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乡子

我又想起了小董。

他的父亲嘱托我照顾好他，可日本人刚走，我连自己的账都难以开销。奈何这是他父亲的意思，我也只好从了。

小董的父亲与我在长沙相识，他没告诉我他的名姓，我只知道他在家里头排行老五，排里的人便给他冠了个“董老五”的名字。那时是日本人第一次打来长沙。我是个军医，我师傅在长沙东北几里的一个镇子张罗了家战地医院，我在那儿打下手。

那天乌云出奇的走了，太阳出来打个哈欠，给天挂上了蓝布。我刚给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娃娃截了右腿，血腥味实在压得我喘不过气儿，师傅便让我到门口透透气。医院门口躺着许多伤员，如围棋棋盘上的棋子般，星罗棋布。我从白大褂的口袋里掏出根洋烟叼上，又从里面掏出个钢制的翻盖打火机点火。我猛吸一口，烟草劲与欣甜的空气一齐灌入了我的气管，在嘴里回味几番，将废气儿吐了出来。我四处张望，着白衣的医生不断在门里门外窜过。门槛早被锯了，它被锯之前，已有几个人在这儿磕掉了牙。

这时，我余光瞥一个年轻人蹲坐在门旁，嘴里叼着用纸卷起来的烟卷，手里的火柴罢了工，怎么点也不着。他的军服脏兮兮的，灰头土脸，眉间竖着道三四分的疤，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章早已磨掉了色，他皱着犀利的眉眼，仿佛在和火柴较劲。我走上前，将打火机递去，他仰起土黄色的脸，愣了几秒，随后将火柴揣进裤兜，站起身子，把手指修长的手在军衣两侧抹了抹，吸吸鼻子，双手接过了我的火机。

“谢了，兄弟。”他吸了一口，随后口齿不清的道谢，嘴里的烟卷差点因此掉下来。

“随手的事儿。”我蹲坐在他身旁，摆摆手示意他坐下。

“说起来，军里吃得饱吗？”我把烟夹进指缝，吐出口烟气，将烟灰抖进石阶的缝里。

“能吃饱就见鬼了，我昨天才吃了两个窝头，有一个还是从死人身上捡的嘞。”他有些自来熟，一旦话匣了打开就停不住。

“听口音你广东的吧，日军占了南洋，广东应该也守不了多久了。”

“东莞的，我爸是当地地主，搞布匹生意的，他花了三根金条给管事的长官，免了我的兵役，但我还是偷跑出家，投了军，不为别的，就冲我爱这个国，我打过北伐，见过先总理，自然晓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仍需努力。’的道理。”

“这么说你该三十了，看着不像啊。”

“亏我爹娘生了张好脸，城里不晓得多少女孩追我哩！”说到这儿，他被烟呛了呛。

“慢点儿。对了，我叫孙立民，你随便起个绰号叫吧。”我站了起来，伸出了左手。

“行，你叫我老五就好。”他握了握了我的手。他的手并不糙，倒是出人意料的软。

如此，我和老五算是熟络了，他们连队就驻在医院附近，我也是找不着事儿干，工作空闲便常去看望他。慢慢我发现，他似乎是我在军里唯一的朋友。既因为战地医院压抑过头，又想日后有点儿趣事儿，在我的软磨硬泡下，师傅买通了关系，将我调到了老五排里做军医。

也许是国父先灵在上吧，经了几次日军的火炮，连里边伤的人都很浅，遭重伤的也是致命，我竟成了个闲人。

月末时，日军来了一次十分猛烈的进攻，连里死了不少人。我医完伤员，来到战壕里休息，碰巧的是老五也在。他没怎么伤，唯被炮弹片划破了头皮，我给了他一大捆绷带，他将余下来的缠了又缠，替了他发臭的绑腿布。

他倚在掩护壕门口的木杆上，嘴里嚼着窝头，那杆从日军那儿缴来的步枪挂在胸前，作挂绳的是他从脑袋上换下来的绷带，新上的绷带在他土黑的脸上显的异常白，就像一个与世隔绝的乡下来了个公主。老五抬头看了我一眼，将手里的窝头对半儿拆开，举到眼前仔细对比了一番，伸手把大的那一半给我。我接过窝头，塞进嘴里，点头示谢。

那天最令我记忆犹新。我们在一块儿竟没有讲话。或许是因为他失掉战友的原因吧。那天之后，日军围了长沙城，将国军都赶进了城里，我被调离了部队，接手在城西师傅新摆的医院。师傅离开了长沙，重庆有个大官得了胃病，点名要他去治。我也忙碌起来，伤员愈来愈多，好在《日内瓦公约》不让打医生，不然这儿的白大褂早该绝迹了。

在医院，我又一次见到了老五，这是我们第一次在长沙城里见面，也是最后一次。

约是下午，我刚处理完一个肚里进流弹的人，没擦几道汗，下一个伤员又被抬到了手术台上。他的肚子破开了，一根肠子挂在外面，左胸也有个伤口，一直在淌血。我刚想让助手将这个没救法的伤员送走，忽然瞥见他的脸。是董老五。

我一时惊得说不出话来。他绷带做的绑腿沾上了几滩污泥，眼皮紧闭着，鱼尾纹里嵌满了土灰。我在老五的衣兜里一阵翻找，寻得了一个钱包。可现在不是看的时候。我不想他的尸体和其它死者堆在一处，但四周也没个安放地儿，无奈，他的归宿最终还是乱葬岗。我将老五的钱包收起来，企图用医人让自己麻木，我高估自己了。眼泪连个征兆也没露，我已经麻木了。回想我们相识的一个多月，也没什么值得回味的，这友情只是孤单的情绪砌起来的吧。我忽然识到，这些天来，我只是默默的拿他作个倾诉口，将工作上的烦心事尽抛给他，极是可笑。

不过是自我安慰的苦罢了。

好在薛将军给日本人打退了，我才侥幸离开长沙。我本打算到重庆找师傅，但从住店的伙计那儿打听，我才得知师傅医的根本不是什么大官，反而是一个混黑道的，没医好，教他手下给投进长江里了。

如此我便无了依靠，只得拿师傅的遗产在重庆混日。幸而师傅留下来的首饰多，我拿去押给典当，获的钱足以让我勉强过个三二年了。

那一年，日本人投降了。我在重庆的老宅里收拾行李，打算去南京，接过师傅经营的诊所。我在衣柜的最深处扯出一条白大褂，沾了些干涸成褐色的血块，那口袋有块儿突起，我伸手去探，摸索出一个皮革钱包来。琢磨着，我从未有过这么一个东西，手不自禁打开了包。夹层里没钱，倒是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国父的半身照，是一九一三年在日本拍的那张。翻过来，背面写着行国父遗嘱，看得出来是一撇一捺用心思写的。它后面盖着张染了水斑的照片，虽然花了，但依稀看得出来上头是个白净的男孩，着西装，极是板正。

我心尖被针扎一下——这是董老五的钱包，我从他遗体上顺走的。他先前向我展示过这张老照片。我又忆起那尘封的回忆来。

那时我们还在长沙城外。劳工新修了一处战壕，我们排被安置进去。老五和我坐在壕里，不知我和他聊了些什么，老五忽拿出他那张照片来，它还没沾水。

“我家大儿。他轰走了好几个教书先生，婞的很。”老五指了指。

“毕竟是儿子嘛，难免的。”我笑了笑。

“那可说好啊，如果我没了，照顾好那小子。没钱他可过不活。”

“你在讲什么活？”我拍了一下他的头，“哪有这么一天？不要乌鸦嘴。”

老五叹了口气，摇头笑了笑。

他儿子的照片背后写着他家的地址。我停了去南京的行程，一路赶到了东莞。老五家所在的村子，萧条的很，门口一棵老槐树，枯死了，几只麻雀停在上头。

我踏进村，全荒废了。老五家的大门很是气派，但左边的石狮子是空的，教人搬走了罢。推门进去，院里的池塘干涸了，一个树桩杵在池边上。里屋的门槛灰积了几层，堂屋里，董家老祖的画像挂着，身上是清的官服，脸遭人泼上了墨。东厢房的门锁着，我一脚踹开了他，落了许多灰下来。

一具干尸趴在地上，我将它翻转过身来，是老董的大儿。他白净的脸不复了，颧骨瘦的高挺着，干瘪的皮肤呈灰白，虽比他爹走时干净，但也好不到哪儿去。他身上穿着一身西服，衬衫脏了，生出一股臭味。这味道我无法形容，它不如医院里伤员的血腥，却是极难忍受。小董遭饿死了。

我走出门来，点了根烟，心里叹了一阵。直到烟自然灭了，我才离开。我又路过了那棵枯死的槐树。它的枝条缠起来，像一张尖叫的脸，欲说出什么话来。

一切都无从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