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秧时节又至。漫步在老家的田埂,刘禹锡《插田歌》里那句“田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便悄然浮上唇边。湿润的土气漫过脚踝,也漫起了儿时插秧的光景。那些深深浅浅的印记,时光冲不淡。
那是分田到户的年月。家中近十亩水田,全种着双季稻。农忙一到,学校便放一周“农忙假”。天还浸在墨色深处,父亲已牵了水牯牛出门。老家的田是鸭屎泥冷浸田,淤泥深过膝盖。他背着耙行至田边,横一道,竖一道,将犁出的粗坯细细耙平。待田面泛出匀净的水光,父亲才将牛绳系于树干,回家担来“臭肥”(碳酸氢铵)、磷肥,又扛来一架旧木楼梯。
扬手将化肥撒入水田——如撒下点点星子。父亲随即将木楼梯横置田中,中间压个装满泥的竹筐,绳索往肩上一搭,拖着楼梯在水里滑行。木楼梯划过泥面,发出“滋啦”的闷响。我曾蹲在埂上问这样做的缘由,他抹一把脸上的汗珠:“盖住脚印,磨平田面,更要让肥与泥水缠在一处,养分才跑不了。”他粗粝的脚掌在泥里趟过,犁耙拖拽的痕迹,是他为秧苗预备的第一道温床。
母亲起得更早。不到凌晨四点,她便打着火把,走向专门育秧的秧丘田。火把的光在秧丘田里晃,映着她弯腰时后颈的汗珠。她手指在秧根间翻飞,指尖磨出的薄茧蹭过秧苗,把青白的根须捋得顺顺当当。待我们揉醒惺忪睡眼,田埂上已齐整地码着捆好的秧苗,带着露水的清腥气。秧把捆得紧实,绳结处沾着她指尖蹭下的细碎泥末——是捋根须时带起的土。
早饭过后,父亲担起畚箕里的秧苗走向大田,我颠颠地跟在后面。
插秧是父亲手把手教的。“脚并拢,左手握秧,拇指食指分苗,右手两指夹住,直着插进泥里。”他粗糙的手掌捏着我的手,掌心的老茧锉得我手背发红,力道却很轻。我的手指被他裹着,一同插进冰凉的泥水里,触到硬泥块时,他带着我用力往下按:“莫插深了,根发得慢;莫插歪了,苗长不直。”看他插下的秧行笔直如线,泥面被按出小小的窝,秧苗站在窝里,稳稳当当。我急得身子往前一挣,泥水哗啦溅了半脸。他便笑:“横排定好七兜,只管往下插,直行自会齐整。手要稳,心要实。”
渐渐摸着了门道,便生了比试的心。第二年,我已能横排插十兜。快起来时,头点得像啄米的鸡,左右手翻飞,秧苗裹着泥水簌簌入田。泥点溅上衣襟、脸颊,心头却涌起一股酣畅。那是我在泥泞里刻下的,属于自己的微小记号。
每插完一厢,总爱瘫在埂上歇息。父亲的声音便从水田里传来:“莫躲懒,趁天晴多插些!”
“腰好疼!”我赖着不动。
他直起身擦汗:“小孩子哪来的腰?你娘疼得直不起身,不也在扯秧?”
“那让娘歇着。”
“不做咋行?”他弯腰续秧时,泥水漫过膝盖,“你看这泥,吞了多少汗……你往后念书发狠些,寻个体面活计,也好让你娘享几天福。”
那时年纪小,尚不解这话的分量。只望见父亲脸上的皱纹比田垄还深,母亲的腰背一日弯过一日,便暗自下了决心。肩挑重担比不过父亲,这插秧的活计,总该比他快些、多些,在那片泥田里,留下更多属于我的、努力的印记。
自那以后,水田里便再没偷过闲。后来读书、工作,遇着坎儿,想起水田里的汗,想起父亲按在泥里的指痕,想起母亲掐秧留下的泥末,还有自己指尖在泥里按下的那些小窝,也就撑住了。如今那点被老茧锉出的微疼早散了,可每当握笔,指关节弯下去的瞬间,总觉沾着冷浸田的泥——是带点腥气的凉,是能攥出细沙的涩,连笔尖落在纸上的力道,都像当年往泥里按秧苗时,父亲捏着我的手教的那句:“要稳,要实。”仿佛那无形的泥痕,早已沁入骨血,成了握笔时不敢轻慢的力道。
去年回乡,田埂边停着橡胶履带的插秧机。履带碾过的田面光溜溜的,寻不见半道手指按过的凹痕,倒像是被抹平了所有温度的纸。新修的田埂用水泥抹得溜光水滑,我伸手触摸,冰冷坚硬,再也寻不回当年土埂上母亲勒出的掌纹、父亲蹲守的烟锅灰,和我躲懒时用脚趾抠出的、带着体温的泥窝子。沟畔的蒿草窜得齐腰高,风过处穗子碰得沙沙响,倒替旧年月敲着更漏。传统的秧丘田大多没了踪影。田埂边立着块“高标准农田”的蓝铁牌。风过处,不知怎地又想起刘禹锡那句“农夫绿蓑衣”来——只是父亲当年披的棕蓑衣,早蒙了尘;田埂上那抹绿意,如今不在新插的秧上,倒被埂畔的蒿草占尽了风头。那混杂着汗味、粪土腥、秧苗清气的烟火晨曲,终究成了蒿草声里的旧影。
我下意识弯下腰,像当年插完秧歇脚时那样,用指尖轻轻按了按埂面——水泥硌得指节发疼,再没有泥的软。但指尖蜷起的弧度,竟和当年往泥里按秧苗时一模一样。
父辈们的手痕印在泥里,也刻进了日子里——那是把苦日子往甜里种的力气,是教我遇坎时别松劲的念想。青秧换了模样,泥里的指印被履带抹平,可那嵌在骨子里的“稳”与“实”,那被泥水沁透又被岁月风干的手痕,总在心上发着暖。当指尖再次触碰这冰冷的、崭新的田埂,我知道,有些深痕,在弯下腰的弧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