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书的故事

记忆的长河里，总漂着些亮晶晶的碎片。最亮的那片，是童年时趴在老土屋床头翻书的模样。窗户漏进一缕阳光，驱走满屋的昏暗，也温暖了斑驳的四壁。我的手指常沾满连环画封面上的油墨香，把《小兵张嘎》里的枪林弹雨、《鸡毛信》里的机智勇敢，一页页揉进了年少的时光里。那时的书啊，是比水果糖更甜的诱惑，是比玻璃弹珠更珍贵的宝藏。不管是巴掌大的连环画，还是砖头厚的小说，只要捧在手里，就能忘了吃饭、忘了睡觉，像只守着蜜罐的小书虫，一头扎进去，就不愿再出来。

小学时，家里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买书是件顶奢侈的事。为了读书，我把母亲给的水果糖悄悄攒起来，等同桌带来新的连环画，就用糖换他的书看。记得有次换了本《小英雄雨来》，连课间十分钟都抱着读，上课铃响了还舍不得合上，被老师点了名，手里的书仍攥得紧紧的。后来攒够了一角钱的糖，才换了本《铁道游击队》，翻来覆去读了十几遍。书角卷了边，就用米汤小心糊平；扉页掉了，就用粗线仔细缝上——像守护一件稀世的珍宝。

从初中到高中，我的书架才慢慢有了模样。木头是父亲用旧木箱改的，刷了层浅蓝色的漆，却遮不住满架书香。《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在冰天雪地里跃马扬鞭，让我懂得了什么叫英雄气魄；《红岩》里的江姐，面对酷刑时的坚贞不屈，让我明白了信仰的力量；《红楼梦》中的大观园，藏着儿女情长与家族兴衰，让我窥见人性的复杂；《水浒传》里的一百零八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让我心生侠义向往。还有那本《牛虻》，亚瑟从懦弱少年成长为坚定革命者的故事，看得我热血沸腾。我在扉页上工工整整写下自己的名字，发誓要珍藏一辈子。那时的书架上，摆了上百本书，还有近百本连环画，它们像满天星辰，照亮了我青涩又懵懂的青春。

六十年代末的风，吹得读书这件事也变得小心翼翼。有些书不能光明正大地摆出来，我就把它们藏在床底的木箱里，裹着旧油布，怕受潮，更怕被人发现。每次翻书，都要先侧耳听听门外的动静，像在黑夜里寻光，既紧张又期待。高中时，我把一本《好逑传》藏在书桌抽屉的最深处，上课前偷偷看了几页，课间操也惦记着。偏偏那次课间操，学校来了个“特别行动”，全校大搜查，检查的人翻出了那本书。我眼睁睁看着它被拿走，心里像被掏走了一块肉，难受极了。后来每次路过教务处，都忍不住往窗口望，盼着能再见到那本书的影子。可直到毕业，也没找回来。这份遗憾，像颗钉子，牢牢钉在记忆里，至今想起仍隐隐作痛。

在乡村的日子里，书成了我和陈理大哥、邓兵大哥之间最特别的纽带。我们常在村口的老柳树下相聚，傍晚的夕阳把树影拉得老长，我们就借着余晖看书。书页被风吹得哗哗响，像是在和我们说悄悄话。那时很多书在书店买不到，“地下交换”成了我们读书的方式之一。今天我把《林海雪原》带给陈大哥，明天邓哥就把《金陵春梦》捎给我。传递时总用布包得严严实实，像在守护一个甜蜜的秘密。我最宝贵的直版《牛虻》也常参与交换，每次借出去，都要反复叮嘱“别弄坏了”。可就在一次交换中，它不见了。陈大哥说借给了邻村的人，再去要时，那人却说“弄丢了”。我沿着村口的小路找了好几遍，连草垛缝都扒开看，却连书的影子都没见着。那种失落，像心里空了一大块，好几天都打不起精神来。

十八岁那年，命运把我推上了讲台，成了一名语文老师。站在教室里，看着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睛，我总想把读书的快乐传递给他们。我坚信，书是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能让他们看见更广阔的世界。于是我要求孩子们每天读一篇短文，做好读书笔记，一周交流一次，一个月总结一回；还在教室角落搭了个图书角，用旧木板钉了书架，刷上明黄色的漆，像给孩子们造了个小小的童话世界。我鼓励他们把家里闲置的书带来分享。第一天，班长就抱来了《格林童话》；第二天，语文课代表华子带来了《西游记》连环画；没几天，图书角就堆得满满的。小芳的《安徒生童话》，强子的《岳飞传》……孩子们还在书脊上贴了自己画的小标签。课间时，大家围着图书角选择自己喜欢的书籍，认真阅读，还争先恐后讨论着故事里的情节，欢笑声飘得满教室都是。

有天早自习后，华子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走廊尽头，从书包里掏出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打开——是本裹着蓝色粗布书皮的书。“李老师，您看看这本书是不是您的？”她眼里闪着光。我接过书，指尖刚碰到扉页就顿住了，上面工工整整写着我的名字，是我高中时的笔迹！再翻开，第36页有个小小的缺口，是我当年不小心弄坏的，后来用米汤糊过；封底还有块牛皮纸补丁，是我妈给我补的。“这是，我的《牛虻》！”我忍不住叫出声，声音都有些发颤。华子笑着说：“我奶奶说这是她当年从邻村人手里借的，一直没还，前几天整理旧物看到名字，就想着说不定是您的。”我捧着书，像抱着失而复得的孩子，一遍遍抚摸着，眼眶不知不觉就湿润了。

从六九年丢书，到七九年还书，整整十年。这十年里，我从高中生变成了老师，从乡村走到了校园；而这本书，从我的书桌，到陌生人的手里，再到华子奶奶的旧箱底，像个漂泊的游子，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书皮上的补丁又多了两处：一处是用粉色碎花布缝的，线脚歪歪扭扭，像是哪个孩子补的；另一处是用透明胶带粘的，想来是有人怕它再破。我把它放在办公桌上，每次翻开，都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老友。亚瑟的故事又在眼前鲜活起来，他在监狱里写的信，他面对死亡时的从容，都像一束光，照亮了我教书育人的路。

后来，我常在课堂上讲《牛虻》的故事。讲到亚瑟和琼玛的误会时，孩子们都皱着眉；讲到亚瑟牺牲时，后排的小飞偷偷抹了眼泪。有次作文课，题目是《我的理想》，小飞写道：“我想当一名作家，像《牛虻》里的亚瑟一样，用文字传递勇气。”那篇作文还得了二等奖。领奖时，小飞举着奖状跑过来，把奖状塞到我手里：“老师，要是没有您讲的故事，我就写不出这个理想。”我看着他亮晶晶的眼睛，突然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己——那时的我，也是因为一本书，在心里种下了热爱的种子。

日子一天天过，教室里的图书角越来越满，孩子们的读书笔记一本本加厚，作文里的故事也越来越生动。有孩子在读书笔记里写：“读《西游记》知道，坚持就能成功；读《格林童话》知道，善良能战胜邪恶。”还有孩子写：“图书角就像个魔法屋，进去就能遇到好多有趣的人。”每次看到这些话，我心里都暖暖的，像喝了蜜似的。原来，我播下的读书种子，真的在孩子们心里发了芽。

再后来，我退休了。离开了讲台，却总惦记着学校的图书角。没事的时候，就会回去转转。现在的条件好了，教室里全是电子化设备，再也看不到当年的图书角了。图书角成了一种美好的记忆。阅读课全部都是在阅览室和图书馆进行，现在的孩子们读书，那可是今非昔比，更上一层楼了。我也偶尔去学校图书馆借书，遇到熟悉的孩子，还跟他们讲当年我用水果糖换书，丢了《牛虻》又找回来的故事。同学们听得眼睛都不眨，总问：“老师，那本《牛虻》还在吗？”我就笑着点头，“在呢，它就放在我家书架上最显眼的地方。”

如今，我家的书房里，书柜木头已经有些褪色，近万部书籍摆得满满一屋。最显眼的位置，还是那本直版《牛虻》，白色牛皮纸书皮，粉色碎花补丁，透明胶带粘过的痕迹，都成了它独特的印记。每次阳光照在书架上，我都会坐在旁边翻几页。指尖划过扉页上的名字，仿佛又回到了童年的土屋床头，回到了乡村的老柳树下，回到了孩子们围着图书角的教室。

记忆的长河依旧在流，而书，就是河面上最亮的灯。它照亮了我的童年，温暖了我的中年，也陪伴着我的晚年。从当年的小书虫，到后来的教书人，再到现在的退休老者，书始终是我最忠实的朋友。我想，这份与书的缘分，会一直延续下去——就像我把热爱传递给孩子们，孩子们也会把这份热爱传递给更多人，让书的光芒，照亮一代又一代人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