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故乡

故乡人刘先生，我们互相并不认识，他却知道我编辑的微刊《淝上文学》。

当然，这位刘先生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写了一组故乡人逸闻趣事的文章，投了过来。我读着，回味着，思考着。尽管，他笔下的人和事，与我熟悉的故乡，已经转换了时空，不再是当年的模样。我依旧读出了故乡人亲切的面孔，也依旧看到了故乡那明媚的蓝天。

他写故乡的桥，一座声播远扬的千年古桥——城西桥。

这座桥，他熟悉，我自然也不陌生。据说，此桥始建于三国东吴赤乌年间，历经风雨，屡遭破坏。曾任民国执政的段祺瑞先生，年少时在桥南的一个村落里生活过，对桥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他发迹后，特捐了一笔巨款，才得以让古桥再次展现出了淳朴的容貌。

早年的桥，到底是什么模样，已然说不清楚了。重建后的桥为三孔拱桥，中间一大孔，两边两小孔，呈品字形。桥面为青石板铺砌，两边有石柱石梁雕刻的栏杆。整个桥均是用青石垒砌的，砖缝用糯米汁加蛋清、白灰混合成的浆料填塞。既整齐又耐久，还非常漂亮。桥的上方，栏杆底下，饰有一条青龙，寓龙腾桥卧，保一方平安之意。桥的下方，装了三把石刀，劈波斩浪，为镇桥之宝。桥的两端，四个角落，各有一口水井，四口井的水又是四种颜色。待我们知道桥时，只剩东南角的一口井还在，水是清的，是桥两边人家的生命之源。

这座桥，原名叫剩石桥。其落脚的河，便是古城西门外的苦驴河。剩石桥、苦驴河，均来源于两个古老的传说，既沧桑又厚重，令人难以忘怀。重建后的桥，便循着古城的文化脉络，故为城西桥。

桥因城为典，地因桥为名，人因地而为故乡。我五岁的时候，随着母亲“下放”回到了故乡。我家的那个郢子，在城西桥之南约有三里路的行程。十岁以前，我的记忆里根本就没有桥的概念。十五岁那年，我在故乡新成立的人民公社打工，便第一次踏上了城西桥。从此，或半个月，或一个月，我都要从公社回家一次，也就又一次地在城西桥上走个来回了。

桥面的青石板，皆是长条形状，角对角，缝对缝，整整齐齐。只可惜，青石板的破损有点严重，缺角、露坑，还有很多凹槽。两边的栏杆也还都在，就是残破有点严重。桥上首的龙，桥下方的刀，早已不见了踪影。

常常，我一边走着，一边数着脚下踏过的青石板，像数卢沟桥的狮子一样，想数个明白。然而，总是数着数着就数忘了，从来都没有数出过有多少块青石板。

桥东南角的水井不远处，住着一户人家，三间稻草铺盖的屋子，前后没有院落，却养着一只大黄狗。这狗一身毛水光流滑的，很是漂亮。独特的是，两只眼睛的上面，长了两撮黑色的“眉毛”。本地人俗称“四眼狗”，一般人家是不养的。这家伙很是欺生，从这里经过的人，凡不熟悉的，一定追着你狂叫，不把你撵出它的一亩三分地，誓不罢休。我去我回，出桥进桥，这里都是必经之路。每次，都是提心吊胆的，真怕一不小心被它给咬着了。

刘先生写故乡的露天电影，还说那是他们最心仪的事情。他并不知道，我才是故乡人民公社最早的放映员呢。

20世纪70年代初，国家实施农村文化阵地建设。我父亲在县里的宣传文化部门工作，便利用了手中的权力，拔了一台8.75毫米的电影放映机，先行给我故乡的人民公社建起了电影队，第一次将电影送到了农家人的场院上。我进了电影队，跟着派来的一位师傅，开启了放映员的生涯。

说是电影队，其实就两个年轻人。人民公社的驻地，就是两排约20间土墙瓦顶的房子。另外，西端是两间屋的食堂，东边是一组5间的小厢房。我们电影队的两个毛头小伙子，便在这个厢房里拥有了自己的立身之地。

电影对于我这个在故乡读书的学生来说，是件开天辟地的事儿。第一次拧开镜头，一束光芒直射，就如同早晨的阳光透过窗户的缝隙喷在我的脸上，令我紧闭双眼，汗毛直竖，都不知道自己待在何处了。第一次将荧幕挂在生产队的广场上，看着乡亲们既惊奇又兴奋的脸庞，开心得像是过年穿上了妈妈给我做的新鞋。我是故乡人的一员，却是我为故乡人放起了电影，一分自得与荣耀感充溢了整个身心。

我的师傅也只是个20出头的年轻人，个头很高，却有些单薄，也有点黑。然而，凭着青春勃发的好年华，凭着手中掌握着的电影机，吸引了一大批农家女儿们的注意。每场电影的开始与结束，电影机架设的位置，便是全场电影的中心地带。一会儿，有人给我们递上几颗花生。一会儿，又有人投来一包瓜子。再过一会儿，还有人挤进来，放两颗糖在放映台上。

一部电影，一般会有两到三盒拷贝。第一盒拷贝放完了，便要换上第二盒拷贝，俗称换片子。每一次换片子，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会有很多人向放映台挤来。最积极，最有兴趣挤向放映台的，便是一帮大姑娘小媳妇们。她们是要看电影拷贝呢？还是要……

无疑，我们这两个愣头小子，便成为“惊涛骇浪”中的一滴水珠。多少次，放映机都被挤得东倒西歪，要靠好几个人同时保护着，才不至于倾覆在一片“汪洋”之中。

那年月，乡亲们的生活是艰苦的。可是，乡亲们将我们当贵客待。傍晚时分，会给我们弄点简单的稀饭呀面条呀垫个底。放映结束后，一桌丰盛的夜餐已然准备就绪。队干部们串东家，问西家，或是杀了一只鸡，或是烧上一只鸭，再就是咸鹅、腊肉、鸡蛋。还有，鱼呀，虾呀，凡是乡亲们能够拿得出来的，毫不吝啬。一盏油灯下，一张四方桌，队长、会计，还有几位出头露面的人，我们济济一堂，举杯共饮，尽兴一饱了，这才各自回家。

我们也打道回公社了。两个年轻人，乘着酒兴，一路开怀畅聊。聊什么呢？聊得最多的便是电影，聊电影里的故事，聊电影里的人物。然而，光聊这些并不满足，互对电影台词，才是最有趣的事情。一部电影，从头至尾，人物依次登场，各有各的层面，各有各的精彩。我们两个人，各扮一至两个，甚至三四个角色。你一句，我一句。你两句，我三句。一句不落，一句连着一句……跌宕起伏，暴风骤雨，战马嘶鸣……一部电影，万千故事，就在月色下的夜路之上，又重新地演绎了一遍。

几年后，我离开故乡，走向了新的人生之路。可我却在不知不觉中，对文学产生了兴趣。究其原因，根在故乡，源在电影。

刘先生的文章里写到了故乡的医院，还有医院的院长。这，便让我想起了一件事儿。

我在人民公社时，医院就在公社的北侧。医院很是简陋，也就是一排五六间的小平房。院长姓柏，应该也是我们本地人，50岁左右，大高个子。整天忙忙碌碌的，偶尔只在公社食堂吃饭时看到他。他们的工作，大多数时间是不在医院坐诊的。随时有人来叫，背着药箱就出诊了。医院里的医生也不多，就那么三四位，也不分科室，都是全科性质的，什么病都可以看，还都能够看出个一二三来，再开些药，这个病就治好了。

那年夏天，我最小的弟弟屁股上生了疖子，整个屁股肿得像个面包。疼得他不能走路，腰也直不起来，像个虾米似的。天天哭，夜夜叫，弄得我妈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刚好，我回家了，便把他带到公社医院。巧的是柏院长在，我就让他给看看。柏院长拍了拍我弟的头，说：“没事，我瞅一眼。”

我弟大概五六岁吧，人很老实，却因为从没有到过公社这样的大地方，更没有见过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很是害怕，躲在我的身后不敢给柏院长看。我慢慢地哄他，说：“别怕，柏院长就只看一眼，什么都不搞，给你开点药抹抹就好了！”

他这才放松了些，我随手脱下他的裤子，露出整个屁股。柏院长弯下腰去，左右一瞧，什么也没说，给我使了个眼色。稍停，趁我弟还没有任何反应的瞬间，一手捏住大腿，一手紧紧地抓住疖子的根部，使出一股猛劲，竟然将疖子连脓带头地一下子给挤出来了。那个脓包头及一缕带血的脓，像条抛物线，冒到了差不多两米开外的地儿。

“哎哟！”我弟一声大叫，眼泪鼻涕呼啦一下子流得像条小溪。一边哭，一边蹦，一边骂。那个难受的劲儿，像脚底板上扎进了一根刺，蹦也蹦不得，站又站不得，只能揪着我的衣服满地打转。柏院长默不作声，只是悄悄地在脸盆里洗手。过了好大一会儿，我弟的疼痛可能也缓解了一些，不再哭了，双手却不停地在我的身上捶打着。我明白，那是恨死我了，为什么要搞这样的突然袭击！

看他不哭了，柏院长说道：“这个疖子里面长了很多脓，不把疖子头，还有里面的脓挤掉，一时好不了，还越来越疼！这几天别洗澡，别沾水，就没事了。”

然后，他拿了些棉球擦掉了流在腿上的脓血，又拿来一块棉纱布，说“贴上，好得快些。”

我弟没再蹦了，柏院长给他贴好，又用胶布固定了一下，便完事了。

当天，我就将弟送回了家。一个星期以后，我不放心，特意跑回去看看。我到家时，他正和几个小伙伴在门口的场地上玩捽泥泡。我问道：“屁股不疼了？”

他玩得正高兴，没时间说话，只是用手在屁股拍了一巴掌。我知道，真的是好了。

很多年以后，我弟已是人民解放军的大校军官了，还没忘记柏院长这一挤。有一回，我们聊天聊到这件事，他说道：“那个柏院长真是太神了。被他这一挤，我再也没有生过疖子了。”

如今，故乡的天空依旧。故乡的那些村庄与田野，已然成为城市的一部分。那座城西桥也被拆除了，又被搬到另一个地方复建了起来。城西桥，没有了桥的功能，却依旧是故乡不可变迁的文化地标。然而，我的心里总是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舍与失落。

2026年1月20日写于合肥翡翠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