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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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沟中学是兴化西北部唯一的完中。那时，中堡、沙沟、周奋、李健、舜生的孩子，都要到沙沟读高中。沙中每年高中招两个班，100人，一村平均一人。我们的老师，来自全国各地，有上海的，有南京的，有县城的，也有镇上的；学历也高低不一，有名牌院校本科毕业的，有高邮师范毕业的，也有高中毕业的；有教了多年的老教师，也有师范院校才毕业的。就是这样一群阵容不整的老师，用他们的才华、智慧、幽默甚至荒诞，帮助我们先后跳出了农门，脱掉了泥腿子。
入学没多久，就听说学校有位厉害的老先生教数学。可真到上课，站在讲台上的却是个刚从扬教院毕业的年轻人。同学们一下就炸了，要换那位老先生来。
反对无效。
我的形象思维大概天生就差。高中毕业时，立体几何课本上的题，我没有一道一道做完过。后来我常想，要是那位老先生能早两年站上讲台，或许就不至于如此。第一年高考，数学不及格。卷子反面的第一道大题，就是立体几何——我涂改了多次，可就是没解得出来。
到了高三，老先生终于来了。
他上课从不用三角尺，也不用圆规，徒手在黑板上画图，比尺子画的还准。这让我想起初三的数学老师——那一辈人，图要画得漂亮，字也要写得漂亮。
他教我们椭圆，怕我们写错那个“椭”字，站在讲台上问：“这个字怎么记？你只要记得一句话——木头，耳朵，还有吗？”
我们一听，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英语是我的强项。我能考上沙中，凭的就是它——当年英语满分50分，考了45.5分。后来我考上大学时，英语也是91分。好巧。
高一，英语老师是高邮师范毕业的帅哥，兴化城的。可我怎么也考不到年级第一。后来，我才发现，班上几个同学手里，都有一本和他一样的辅导书。我自然考不过他们了。
但一到了高二，英语老师换成了一位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的中年老师。不久，我的英语成绩就连续霸了榜。他发音纯正，板书流利，一本书，一盒粉笔，整节课一气呵成。
他待我很好。但上课我也偶尔开小差。有一次点我答一道汉译英，在同学的提醒下，我才反应过来。虽准确地答完，可心里紧张极了。他没有批评我，而是在课后，吩咐我放学时帮他到街上买些生活用品。
复读一年，我几乎没有花时间学英语，但高考成绩，与沙中同班同学并列第一。总算没给他丢脸。
我们最爱听的，是教辩证唯物主义的那位政治老师的课。他也是我们高三的班主任，南京人。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满是欢声笑语，一节课不知不觉就听完了。
刚教我们时，他先拿食堂的菜汤开涮：“你们的菜汤，就是几片菜叶在马尿中飘荡。”全班哄堂大笑。那时物质匮乏，我们都是靠着一天五分钱菜汤，读完三年高中的。我和弟弟是一顿5分钱，能打到满满一茶缸。
他讲得生动，我们也听得入脑。我们掌握得越好，他改卷也越轻松。那时，每次政治考试，最后一道都是论述题。原理用对了，字数凑够了，他提笔就是一长道红钩。他跟我们讲：“论述题，先答出用的什么原理，然后正反论证一番，最后给个结论，就成了。如果原理用错，一个大红叉，一分也不给。”
后来，我到城北中学复读，我们政治老师说，沙中政治老师的讲课水平，仅次于泰县（现姜堰）的一位陈姓政治老师。
物理老师和我本家，同姓。他教得一般，我也学得一般，考得更是一般，也许正因此，影响了我的一生。
有一次他叫我上台，到黑板前解题。大约是见物理公式里的字母写得不好，我回到座位后，他当着全班批评了一通：“这个学生，英文字母都写不好，英语成绩肯定不行。”没承想，这一句竟引得全班哄堂大笑。
他大概永远都不会知道，那个被他断定“英语不行”的学生，当时是年级英语第一名；就连复读那年没怎么学英语，考出来照样是补习班第一。加上附加题，两年高考的英语，都考了99分。
第一年高考，做物理卷时脑子里一团浆糊，最后勉强及格。到了补习那年，我牢记“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把力气都花在了数学和物理上。物理花的工夫最多。考完估分，53分。放榜那天一查——果然是53分。
有进步了，只是这“进步”，反而不如毕业那年考得高。
也正是物理没及格，我报考的一所工学院没有录取，只能上大专。学制两年，八八年毕业，正好搭上了包分配的末班车。
教我们化学的老师，就是沙沟镇上的人。戴一副近视眼镜，镜片里一圈一圈的。个子不矮，脸圆圆的、黑黑的，说话慢声细语，可中气十足。
我同桌悄悄告诉我，我们的化学老师，只有高中学历。我倒没觉得他教得不好，上课不紧不慢，一板一眼，我也听得进去。
也许天生不是学化学的料。两次高考，化学都考了七十多分。
有一道计算题，我至今记得。算到最后除不尽，心里明知道哪一步错了，可考场上偏偏没想到一分子式写得不对。这一题，一分未得。要是算出来了，总分正好上一本线。
那年，南京农业大学的大专专业录取了我。如果当初一本志愿填的也是南农大，我就是它的本一学生了。
当年农业院校并不吃香。够二本的分数，就能上一本的门槛。
生物老师的眼镜度数，比化学老师还要高，他是高度近视，也是一众老师中最瘦小的。批阅试卷时，他是要拿着放大镜的。否则，他是看不清楚我们是怎么作答的。
生物老师上课，从来都不带书的。他把课本都背熟了，甚至可以闭着眼睛把课上完。
我也学着他的样子，把生物书背得八九不离十。当然不像政治书那样，躺在床上，一个小时就可以把《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常识》两本书在脑子里过一遍。
我背了生物书，但一九八五年的一道高考生物题，要求绘出反射弧的模式图，并注明各环节名称。一看到这题，当场就傻眼了，《生理卫生》没背呀，谁想到会考这张图。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修行不够，不能怪师傅。
我们一个班几十个男生，全挤在一间大宿舍里，上下木床，睡着格外踏实。
每天麻麻亮，语文老师就挑着两个大水桶，去学校北门的码头挑水。水桶压得扁担吱呀响，经过我们宿舍门口，先是沙哑的一声吼，接着就是重重的一脚踹在门上——起来背书。
他做我们班主任那两年，我们是没福气睡懒觉的。
他有一对双胞胎女儿。我和弟弟也是双胞胎，班上还有一对男双胞胎。三对双胞胎，同时挤在沙沟中学的校园里，也算一段奇谈。说来好笑：我和弟弟一个像父亲，一个像母亲，倒还好认；另一对男双胞胎，直到高中毕业，谁是大双谁是小双，班里竟没几个人分得清。
如今回头看，他大概是这样一个老师——用最粗鲁的方式，做着最负责任的事。那一脚踹开的，不只是宿舍的门，还有我们这些农村孩子，脚底下通往外面世界的路。
写于中秋凌晨，写给我的恩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