回了一趟老家安吴堡，其余时间在陕西师大开展讲学活动。当时陕西师大及西安学界诚邀吴宓留在家乡任教，遗憾的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吴宓还是回到了西南师范学院，在那里度过了自己后半生最后十多年的教育生涯。
二、家山如梦
鸿雁南飞，姗姗归来。1977年，“四人帮”早已粉碎，但每次吃饭时，吴宓教授都要问：“要请示么？”
在病中的吴宓教授，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稍一醒觉，他便用微弱的声音，一遍遍地呼唤：“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
迷离中他又仿佛回到了可爱的家乡，看到了他的北仲山、嵯峨山，他的泾河、冶峪河、清河。看到了黄帝铸鼎的遗址，看到了秦灵公的虎狼之师，看到了“疲秦计”演变成“强秦计”的历史瞬间，看到了渭北泽卤之地变成“天府之国”的不朽传奇，看到了郑国渠代代接续的引泾水利工程。
是啊，从郑国渠肇始，这条渠历经汉代六辅渠、白渠，唐代三白渠，宋代丰利渠，元代王御史渠，明代广惠渠、通济渠，清代龙洞渠，民国泾惠渠，历代引泾工程的修葺、改道、优化，两千多年一直绵绵不绝，成为世界灌溉史上的不朽奇迹。
吴宓知道，在泾河南岸，有泾阳八景之一的“瀛洲春草”，有瀛洲台遗址；隔河相望的是明代刑部尚书李世达主持修建的崇文塔。泾阳还是不少书院，如瀛洲书院、泾干书院、味经书院、崇实书院、正谊书院。
吴宓更清楚，横亘于泾阳北部的仲山、嵯峨山，其山麓一西一东坐落着两座唐代帝王陵墓——贞陵、崇陵，而瘗埋近旁的车奉朝和杨良瑶两位人物，是大唐帝国从陆上、海上到西域、到中亚、西亚出使的朝廷使者。车奉朝在北天竺、中天竺等地学佛40载，带回佛牙舍利和佛经，被唐德宗赐法号悟空，死后葬嵯峨山二台振锡寺。嵯峨山麓还出了一位明代著名科学家王征，他重视学习西方文化，著有《奇器图说》一书。
吴宓忘不了自己的家乡——安吴堡吴家。人常说:“吴家财东不靠地。”在本省的西安、三原、泾阳和外地的四川及长江中下游多省，吴家皆有生意。吴家东院式义堂，几代皆为盐商，总号设在扬州，分号遍于汉口至上海沿长江各埠。东院女主人，即吴宓的大伯母，人称“安吴寡妇”的周莹，为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捐白银10万两。
吴宓祖上属于西院崇厚堂，在整个吴氏家族东、西、南、北、中各院中。西院属于中等收入家庭，他们家的生意正在走下坡路。他的父吴建寅，字芷敬，味经书院读过书，聆听“关学后镇”刘古愚先生教诲，在日本留过学，受过西方思想影响，母亲李孺人，吴宓2岁时母亲因病早逝。后芷敬续弦雷孺人。吴宓的母亲过世后不久，由祖母杨太淑人做主将吴宓过继给叔父吴建常，此人与其兄长一样，也在味经书院读过书，曾留学日本，有译作出版，还做过地方小官。吴宓将生父吴建寅叫“爹爹”，将嗣父吴建常叫“达达”。
吴宓自幼受传统家庭教育，祖母杨太淑人曾为家庭制定了三条家规：其一，拒绝任何吸食鸦片的亲朋来访;其二，拒绝僧尼和道士进人家门;其三，如遇乞讨者须多多施舍，亲友中生活有困者，须慷慨解囊，及时接济。
这条家规对吴宓影响很大，他一生古道热肠，乐善好施，不少同学、朋友都得到过他的资助，但大家未必都领他的情。如吴宓资助吴芳吉上学，即使在他去世后，吴宓还资助吴芳吉的家属和孩子。再如，毛彦文也是接受吴宓资助较多者其中之一，但最后二人交恶，不相往来。此外，还有他的第二段婚姻，他的夫人邹兰芳死后，她娘家侄儿、侄女数人，都是靠着吴宓教授养活的。
吴宓无法忘却嗣父吴建常的教诲，他对吴宓讲过刘古愚的治学思想:读书人一般分为三等，上等是“以我观书”，有评判的能力;中等是“以书观我”，有省察的德行;下等是“书自书，我自我”。这种思想对吴宓后来做学问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吴宓的三个28年
夜色深沉，空旷寂寥。
吴宓感觉冥冥中一个声音由远及近，那声音对他说：“知己者聪，知人者明”。他自言自语道：“我这一辈子聪明吗？”弥留之际的吴宓教授像放电影一样回首自己的生命历程，回首自己的三个28年。
从1894年8月20日出生，到1921年留学归国，是我的第一个28年。1894年8月20日我出生于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8岁时嗣父（仲旗公）开始教我认字，很快就认得3000字，而且能够阅读一些较难的报刊书籍；9岁时在继母胡氏引导下，读了《泰西新史揽要》《地球韵言》以及嗣父仲旗公从上海寄来的《新民丛报》，10岁正式上学读书。上小学时，随一位旗人老师读完了“四书”，开始读《春秋》（经）和《左传》（杜预注本），而且多能背诵。我先在三原宏道书院读中学，再到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学习，然后去美国留学。受清华校友梅光迪影响，师从哈佛大学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教授，在哈佛大学期间所学的主要是英国文学，也涉及欧洲大陆文学，以法国、德国为主，体裁为诗歌、小说、戏剧、文论等，我用了在哈佛课堂上刚刚学到的小说理论，以当时最新的国际标准来衡量《红楼梦》。
从1921年回国就任教授，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我的第二个28年。这期间，我先后主持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了学术刊物《学衡》。我们的《学衡》以“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为宗旨。这份杂志前后历时11年，出刊79期，杂志内容涉及中外文史哲、比较文学等，知识性较强，因而深受知识青年青睐，当时江苏省（包括上海）、奉天省（辽宁省）、四川省、湖南省订阅较多。
我爱诗词，一生写诗约2000首，少时学诗于三原学者陈伯澜，他是清末民初一位著名诗人，著有《审安斋诗集》，康有为称赞他：“伯澜诗之雄健学少陵，锦丽学玉溪，而神似遗山，遇合亦同之。”我一直对乡贤长辈、两位父亲的至交好友于右任的诗词评甚高，我在《空轩诗话》中说:“三原于右任世丈之诗，苍凉士，劲直雄浑，而回肠荡气，感人甚深。在自成一体，可比昔稼轩、陆放翁。”
“但凭真挚写情思”，这是我一直坚守的诗学理念。关于我的诗，诗友吴芳吉评价说，“雨僧生长西北。关中都下，皆苦寒之地，虽时一南来，而流连不久。故其为文，朴直而少饰。此雨僧之所长，亦雨僧之所短也。以其朴直故，不免束缚于文，而不能空灵也。”而乡党姚文青认为：“雨僧论诗，于西洋则推崇拜伦、雪莱;于中国则瓣香工部、梅村。尝谓世间诸事，皆可作伪，惟作诗不可作伪。人生处处须行节制，惟诗中之感情，则当令其自然发泄，强之不可出，抑之亦难止，拜伦、工部足以当之。”
早在哈佛我就讲过《红楼梦》。1941年4月29日晚上，我受联大学生团体中国文学生的邀请，作了一次有关《红楼梦》的演讲。继而从7月底到9月初，我每周三作《红楼梦》演讲，共7次。我的《红楼梦》演讲在联大校园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引起了师生们谈论《红楼梦》的浓厚兴趣。那些日子里，到处都有人在说《红楼梦》。这股浪潮还波及到了昆明的大街小巷，各种各样的聚会，甚至电台都邀请吴宓去讲《红楼梦》。1948年受西北大学之邀，还在西安演讲过《红楼梦》，会场座无虚席。
作为部聘教授我先后在东南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任教，并担任一些学校的讲座教授，还编辑过《大公报·文学副刊》。尽管我没有什么大的建树，但在他教过的莘莘学子中，闻名于世者，群星璀璨，如曹禺、吕叔湘、傅斯年、王力、季羡林、钱钟书、李健吾、王佐良、徐中舒、许国璋、贺麟、李赋宁、高亨、陆侃如等，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1月17日，是我的第三个28年。1948-1949年的中国，时局瞬息万变。看到败局已定，国民政府拟定了一个“抢救学人”计划。我也在被“抢救”、需要南撤的学者之列。面对国民党当局的拉拢、利诱和威胁，我采取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的办法，从武汉大学辗转来到重庆相辉学院、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任教，那时我一直处于隐居状态，不敢抛头露面。在社会剧烈变革之际，我并未像他的许多同事和好友那选择离开大陆，而是选择留了下来，我要见证故乡这片土地上的沧海巨变。1949年中秋在一次教授聚会上我说：“我飞四川而不飞香港、台湾，乃是拒绝跟随国民党，即坚决抛弃那个政权。我这个人，历来主张言行一致，今天既然说了，将来就一定做到，不论新政权待我如何，我绝对始终如一，拥护它，欢迎它。”1949年11月30日，国民党败退，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市区，重庆喜获解放，我投入了新中国的怀抱。1950年10月，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和国立女于师范子院合并组建西南师范学院，我随之转入该校任教，并在重庆大学兼课。从此我与西南师范学院相联系，在这里我度过了自己最后的教育时光，直到1977年1月8日，回到故乡泾阳。
吴宓先生的鼾声起来了，睡神屏蔽了他的思索。作为晚辈我不尽为乡党感到自豪。吴宓的三个28年似乎一波三折，但他的内心是坦然的、平静的，他始终没有放下神圣的教鞭，三尺讲台是他人生的大舞台，他教书育人，诲人不倦；治学严谨，学而不厌；精益求精，严以律己；诚实宽厚，与人为善。学界和后学者称颂吴宓是一座学术的高山，这一点毫无疑义。正如雒长安老师所说：“曾经叱咤文坛的吴宓教授就像红豆杉一样，他的价值也是后来才迟迟被人们发现的。他注定要经历那么多年难以休止的磨难和历练。”
吴宓，一个无法回避的近代历史文化人物，《吴宓日记》(10卷)《吴宓日记续编》（10卷），共计800多万字，他的日记跨越六十多年风云，超越了个人恩怨情仇，成为一个时代的真实记忆，堪称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画卷。他的诗歌总量近2000首，加上《吴宓自编年谱》《吴宓书信集》《吴宓诗话》和《红楼梦》研究、未结集出版的文学作品、论文，以及79期《论衡》和若干《大公报·文学副刊》，可以说这样庞大的文化体量、这样珍贵的精神财富是足以令人羡慕的。
四、是真名士自风流
无情未必真豪杰。《月映峨山——吴宓与泾阳》以极其简练的文字，勾勒了吴宓教授的情感线索，把一个率直、诚恳、善良、苦恼的文化人形象，活脱脱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1978年1月，凛冽的西北风肆虐着，空气干冷刺骨，屋子里如同冰窖，吴宓感觉浑身几乎冻僵，他的意识更加恍惚，也许大限将至，他口里呐呐自语：“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句词似乎道尽了吴宓教授的情感往事，这位伟大学者固执、激越、不计利害的性格，使他的情感道路充满了坎坷曲折，可以说，一条爱而不得与舍而不忍的爱恨纠葛主线贯穿了他的一生。
吴宓幼失母爱，从小就处于一种缺少真爱的状态。而他的祖母杨太淑人的强势、霸道，在对长孙吴宓溺爱的同时，也表现出小心眼、狭隘、任性、不计后果，甚至残忍无情的一面，给幼年吴宓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童年和少年吴宓的大部分时间都跟祖母在一起，由于祖母对他宠爱过度，亦由于潜移默化，她对吴宓心理的成长、性格的形成影响深巨，尤其是负面的影响。如吴宓自己所承认的“宓一生感情冲动甚强。往往……固执私见，孤行己意，不辨是非，不计利害。又自己勤奋劳苦，而不知如何寻欢作乐。无逸豫之情，无怡悦之意。……对人，则太多计较与责难。”这种心理和性格在为人处世上，极不实用，而且有害，经常不是苦了自己，就是苦了别人。
吴宓一辈子忘不了祖母对他的“管教”。有一次，继母雷孺人带着吴宓一道走亲访友，席间继母和主人频频给吴宓夹菜，当时他看到大人给他一点不合口味的菜肴，就皱眉、摇头，表示不喜欢，缺乏隐忍的习惯，引起继母不悦，认为吴宓太无礼，不尊重她这个母亲，当众给她难看。回来后雷氏在婆婆面前参了吴宓一本，本来婆媳俩就有矛盾，吴宓的祖母听出了言外之音，以为儿媳指责自己没有教育好孙子，于是勃然大怒，从来没有人敢对她说三道四。让人无法理解的是这位文盲老太太为了达到震慑儿媳的作用，竟然对孙子使用了苦肉计。一天晚上，睡到半夜里，祖母忽然痛打孙子，她将幼小的吴宓压在床铺上，用手奋力拧、揪、扭、扯他的臀部、腿部、臂部等处，吴宓第一次受这样的皮肉之苦，立时嚎啕大哭。全家人惊起，芷敬公畏惧母亲，不敢上前，雷孺人知道老太太是冲着她来的，不便上前，只有女仆刘妈不顾一切冲过去，边哭边用身子护着吴宓。祖母停手了，忽而泪如雨下，转而去堂屋，端坐于正中椅子，刘妈让吴宓跪在祖母面前。祖母口口声声要吴宓投井自尽。刘妈死死劝告，一直相持到翌日早晨才罢休。
吴宓生父吴建寅，生性古板，不善处事。在他们这个大家庭中，嗣父吴建常是实际当家人，此公“貌相俊伟，举止风流，学问渊博，文章尔雅。”而且多才多艺，能做隽妙的对联、清新的小词，又能骑马、射箭，喜欢舞枪弄棒，在乡里甚至在省里都小有名气。吴宓从小就崇拜嗣父，嗣父的慷慨侠义，潇洒风流，仗义疏财，善于交际，大手大脚，不善经营，等等，一股脑儿都对吴宓产生了影响。后来吴宓特别喜欢研究《红楼梦》与仲旗公的影响有关。如果说吴宓一生都敬佩仲旗公，仲旗公也一心一意栽培吴宓，几乎把自己的十八般武艺都传授给了吴宓，惟独没有把情场上驾轻就熟的本事，把如何能读懂女人心理的本事教给吴宓。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直到生命这盏灯即将熄灭，吴宓又一次想起了毛彦文。让吴宓魂牵梦萦的这位西湖才女毛彦文，当年是吴宓和夫人陈心一的牵线人，后来又是吴宓和夫人陈心一婚姻的掘墓人，为了毛彦文吴宓与陈心一离了婚。几十年来，吴宓对毛彦文求之不得，弃而难离。吴宓真诚坦率，但又明显有点迂腐、天真。于是二人聚散反复，若即若离，光开花不见结果，后来毛彦文嫁给了熊希龄，即使在熊希龄去世后，她也态度坚决地拒绝了吴宓。遭到毛彦文拒绝后，吴宓一度十分沮丧，甚至动了削发为僧的念头。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陈心一不是吴宓一生唯一的妻子，毛彦文也不是吴宓一生唯一的情人。这位谦谦君子浪漫多情，所以吴宓一生深深浅浅地爱过好几个女人，如张尔琼、卢葆华等，她们大多没有到谈婚论嫁的程度，就不了不了。她们都是在吴宓对毛彦文的思念和绝望的间隙，溜进他的视野和心田的，后来跟毛彦文一样，又投向别的男人的怀抱，只不过在跟她们交往的过程中，他从未断过对毛彦文柏拉图式的幻想和念叨。
五、一个奇特的人
对待吴宓这样一位文化名人，应该如何看待他，如何从他的生命历程中获取一点启迪和教益呢？三十多年前，初读吴宓感觉先生有如神佛一样，可望而不可即。及至后来，一读再读仿佛感受到了先生的铮铮硬骨和灵动气韵。而今又读吴宓，读《月映峨山——吴宓与泾阳》，忽然感觉那个身着长衫，特立独行的人，仿佛故乡的嵯峨山，崔嵬、厚朴、端庄、坦荡。
吴宓先生已经离开我们48个春秋了，面对这位先贤名士我无比崇敬，那么如何给先生画像呢？季羡林教授说:“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
施蛰存说:“对于雨僧先生，我们应该认识到，他首先是一位满腔热情的英国浪漫派的诗人;同时又是一位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人，不认识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吴先生!”
面对吴宓这座高山，我说不出话来，只有默默致敬。感谢雒长安老师赠我《月映峨山——吴宓与泾阳》，是这本书导引我进入了吴宓的世界，让我见识了一位从泾阳走出去的大学者，见识了一位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文化大师的风采，对于吴宓教授，我想故乡的山水不会忘记他，历史不会忘记他，一个优秀儿女足以光耀千秋！
2026年8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