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口的烟火

昨晚又做梦了，那条黑暗幽深的巷子经常出现在我梦里。然而，只要望见巷口那点忽明忽暗的烟火，我的梦境便安然起来，那是父亲站在巷口，他指间香烟发出的微光。父母虽然已远去多年，但这微弱的烟火，却引我走回记忆深处；父母的旧日往事，便如潮水般涌来...

父亲幼时在宁波柴桥镇读过几年私塾，也算有些文化。曾祖父按“咏”字辈，为他取名“咏春”，“春”寓万物复苏。彼时家道虽已中落（祖上曾出过文官），然父亲的降生，仍被寄予了家族复兴的厚望。

曾祖母极其疼爱父亲这个长孙。民国年间，胶鞋初兴，在寻常百姓还穿布鞋的年月，算得上奢侈品。年少的父亲见邻家孩子穿着，眼中满是渴望。曾祖母得知后，心里记挂，无奈手头拮据。接下来的数月，她默默帮人念经、折锡箔，硬是没动用家用，攒够了钱，满足了父亲的心愿。在我小的时候，父亲常拿出那张泛黄的照片，指着照片里的慈祥老人对我说：“这就是你曾祖母。”几十年前那双胶鞋的温暖，仿佛从未冷却。

母亲的故乡是浙江绍兴，随外婆迁居上海；父亲是宁波人，跟着奶奶落脚申城。祖籍相近，街坊邻里，走动自然热络。奶奶遇见外婆，一口一声“大阿姐”，叫得比亲姐姐还甜。这热乎劲儿背后藏着“私心”，她想把大儿子（我父亲）介绍给外婆的女儿（我母亲）。外婆耳根软，竟将母亲少女时的照片交予了奶奶。照片上的母亲，青春洋溢，站在黄浦江畔的百老汇大厦（现上海大厦）旁，怀里还抱着待售的《申报》。在两位长辈的撮合下，一桩旧式婚姻便顺理成章地定了下来。

婚后，母亲成了家庭主妇，未曾进过学堂。新中国成立后，扫盲运动的劲风吹进了她被灶台和家务围困的生活。她报名进了街道扫盲班。白天为一家人忙碌三餐，夜晚便在煤油灯摇曳的光晕下，伏在布满年轮的旧木桌上，一遍遍默写生字。一年苦功，竟也识得千余字。有了这点文化底子，她被街道领导派去生活服务站当站长，领着几位阿姨缝补、纳鞋底。

服务站每季度要写汇报，这可难倒了母亲。刚学的千把字，远远不够，但母亲自有办法。那日，她备好酒菜，待父亲酒足饭饱，才提起帮忙写汇报的事。与其说给足了读书人面子，不如说她深谙父亲自尊下的软肋。母亲识字后与父亲在文化上的差距缩小了，但遇到写公文时，还是得倚仗父亲那三年的私塾底子。

父亲虽只读过三年私塾，但懂英语，且非上海滩常见的“洋泾浜”英语，而是正经进过学堂的。民国时期，父亲为了多挣点钱养家，他深知在洋行林立的上海，能说英语更能找到薪水高的工作。于是他每日下班后，便赶往夜校学习英语，而学费是少抽一半烟挤出来的。在夜校里一年多的刻苦学习，得以初通英语。

有了英语底子，经人担保，父亲进了美孚石油公司的远洋油轮谋生。一次油轮停靠旧金山，父亲突发高烧。船长怕传染，劝他上岸治疗，等下一班船回沪。父亲死活不肯，唯恐滞留异乡，耽误了薪水拿回家，一大家子都指望着呢。

父亲爱讲故事，讲的都是亲身经历。童年一个闷热的夏夜，他在院中老槐树下支了竹床纳凉。我躺在竹床上，屋里是母亲收拾碗筷的声响，父亲摇着芭蕉扇为我驱蚊。月色溶溶，他又讲起远洋轮上的旧事。

有一次，父亲随船停靠巴拿马港口，有一整天可上岸游逛。同事提醒他换身西装，倔强的父亲却正色道：“我是中国人，为什么非要穿西装？”最终他穿着中式长衫上了岸。在一家烟杂店，他刚想买包烟，不知从哪儿涌来一群小孩，围着他兴奋地喊“¡Chino! ¡Chino!”（西班牙语：中国人！），像看外星人般新奇，全因他那身从未见过的长衫。店主怕影响生意，赶紧将孩子们赶开了。

父亲的倔强也易惹祸。后来被开除，是因看不惯二副欺压中国水手，与之打了一架。输赢他不愿提；总之回沪后是担保人领回去的。远洋轮饭碗砸了，表面是打架，根子里是那个年代中国人在外企中卑微的地位。

失业后，父亲常蹲在黄浦江码头看轮船，满心失落，幸得朋友相助，在虹口天宝路附近摆了个牛肉摊。街坊熟人多，他不好意思多赚，秤杆总是翘得老高。干了一月，愣是分文未进，挨了奶奶好一顿数落。自此，他自认不是做生意的料。

最难忘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家中那一幕。四月初春，母亲在木盆边搓洗全家衣物，盆里浮着肥皂泡。突然，水声骤停，一声闷响惊动了父亲——母亲脸色惨白，手脚冰凉，晕倒在地。大哥和父亲慌忙将她扶到床上，父亲颤声唤着她的小名：“惠娟，惠娟，你怎么了？”忙乱中，一张暗红色的卡片从母亲旧棉袄口袋滑落，如秋叶飘零。父亲拾起细看，竟是一张有偿献血证！他的手在颤抖，视线瞬间模糊。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见父亲伤心落泪。

父亲对哥哥姐姐严厉，对我却温和些，许因我是“奶末头”（沪语，最小的儿子）。即便我做错事，他已举起的手也总会慢慢放下。儿时只知窃喜，如今才懂，那放下的手掌里，藏着他自己童年未曾得到的某种宽容。我十八岁那年，第一次出远门，去金山海边的石化厂报到。父亲执意要送我到江西路的乘车点，我说行李不多，自己能行。出发那天早晨，他踌躇片刻，还是跟来了。

汽车要中午时刻发车。我靠车窗坐下，父亲在车下踮脚仰头问道：“乐儿你饿不饿？”我说：“还行，到了金山有饭吃。”他打开随身蓝布包，拿出一个裹了好几层纸的馒头，硬从车窗塞给我。馒头尚有余温。望着车窗外父亲瘦小的身影，心头蓦地一疼。多年后在异乡，看见馒头铺蒸腾的热气，才突然彻悟：当年他执意相送，那塞进车窗的温热馒头，已是他表达爱的全部方式。

后来我到浦东上钢三厂实习，厂子离家四里地。若下中班，便无公交，得走夜路。归途公路失了白昼喧嚣，唯有冷雾弥漫。最怵是必经的那条百米幽巷，夜里阴森瘆人。然而，每次行至巷口，总能在黑暗中望见一点忽明忽暗的火光。借着月色，一个佝偻身影指间的香烟正明灭闪烁。那是父亲，在接我回家。

我实习期结束后返回金山石化工作，每周必往家里打一次传呼电话。父母年迈，身体日衰。电话若不通，便足以令我魂不守舍，生怕传来不好的消息。

父母离开我已经多年，他们的身影已渐行渐远，唯有巷口那点烟火依旧在记忆里闪烁。每当人生路上迷雾四起，我总会想起那抹微光——它明明灭灭，却从未熄灭。原来父亲早已将最深沉的爱，燃成了这盏不灭的烟火，在我每一个彷徨的夜里，静默地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