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红与黑》

作为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开山作家，斯丹达尔给后世带来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遗产。《红与黑》正是以大段大段、汪洋恣肆的心理描写开创了心理现实主义与意识流文学的先河。

《红与黑》是说不完，说不尽的，在主题上，它揭示了新兴资产阶级想要翻身的强烈愿望。在《红与黑》的末尾，于连在被判以死刑的时候，他说道：“陪审官先生们：我死到临头，并不怕人看不起，但我仍然要说几句。先生们，我生不逢时，不属于你们那个阶级，在你们眼里，我不过是一个出身卑微而敢于起来抗争的乡下人。我并不乞求你们的宽恕，——于连语气坚决地继续说——我不抱任何幻想，等待着我的是死亡，这是罪有应得。我竟然谋杀最值得尊敬和景仰的女人。德·雷纳夫人曾经待我如子，我罪恶滔天，而且是蓄意杀人。我罪当死，陪审官先生。但即使我罪不该死，我看到有些人，他们并不认为我还年轻而值得同情，反而想杀一儆百，通过惩罚我来吓唬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出身下层阶级，备受贫穷的煎熬，却又有幸受到良好教育，敢于混迹于有钱人引以为自豪的上流社会。先生们，这就是我的罪行，因而更应严惩，何况事实上，审判我的并非与我同属一个阶级的人。在陪审官席上，我看不到任何发了迹的乡下人，有的只是清一色心怀愤懑的有产阶级……”

读完这段文字，我们可以思考，许多不专业的读者将于连理解为一个野心家，一个爱慕虚荣的人，我认为并不是这样。相反，于连是可怜的，更是值得我们同情的。于连在一开始跪倒在德·雷纳夫人的石榴裙下，也是因为纯洁的爱情。他有能力，有本事，本可以成为社会的精英，然而，于连却生在一个混乱而分裂的时代，这种权贵横行霸道的社会现实成为了于连成功的阻碍。可以说，于连也可以算作是“高加林式”的，是一个走上人生歧途的形象。

心理描写在《红与黑》这部作品的分析中已经被玩烂了。《红与黑》在叙述中利用象征手法传达了许多深刻的意蕴。比如：“在长长的夏日中，一只早上九点出生的蜉蝣到傍晚五点就死了，它又怎能理解黑夜是怎么回事呢？如果让它再活上五个小时，它便会看见和明白什么是黑夜了。”上面还有一段十分精彩，这种表达极大地扩张了小说的深度。这部作品就远离了《艾凡赫》那种“报章之文”的窠臼，成为了“著作之文”。

总之，《红与黑》这部作品有匠心而无匠气，是一部不同凡响之作。正如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说，斯丹达尔是“成就很大，又很独特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