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里的谷担

记忆中的那年夏末，“双抢”的余温还焐在田埂上。稻茬还沁着青气，驻村干部的嗓门已撞开各家木门。记忆里，他们总踩着露水来，或是顶着正午的日头，有时晚饭的炊烟刚起，乡干部就跟着村干部进了院，粗粝的鞋跟磕着青石板：“老张家的粮晒得差不多了吧？过两天该过秤了。”父亲捏着那张油印的征购任务单蹲在门槛上，指节捏得发白——露水还挂在草叶尖，催粮声已压弯了炊烟。

我家九亩水田搭着一亩旱地，催缴通知单上红戳盖着的数字是两千八百六十斤。这数目在账本上蜷着，摊开了便是座小山：征粮是硬邦邦的农业税，秤星子一响就没了踪影；定购粮百斤十一块五，“三超粮”作价十八元。母亲在煤油灯下扒拉算盘，黄铜算珠撞着檀木档。待刨净税款、三提五统和教育附加，她食指按着梁上那颗油亮的主珠：“够扯六尺蓝涤卡，铅笔买带橡皮头的。”

村到粮站十二里，路是泥土与碎石搓成的绳，盘在丘陵上。那年月没什么运输工具，两千八百六十斤谷全凭肩头扁担量。父亲的篓子箩筐是请河对岸的篾匠特制的，竹篾削得匀，装一百六十斤还能稳稳当当；我分到的旧篾箩，母亲只装了六十斤，手掌在谷堆上轻轻拍平：“这孩子快上初中了，学着挑，轻点不压坏身子。”

我盯着父亲箩里冒尖的谷堆，脖颈发紧：“娘，再添点。”母亲抚抚我后颈的汗，掌心带着灶膛的温度：“头回走远路，逞啥强？”父亲蹲在门槛上绑草鞋，草绳在粗糙的掌心绕出麻花：“多跑两趟，当是练脚力。”

鸡叫头遍时出发，我光脚踩在凉沁沁的泥路上，解放鞋揣在怀里——那是过年走亲戚才舍得穿的宝贝，蓝帆布面上的白胶底，干净得像片云。母亲追出门，把两个烤红薯塞进我口袋，瓷缸里的米汤还冒着热气：“挑不动就歇，莫硬撑。”

起初步子轻快，谷粒在箩筐里轻轻晃，像揣着一窝会喘气的星星。过了三里地，肩膀突然像被火钳夹着，每走一步都钻心。父亲在后面喘着气：“换我挑。”我咬着牙摇头，听他的喘息声比箩绳咯吱声还沉，反倒生出股劲。歇脚时看父亲用袖口擦汗，脊梁的衣裳已湿透，贴出嶙峋的骨形，像幅被雨水洇透的简笔画。

天蒙蒙亮到粮站，院子里早排起长队，扁担与箩筐碰撞的声响，混着汗味与谷香在晨雾里飘。父亲去领了号，竹牌上的数字被汗浸得发潮，像粒发了芽的谷种。轮到我们时，验谷员用铁钎往谷堆里一扎，抽出来看了看，铁钎尖挑着两粒瘪谷：“风车过一遍。”

父亲陪着笑递烟，烟盒在掌心捏得发皱：“在家车过三遍了，同志通融通融？”对方把烟夹在耳后，铁钎往箩沿上一磕，震得谷粒簌簌落：“规矩！”父亲叹口气，我跟着把谷挑到风车旁。风叶转起来，瘪谷与碎草簌簌落下，像筛掉了我们半夜赶路的辛苦，也筛掉了母亲在灯下数谷粒的眼神。

再去验时，换了个验谷员，胳膊上的红布箍箍晃得人眼晕：“号子呢？”父亲说被先前的同志收了，对方眉毛一竖：“没号重排！”父亲没争辩，让我守着谷担，自己又去领号。太阳爬到头顶时，终于获准进仓。仓库铁门里漫出陈年谷壳的酸气，台阶陡得像梯子，父亲先挑着他的谷筐上去，下来时额角的汗珠子直滚，砸在台阶上洇出小水印：“你在这儿等，我来接你的。”

仓库里的木板道悬在金黄的丘陵上，脚下是几万斤稻谷堆成的浪。空气又闷又热，混着谷壳的呛味，吸进肺里像吞了把碎糠。称谷的阿姨戴着口罩，露出的眼睛弯成月牙，电扇吹得她额前的碎发轻晃：“五年级啦？”见我点头，又夸，“这么小就帮家里干活，懂事。”

父亲要把两担谷叠起来称，说怕分两次亏秤，竹箩在磅秤上晃了三晃才稳住。阿姨说：“放心，这秤经公家验过的。”磅秤的指针晃了晃，停在二百二十一斤。父亲愣了愣，手在裤腿上蹭了蹭：“我家称是二百二，咋多了一斤？”阿姨指着谷粒，指甲缝里还沾着谷糠：“你这谷干得透，分量足，该给上等。”

倒谷时，金黄的流瀑从楼道口坠下，溅起细碎的谷尘，在光柱里跳着舞。父亲数着票子，指尖沾了谷壳的黄，像镀了层金。出门见卖冰棍的，木箱上的棉被冒着白汽，他掏出五分钱买了一支，我举到他嘴边，他摇头：“牙痛，你吃。”冰甜顺着喉咙往下滑，可我望着他被汗水泡白的脚，脚趾缝里还嵌着泥，忽然觉得这甜里有点涩。

回家的路上，父亲挑着空箩筐，脚步比来时轻快，扁担在肩头打着旋。他说：“再挑两趟就交齐了，够你开学的学费。”阳光晒在他肩上，旧轮胎凉鞋踩在地上，发出沙沙的响，像春蚕在啃桑叶。

如今田埂上的“双抢”早泛了黄，粮本上那些红戳也褪了色，连风车转出的金尘都散进了年轮。可十二岁那天的晨光总在骨头上烙着印：扁担磨出的水泡成了岁月的茧，验谷员那句“重排队”还在耳膜上撞，父亲弓着腰上台阶的背影，把土地的债与盼都压成了桥——原来人学会弯腰，不是稻穗垂了头，是生活把重量锻进了骨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