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把藤椅还在老位置,紧靠着东窗。午后三点的光斜斜地切进来,在磨得发亮的藤条上停住,将那一圈圈经纬交织的纹理照得清清楚楚——有些地方已经深褐了,是汗渍与时光共同腌渍出的颜色;有些地方还保持着藤皮本来的浅黄,但失了韧性,一碰就会簌簌地掉下细小的屑来。我站在这片寂静里,忽然觉得这椅子空得让人心慌。父亲已经很久不坐它了。
从前不是这样的。从前的午后,这把椅子总是满满当当的。父亲下班回来,褪下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换上宽松的汗衫,便沉沉地陷进椅子里去。藤条会发出一声悠长的“吱呀——”,像是疲惫的叹息,又像是满足的喟叹。他喝茶用那只白瓷缸子,缸身上印着鲜红的字,是某个会议的纪念品。茶叶是便宜的茉莉花茶,抓一大把,冲上滚水,热气混着花香蒸腾起来,在他花白的鬓角凝成细密的水珠。他就那样坐着,有时看报,有时什么也不看,只是望着窗外那棵老槐树出神。槐花开的季节,细碎的白花会随风飘进来一两朵,落在他的肩上、茶杯里,他也不拂去,由着那一点香静静浮着。
我那时怕他。他太静了,静得像墙角那口老钟,只在整点时发出沉重的一声。我写作业的小桌就在他对面,中间隔着三四步的距离,却仿佛隔着整条沉默的河流。我不敢大声喘气,铅笔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都显得突兀。偶尔偷眼看他,他总在光影里,侧脸的轮廓被西晒的日光勾勒出一道毛茸茸的金边。他抽烟——不是现在这种细细的纸烟,而是自己卷的烟叶。从铁盒里捏出一小撮褐色的烟丝,摊在裁好的小纸条上,手指笨拙却熟练地一卷,舌尖一舔,一支烟就成了。划火柴,“嗤”的一声,青烟升起来,先是一缕笔直的线,慢慢散开,融进满屋的光尘里。那味道很冲,辣辣的,带着苦,我却觉得好闻——那是属于父亲的味道,扎实的,粗粝的,不容置疑的。
下雨天,藤椅会挪到离窗稍远的地方。雨打在瓦上,先是疏疏落落的几滴,试探似的,然后忽然就密了,哗哗的一片响。父亲还是那样坐着,手里多了一本书——多半是《三国演义》或《水浒传》,书页黄得厉害,边角都卷着。他不怎么翻页,有时一页能看很久。雨声大的时候,他会轻轻哼起什么调子,不成曲,只是几个零星的音符,很快又咽回去了。屋里暗下来,他却不开灯,就让自己陷在昏黄的光线里,像一个渐渐淡去的影子。我有时觉得,他就要这样坐着,一直坐到地老天荒去。
后来我离家读书,工作,一年回不了几次。每次回来,都发现他坐藤椅的时间越来越短。先是坐久了会腰疼,要垫上厚厚的棉垫;后来连起身都有些艰难,需要用手撑着扶手,慢慢地把身子从藤条的拥抱里拔出来。那“吱呀”声也变得不同了,短促,涩重,像是骨头在呻吟。藤椅也旧得不成样子,有几处藤条断了,母亲用麻绳仔细地缠过,扎出难看的结。他却不许换,说旧的服帖。
再后来,他连这片刻的安坐也放弃了。医院成了常去的地方,带回来各种颜色的药片,装在小小的塑料格里,按早中晚排好。藤椅彻底空了,只有午后的光依旧每天造访,在空荡荡的坐垫上移动,从这头爬到那头,像一只缓慢的、不知疲倦的蜗牛。母亲每天还会擦拭它,用微微潮湿的软布,顺着藤条的走向,一遍一遍地抹。她说,这样藤不会干裂。
今天我又站在这里。窗外槐树还在,叶子绿得发黑。我忽然很想坐一坐那把椅子。很轻地坐下去,还是惊起了那声熟悉的“吱呀——”。只是这次,声音是从我身下发出来的。椅背比想象中硬,藤条的纹理隔着薄薄的衣衫硌着背。我学着父亲的样子,把双手平放在扶手上。扶手的边缘已经被磨得圆润光滑,像河床上经历了千万年冲刷的卵石。左边扶手上有一处微微的凹陷,那是父亲左手肘常年压着的地方;右边则有一道浅浅的焦痕,是某次烟灰掉落的印记。我的手掌覆上去,竟严丝合缝。
光移到了我的膝盖上,暖洋洋的。我试着向后靠去,藤椅温柔地接纳了我,发出一连串细碎的声响,仿佛在说:你回来了。忽然间,我闻到了那味道——淡淡的,缥缈的,混着陈年汗渍、茉莉茶香、劣质烟叶,还有一点樟脑丸气息的味道。那是父亲的味道,是这把藤椅记住的,关于一个男人全部生活的味道。
我闭上眼睛。恍惚间,好像又回到了那些安静的午后。我还是那个不敢大声喘气的孩子,在三四步外偷偷描摹父亲的轮廓。而父亲就在那里,在光里,在烟里,在渐渐暗下来的天色里,像一座沉默的山。原来这么多年,我从未真正离开过这把藤椅三四步的距离。原来所谓长大,不过是从看他的那一侧,走到了成为他的这一侧。
槐花的香气隐隐约约地飘进来。我睁开眼睛,看见自己的手——那双越来越像父亲的手,正静静地搁在扶手上,搁在那道焦痕旁边。藤椅又“吱呀”了一声,很轻,像是在做梦。光继续向西移动,已经爬到了我的胸口。我知道,当它完全离开这把椅子时,黄昏就会来临。而我会一直坐在这里,坐到满屋都是影子,坐到第一颗星在天边亮起。在这漫长的、温柔的坠落里,我终于听懂了父亲所有的沉默。
原来每一把空了的藤椅,都在等待一个终于懂得沉默的归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