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陵城北五十余里,山坳如老人掌心的纹路,褶皱里藏着我的村庄。数十载光阴流转前,泥巴路蜿蜒成一道裂开的伤口,雨天便渗出黏稠的淤血。一脚踩下去,乡亲们守着薄田的叹息,便在泥浆里碎成细小的泡沫,转瞬无踪。
十一岁那年,大姑家长子娶亲,需备“抬盒礼”(注:湘南乡俗,娘家人为外孙婚事置办的重礼)。家贫如皴裂的陶罐,为备这份礼,罄尽存粮,又粜了些口粮,才咬牙凑足一担待售的米,连同母亲攒了许久的一小篮鸡蛋。母亲的手在粗布衣襟上反复摩挲,指节泛白:“去城里,换些体面,莫让人轻看了咱‘老外家’。”父亲蹲在门槛边,烟袋锅子里的火星明灭,映着他沉默而紧绷的侧影。
天未破晓,油炒饭的香气裹着星光漫进窗棂。我啃着饭,看父亲将沉甸甸的米担架上肩头。竹扁担深深弯下去,吱呀作响,像一曲压弯了脊梁的山歌。我提着那篮鸡蛋,踩碎满地星子,影子被父亲的米担压得匍匐在地。
起初,我总抢在前头,踩着父亲的影子跑。至我们公社驻地歇脚,他汗湿的衣衫紧贴脊背,喘息如漏气的风箱:“慢些走,路还长。”我仰头问:“为何不去我们公社坐车?”他指了指檐角残灯在风中摇晃的公社大院:“坐一趟车差不多耗一斤米钱,担子重,挤不上。前面接履桥公社那里车多,到零陵要不了两毛钱。”
踏上柏油路(后来才知是322国道),像踏进一条沉默的河。偶有吉普车掠过,父亲放下担子,目光追着车尾灯:“崽啊,读书好,将来也能坐这铁壳子,把山里的路走成平的,把爹的扁担压成灰。”
到了国道旁的画眉铺村,晨雾漫涌,我的脚已灌铅,蛋篮勒得手发麻。父亲望望泛白的天际,拦下一辆“突突”的手扶拖拉机。司机去接履桥装石灰,见我们满身泥泞,便喊:“搭把手!”他帮父亲搬米担,石灰粉扑簌簌落肩头,像一场无声的雪。至接履桥,父亲欲赠两枚鸡蛋,司机摆手:“都是田里人,不易。”父亲望着烟尘远去,低声道:“毛仔,人要行善,路才宽。这路啊,是踩着别人的脚印走的——脚印里,要有热气。”
班车晃进零陵城。七层坡菜市人声鼎沸,米香混着鸡鸭腥气。有人问价,父亲弯腰抹汗:“六毛一斤。”几位老人捻起米粒,对着光看了看,又放回袋中,摇头离去。此时,一位住菜市后街的汉子要了全部鸡蛋和半担米,让父亲送米上门。待父亲带着空袋子送米归来,那位汉子的邻居——方才也在摊前看米的黑瘦老汉——已称走袋中余米:“这米,香。”
归途,米粉摊前,父亲问:“饿不饿?”热汤下肚,我又央他去书店。两本小人书攥在手里,沉甸甸的。父亲掏出几张皱巴巴的纸钞,指尖捻了又捻。
父亲辞世多年。零陵城早已换了新颜,水泥路直抵老屋,车程不过个把时辰。那些浸透星光的山路,蜿蜒成记忆深处的年轮。年轮里,嵌着父亲的脚印——脚印里渗着石灰苦、米香甜、蛋腥气。
唯有那背影,扁担的吱呀,连同那句“脚印里要有热气”,如刻在石上的字。风一吹,漫出青苔的湿意,漫过岁月的雨雪,漫成我脊背上一道温热的纹路——那是山坳的沟壑,是父亲掌心的脉络,是永远走不脱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