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巷里的岁岁年年

一、

随着推土机的轰鸣声响起，小巷的房屋在扬起的尘土中一幢幢倒塌。站在拆迁现场安全线外的我，仿佛看见那倒塌房屋中升起的五彩尘埃，如同一块巨大的幕布。那些发生在小巷中的旧日往事，就像电影胶片被投射到那块幕布上，缓缓地显现出来。

透过那扬起的尘土，我依稀看见一个小女孩手牵着双目失明的父亲，从熟悉的小巷中走来。她父亲捏着使用多年已磨成油光发亮的木块，使劲敲打在卖棒冰的木箱上。“光明牌雪糕捧冰吃哇——”那叫卖声好像击破了时光的封印，旧日的人物一个个从幕布中走了出来，出现在我熟悉的小巷里。

小巷里居住的人家众多，有文静的老知识分子，教书的孙先生；也有指甲缝里黑乎乎修鞋的老皮匠，宏发他爹；当然也有“惊天动地”人家，爆米花小贩周黑小。当然官宦人家也不会缺席，镇上供销社二把手，转业军人老山东……

二、

一九六九年的夏天。晨光初透时，巷子两旁的梧桐叶舒展开蜷了一夜的身子，在风里摇出簌簌的响动，像是怯怯的喘息。

六点钟，孙先生准时扛着竹丝扫帚走出门。他先在巷口低头认罪十分钟，弯成一个固定的弧度，那是革委会规定他的每日“功课”，然后在每家每户的门口仔仔细细地扫起地来。他眼睛只盯着弹石路面，不敢看向过路的行人，生怕别人投来异样的目光。小巷里的人都知道，孙先生以前是中学老师，教语文的，现在因“成分不好”，只能扫大街。而先生那种“之乎者也”旧学问，也像过时的物件，没了用场。但好在小巷里的人心里都明白，孙先生为人很好。他从不高声说话，做事非常谨慎卑微，凡是需要他帮忙的，如写信之类的事，孙先生从不推辞。先生是读书人，理应是那种白面书生，但我看见他的脸是红里带黑，那是被革委会强制他扫巷子，强烈阳光晒的。

孙先生家有一口大水缸，平时洗菜烧饭全靠这缸水，那水缸几乎到我脖子一般高。他家用水要从两百多米远的白溪江里挑水，倒在大水缸里，那可是重体力活，挑满一缸水需要来回十多次。因他的儿子在北京当外科医生，家里没有人能干这样的重体力活，所以就请了一个便宜的挑水工，给一毛二分钱就能挑满一缸水。

挑水的那个人姓王，他也住在巷子里，小王他平时在生产队里干重体力农活，这样工分可以挣得多些，傍晚时才有空接一些零星的活。小王为人忠厚，给人家挑水时，尽量选在涨潮时，那时河水可以清澈些。有一回他告诉我，帮人挑了三个月水，攒下的钱正好买了条的确良裤子。“你看，多挺括！”他扯着裤腿给我看，看那眼神得意样。

三、

夏去秋来，小巷里有喜，紫兰姐要出嫁了。她家男劳力多，所以家境较好，出嫁的那天，她的陪嫁是“三转一响”，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新郎官来接新娘时，胸前别了一朵红花，以显示新郎官的身份，身上却穿着草绿色军装（那是文革时期的时髦打扮），腰间扎着武装皮带，走起路来也有模有样。

哎呀！我认出来了，这新郎官外号“鼻涕大王”，我与他十年前还有“血债”呢。十年前，在西行棺材铺门口，他在打玻璃弹珠，只因为我挡住了他的视线，他恼怒之下推了我一把，我一个踉跄撞在棺材铺门口的水泥台阶上，头顶“开花”出血了，紧急到镇卫生院缝了三针，两家长辈为此事还大吵了一架。

今天紫兰姐穿着红格子嫁衣，梳着两根长长的辫子，辫子下面扎着红色带金丝的蝴蝶结。红嫁衣映红了本来就长得标致的脸，煞是好看。紫兰姐的新房就在镇上，离小巷大概也就几百米远，新房的墙壁糊上了碎花纸，桌子上摆上了花生、红枣，还有糖果等等。新郎官凡见到上门贺喜的，就嘻嘻哈哈地发香烟和喜糖，那“三转一响”当然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来的贺喜的邻居看得真羡慕。我正看得起劲，那巷子后院的王大爷一把拉住我说：“小孩子懂什么？还拼命往里挤，给你个新娘子你也不会用。”引得旁人哈哈大笑起来，我红着脸怼了一句：“啥不会用啦，等我长大了也讨一个新娘子，比她还要好看呢。”我刚讲完这句话，就被新郎官一脚“请”了出去，我听见紫兰姐在屋里笑，那笑声像银铃一样。

四、

秋去冬来，今天小巷子里又热闹了。个体户老皮匠家来了税务所的人，要查偷税漏税，今天老皮匠一紧张，把尿尿在裤裆里，税务所的人闻着骚臭，连连后退。

“我估计老皮匠肯定有漏税，不然哪会这么紧张呢？”这是爱传新闻的邻居瞿姨笑着讲给我听的。

别看老皮匠没啥本事，他儿子宏发可不是一般的人，能投机倒把粮食、麻将赌博，讨了大小老婆，前几年被镇政府送到江西，在专收劳改犯的丝织厂当钳工。他一走了之，可苦了他的两个老婆及四个孩子。虽然按婚姻法他已经把小老婆休了，但小老婆与宏发感情好，一般男人真入不了她的眼，所以离婚后一直未再嫁，她还是与大老婆姐妹相称。

宏发去江西劳改后，小老婆经常去大老婆家，送点吃的啥。因为大老婆是家庭主妇，年龄大且没有收入，就靠公公老皮匠的接济。宏发的小老婆是城里人，打扮的洋气，不像在郊区的大老婆那么土气，就知道每天围着锅台转。每次小老婆到大老婆家里去，经过小巷时，小巷里的男人都会从门洞里探出头来，看宏发的小老婆她走路姿势。她每一走步路，每扭一次腰都显得妩媚动人，小巷里的男人就像看电影明星出场似的。女人们则撇撇嘴，转身进屋把门关得重些，心里骂着她是骚娘们。宏发在小巷里臭名昭著，遭人嫉恨，当然特别招男人恨，但男人的春梦里，却都想成宏发那样，在被窝里美美地左右搂着大小老婆。

五、

小巷西边有扇大宅门，门里面住着两户人家。靠客堂的是汪叔一家，他家有海外亲戚，以前经常有来往的信件，在文革时期相当于“里通外国”。所以汪叔做事特别低调，几乎低到尘埃里去。汪叔告诉刚满五岁的女儿萍儿：“不要和巷子里的孩子玩。”他怕小孩不懂事，把家里私藏留声机和裘皮大衣的事说出去，这些东西无疑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普通人家里哪会有这些东西。汪叔平时与街坊邻居遇见，最多点头微笑一下，别无交集。他曾偷偷地把以前海外亲戚寄来的英文信件，放在煤球炉里烧了，就怕红卫兵哪天抄他家，拿到“里通外国”的罪证。在烧毁信件前，他把信封上的那一枚枚邮票，小心翼翼地用剪刀剪下来，用油纸包好，塞进墙缝里，那是他对远方的亲情最后的念想。他们家里发生的大事小事，宅门外的邻居一概不知。直到有一天，汪叔他的老婆因尿毒症严重死了，火葬场的人进宅门抬他老婆尸体的时候，汪叔用尽了平生的力气，与死亡、冰冷的妻子凄厉告别，那哭声仿佛要把一辈子的隐忍都哭了出来，声音在小巷子里回荡了很久很久。

大宅门靠里面的另一家是珍珠姐家，珍珠姐的奶奶平时不太说话，脸白白的没有一点血色。我每次有事去珍珠姐家，看见她奶奶都是端坐在窗下的藤椅上，茶几上泡着杯清茶，她连咳嗽也只是轻轻地咳两声。我们小辈们都怕珍珠奶奶的威严，总感觉奶奶的那气场吓人。后来才知道，她年轻时是大家闺秀，嫁到这个宅院里后，几乎从不出门，她平时除了看书写字，就是喜欢泡工夫茶伺候老爷子。老爷子六十多岁就走了，现在她连这些爱好也被老爷子带走了。珍珠奶奶和汪叔的老婆是同一年走的，前后只差两个季节，好像大宅门内有阴气笼罩着。珍珠奶奶走得很安静，脸色就像她活着时一样，脸还是那么白。临终前，她把珍珠姐叫到床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玉镯子，“这是你爷爷当年送我的……收好，千万别让人看见。”她被人抬出去的时候，我看见她从担架上垂下的手，手背白白的，手指又细又长。

那是珍珠奶奶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六、

一九七一年，镇供销社的二把手老山东，他从“牛棚”里放出来了（牛棚是文革时期改造老干部的地方），官复原职。他是革命军人出身，前几年老山东挨批斗时，因身上有两个闹革命时留下的弹孔，造反队那些批斗他的人，也没有过多地为难他。批斗当权派老山东，只是走过场而已。复职后的老山东家，经常有供销社的人来串门，有汇报工作的，当然也有来告状的，人来人往。那天听到隔壁老山东家传来大嗓门：“太荒唐！真是太荒唐！”接着，从门内闪出一个酒鬼，满身都是酒气。后来才知道，那个酒鬼是供销社的员工，是老光棍，他是来讨要丧葬费的，他想先取出一半丧葬费买酒喝。

老山东虽然是军人出身，但哄老婆也有一套一套的。当老婆发火时，他会扮女人的模样，戴着他老婆的头巾，扭秧歌给老婆看。他肥臀大耳扭动着身子，显得滑稽可笑，害得他老婆笑着前俯后仰。她拧了一把老山东的大腿，骂他当爹了也没有一个正形。老山东的女儿叫玲儿，比我小两岁，老山东知道我动手能力强，读书成绩也好，连他家的半导体收音机坏了，也是我帮他弄好的。有一天老山东笑嘻嘻地着跟我说，“等玲儿长大了给你当老婆，怎么样？”

满屋子的人都笑起来。玲儿躲在门后，脸红得像熟透的柿子。

双方家长也想促成这事，后来我妈真弄来两张电影票，叫玲儿和我去看电影《春苗》。实际上我和玲儿就如同两棵春苗，男女之事懵懂无知。那天去看电影的路上，我想与玲儿说说话，但她要么加快脚步走在我前面，要么故意放慢脚步跟在我后面，不给我说话的机会。自从有了这层关系，平时我不太注意她的，现在倒也注意她的外表细节，特别是她长长的辫子和匀称的耳朵鼻子，还有夏天穿裙子时露在外面的藕节似的小腿。心里喜欢，看什么都顺眼，但她的那双眼睛我不敢看，有点凶巴巴的。她每次经过我家，我会多看她几眼，毕竟她以后要当我老婆的。

我为了讨好玲儿，找人弄来一只小黄猫，因为她喜小动物。就这样，巴掌大的小黄猫，在她和我的喂养下，慢慢地长成了大黄猫。玲儿抱着猫笑的时候，我觉得整个巷子的阳光都聚在她身上了。好多年后，她进了电机厂工作，她有了心仪对象了，但她没有跟我说起有对象，或者是根本没有必要跟我说，她心里从来没有认可长辈安排的亲事。她出嫁那天，作为发小的我，没有去参加她的婚礼。这天总感觉她的影子在我身后，还像过去那样，有时候爱理不理的高傲样子，可一转身又什么也没有。那天晚上，我坐在晒被子的屋顶，冰冷的月光很亮，我远远地看见洞房灯火由亮变暗，仿佛这个世界也渐渐地变暗。只有大黄猫知道我的心事，它偎依在我身旁。一阵凉风吹来，我用力呼吸还是感觉胸闷，胃里也一阵阵发酸。从那以后，一遇到伤心失落，就犯胸闷和胃里发酸的毛病。

七、

因为玲儿这事，我报名去了离家很远的海边工厂，每周只回家一次，有时甚至一个月都不回来，宁可泡在图书馆里，看一些技术书打发时间。因常看技术书籍，为人又文雅，同事们给我起了个雅号“秀才”，设备有问题“找秀才来解决。”已经成为同事们的口头禅。有了秀才的名号，却没有秀才的待遇，想想蒲松龄笔下的穷秀才都能遇到漂亮的女鬼，可属于我的“女鬼”还在哪儿呢？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想明白了，女孩子不是靠追，而是怎样把自己强大起来。男人只有强大了，有魅力了，才会吸引人，那是人类刻在基因里的东西。

一年后的冬天，路上偶遇玲儿，她戴着厚厚的帽子，我感到很惊讶，以前她不喜欢戴帽子的，冬天总是一条围巾在脖子上绕两圈挡住寒冷。她匆匆与我招呼后便急着离去，看她离去的样子，人显得非常憔悴。后来问巷子里的人才知道，她怀孕得了葡萄胎，手术后正在化疗，头发都快掉没了。而且听说玲儿的男人对她不好，说她肚子不争气，没给他家传后，一切责任都推在玲儿身上。

我有个高中时的老同学阿慧，她在公社广播站工作，至少跟宣传工作沾点边。托阿慧开了购买演出用品的证明，在演戏用的戏剧刀枪用品店，凭证明买来一顶带辫子的假发，《红灯记》里李铁梅戴的那种，放在粉色的布袋里。我敲响玲儿家的门，开门的正好是她，“这是送给你的礼物，现在千万不要拆开看，等我走了你再拆开。”她接过布袋，眼睛泛红。我没敢多待一分钟，急着转身就走了。心疼归心疼，但我必须离开她，这样对她好，也是保护她，因为怕巷子里的闲言碎语。曾经也想过，或许她跟我谈恋爱，现在的生活不会这样，毕竟她与我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她小时候爱哭，我会想着法子哄她，唉！可世上没有这么多的或许。

八、

一九七二年春天，巷子里传出一桩风流事。

巷子里的理发师陈师傅与邻居瞿姨好上了。陈师傅，供销社理发店师傅，他爱讲究，吃了韭菜也要刷牙，不想被顾客闻出味道来。他家虽小，小到只有十三平米，但他打理得井井有条。他手巧，能把十三平米的小屋硬是隔出上下两层，上层睡觉，下层做厨房。邻居如有困难，啥要帮忙泥水木工活，只要一句话而已，所以陈师傅人缘很好。

陈师傅与瞿姨是隔壁邻居，瞿姨的男人长期在江西劳改，是因赌博与宏发一起去江西劳动改造，回来遥遥无期，四十岁的她长期独守空房。陈师傅的老婆前几年被动员回苏北乡下，每年最多来半个月与陈师傅热乎。陈师傅属于精力旺盛年龄，因缺少爱抚而过着寂寞难耐的日子，好在瞿姨家遇到啥困难，特别是力气活，总会叫陈师傅去帮忙，生活也多了点生机。日子久了，瞿姨有点依赖陈师傅，但她也有点过意不去，时常会拿些吃的给陈师傅送去。有一次寂寞的瞿姨流露出想让陈师傅陪陪她时，陈师傅秒懂瞿姨的心思。对陈师傅来说，最幸福的事是他俩把窗帘拉上的那一刻。

有好事者把他俩的事，告诉了在乡下的陈师傅老婆，他老婆风风火火地从苏北乡下赶来，在瞿姨她家的窗口，指桑骂槐骂了三天。最终两个女人打起来了，她们恨不得把对方撕成碎片。陈师傅老婆乡下种地的，力气很大，瞿姨根本不是对手。瞿姨是纺织厂请长期病假的人，体弱多病，除了嘴伶俐些，身体有点像林黛玉。出了这件事后，两家再也没有交集。三年后陈师傅一家搬走了，具体搬到哪儿，我不清楚，只是在搬走前的这三年里，眼见陈师傅苍老得很快，头发第一年就苍白了。陈师傅每晚在月光下，看着瞿姨家的窗帘发呆，或许他是在回忆那段曾经的相拥。

陈师傅搬走后，瞿姨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她在临终前，叫小儿子去把陈师傅叫来。陈师傅站在瞿姨病床边，那时候瞿姨已经被病魔折磨得没有力气说话了，只有那双浑浊的眼睛看着陈师傅，嘴唇轻轻翕动，发出很模糊声音，或许只有陈师傅能听懂。陈师傅帮她擦去不断流出的眼泪，他握着瞿姨的冰冷的手，想把自己的体温传给瞿姨。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有半小时，陈师傅放下麦乳精罐头和一篮水果，一步三回头，消失在医院长长的走廊尽头。瞿姨死了，终究没有喝上陈师傅送来的麦乳精。一年后陈师傅也生病死了，好像他俩有约。听人说陈师傅临死之前，一直叫着瞿姨的小名——阿珍。

九、

一九七三年，小巷里的爆米花小贩周家出事了。周黑小的小儿子死了，是被拉蔬菜货车撞死的。人刚送到医院就已经断气了，听医生说是肝脏破裂大出血，没有救活。周家阿婆天天伤心落泪，没过多久阿婆便疯了，拿了晒衣竹竿就像耍金箍棒一样，到晚上就在小巷里手舞足蹈，嘴里念道“小孙子回来了，小孙子回来了——”，她遇见每一个巷子里的人就说：“我看见我小孙子了，他马上要回家了……”时间久了，大家由同情她变成了嫌弃她，她太烦人了。看着她几个月前还是乌发，现在变成了满头白发。小巷里邻居都关照自己的小孩，不要出去看热闹，怕被竹杆打着或伤了眼睛。又过了几个月，巷子里看不到疯阿婆了，听巷子里的人说，她发病时失足掉进白溪江里了。巷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时值冬日，阳光依旧耀眼，但显得有些冷。

紫兰姐生小孩了，是个男孩，小孩的降生，仿佛把巷子里的空气捂热了，不再感觉那么冰冷。巷子里的生命仿佛在一死一生之间轮回着；空气也好像一冷一热交替着。

十、

小巷子里有一对盲人夫妇，他家男人没有工作，只有吃政府的补助。那时我妈是居委干部，到盲人夫妇家里了解困难情况时，刚进门我妈就被眼前的一幕大吃一惊，炉子上煮的粥里有只死老鼠，我妈说这粥不能喝了，但盲人夫妇叫我妈帮忙把死老鼠捞去，那锅粥还得要喝，舍不得扔掉。看着盲人夫妇困难，我妈连夜向上级打报告 ，申请特困补助，帮助他家渡过难关。

一个月后，又在我妈的努力下，帮盲人家的男主人安排了工作，在弹棉花店里踩弹花机，每月工资30元。男盲人也挺乐观的，一边踩着弹花机，一边唱歌，空气里充满欢乐。别看他是盲人，脑子特灵活，他特会“察言观色”，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讨人喜欢。到了夏天，他就出去卖棒冰，由她女儿当引路的眼睛，盲人手里拿着已经有“包浆”的木块，在卖棒冰的木箱子上使劲敲打，“光明牌雪糕棒冰吃哇——”那声音好像能穿透整个巷子，从初夏一直响到秋凉。

十多年后的夏天，我突然想起有段时间没有听到盲人叫卖声了，就问我妈，我妈说：“现在大多数家庭都有冰箱了，零卖棒冰已经没了生意。”

我追问道：“那对盲人夫妻现在又怎么样了？

“他搞盲人算命去了，我曾经上门说过他好几次，搞封建迷信不好，叫他回弹棉花店工作，但他就是不听，唉！真拿他没办法。”我妈叹气道。

“棉花店一个月工资多少？”

“现在工资都翻了十倍啦，从30元变成了300元。”

我笑了：

“他算命几天就可以挣到300元吧，哈哈！”

我妈瞪我一眼，也笑了。

十一、

推土机发出隆隆的柴油机声音，最终我没有听到魂牵梦绕的“光明牌雪糕棒冰吃哇——”的声音，或许这声音已经刻进了时光里。推土机扬起的五色尘土，犹如为小巷绽放了最后烟花。

三年后，我又回到这里。

小巷没有了，我的小巷梦醒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向日葵街景花田，金黄的花盘在风中摇曳。阳光很好，风很轻。我蹲下身，抓起一把泥土——松软的，温热的。

风儿不知道，每一朵向日葵下面的泥土里，都藏着小巷里发生过的故事。孙先生的之乎者也，老皮匠手上的鞋油味，紫兰姐红嫁衣的颜色，玲儿戴上的假发，陈师傅和瞿姨没说完的情话，盲人夫妇粥锅里那只死老鼠，还有那一声穿透岁月的：

“光明牌雪糕棒冰吃哇——”

所有这一切，都在这泥土下面睡着呢。它们只是睡着了，就像岁岁年年，从来不曾真正离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