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子香花开

我叫杨晓，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北京出生，北京长大。1970年冬天，那时我十八岁。我所居住的社区，广播喇叭里天天喊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地方。我家共有七口人：父亲、母亲、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以及两个年幼的妹妹。几天之后，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敲开了我家的房门，对我父亲和母亲说，我们家五个孩子，最少有两个孩子得下乡，我猜测，这次下乡父母一定会选择我和大姐。果不其然，父亲和母亲迅速达成共识，决定让我们俩个下乡，我父亲三代单传，大哥是家里的独苗，什么好事父母总是惯着大哥，母亲把大哥比作肉包子，说我们姐妹四个就是玉米面窝窝头。肉包子不能打狗，必须得留下，把窝窝头扔两个喂狗，手里还剩下两个，母亲是纺织女工，觉悟不高，虽然比喻得不恰当，但事实上确实如此，两个妹妹还都小，因此我和大姐就是首选。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就把我和大姐的名字上报给了街道办，街道办的工作人员让母亲早为我和大姐做准备，随时等候出发的通知。母亲希望我和大姐能到同一个地方插队，这样我们姐妹两个互相也能有个照应，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结果却事与愿违，我大姐南下了，我却北上了。

母亲将亲手缝制的鹅毛口袋交给了我，而将毡子垫留给了大姐。她说道，北方的冬天严寒刺骨，寒风凛冽，大雪纷飞，而南方则相对温和。至于北方究竟有多冷，我无从知晓，因为我从没有出过远门。尽管北京的冬天也冷，但北京的冷对我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概念。大姐先出发，是到四川大凉山农村插队，而我是到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大姐出发那天，母亲和她在站台上哭得稀里哗啦，随着火车汽笛的长鸣，分手的那一刻，大姐和母亲竟然失声痛哭。父亲劝母亲说：“别哭了，孩子是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又不是去西天取经，无需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不必搞得像生离死别一样，他们又不是不回来。”身为火车司机的父亲，他的阶级觉悟显然比母亲要高。然而，父亲这番安慰的话语，却意外地让母亲的泪水如决堤般汹涌而出。不仅是我们家，整个站台上弥漫着悲伤的气息，火车缓缓启动，几位母亲仍坐在地上，泪水与鼻涕交织混杂，令人动容。那时，我在想，过几天轮到我离开时，又该如何是好？大姐走后第六天，轮到我出发时，母亲的情绪已经平复了许多，她只是叮嘱我，东北的冬天很冷，让我多穿些衣物，好好照顾自己。我怕母亲哭得伤心，火车门一打开我就登上了火车，透过车窗，看到母亲虽然没有大声哭泣，但她的双眼已经红肿，泪水在眼眶中打转。母亲将我和大姐比作那不起眼的玉米面窝窝头，即便是这最朴素的窝窝头，也是母亲心中最珍贵的宝贝。我擦去泪水，向父亲、母亲以及大哥姝妹挥手告别，火车缓缓驶出了北京站。

车厢内共有十七名北京青年，其中九名女性和八名男性。我们都是前往同一个目的地——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前一晚，我辗转反侧，彻夜未眠。一上火车，困意袭来，我便沉沉睡去。醒来时，火车已经驶离了沈阳站。我透过车窗，看到外面厚厚的积雪，覆盖着辽阔的东北平原，在太阳的照射下，闪烁着淡淡的寒光。自北京出发后，大家便纷纷躺在卧铺上，沉入梦乡。醒来后，大家都精神焕发，也都从与家人离别的痛苦中恢复过来。我们这群来自北京的热血青年，很快便因共同的理想和目标熟络起来，车厢内洋溢着青春的欢声笑语，仿佛连空气都充满了活力。谈笑间，火车已经进入了黑龙江的腹地。火车行驶数小时后，列车广播员通知我们即将到达终点站。随着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逐渐减弱，火车缓缓驶入海东站。我们带着大包小裹，纷纷下车。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他身着褪色的旧军装，身材适中，不胖不瘦，留着络腮胡，头上戴着破旧的棉军帽。旁边站着一个高大的年轻人，他清了清嗓子，大声说道：“请大家安静一下，我来介绍一下。我叫赵大魁，这位是八连的刘兴发指导员。”他指向旁边的络腮胡男子。接着，他让刘指导员讲几句。北风呼啸，我们几乎无法抬头，但还是努力向前望去。刘指导员向我们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眼神中透露出坚定与期待，然后大声说道：“大家辛苦了！从今天起，你们将正式成为兵团的一员，肩负起保家卫国和建设北大荒的重任。虽然今天气温骤降，但我们的心是火热的。我就不多说了，以后有的是机会交流。现在，请大家快上车吧！”他指向一旁的拖拉机。赵大魁正在启动拖拉机，我们一个接一个地爬上拖拉机的车厢，拖拉机沿着曲折蜿蜒、布满碎石和小雪的山路，发出低沉的轰鸣，缓缓前行。

刘兴发指导员坐在车轮上方的引擎盖上，一边前行一边扯着大嗓门提醒司机赵大魁：“大魁，慢点开，安全第一。”拖拉机带起的冷风如同锋利的冰刃，无情地穿透了我厚厚的棉衣，将我的手脚冻得几乎失去了知觉。幸运的是，不久之后我们就抵达了八连的知青点。知青点是五间砖瓦房，两边各有一扇门，中间的房间是食堂，里面摆放着桌椅板凳。两侧的门通向过道，连接着里屋。男知青住在西边，女知青住在东边。一进屋门，里面是一铺大火炕，炕上铺着用高粱秸秆编织的炕席。屋内暖洋洋的热浪扑面，屋的中央放着一个用废旧柴油桶精心改造的火炉，火炉上方排烟的炉筒子通向窗户外面，炉中的木头火熊熊燃烧。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早已为我们点燃了炉火，烧热了火炕。司机赵大魁亲切地称呼这位妇女为“妈”，原来她竟是赵大魁的母亲。我们轻手轻脚地将行李安置妥当，我迫不及待地脱掉冰凉的鞋子，整个人像一只小猫蜷缩在暖洋洋的火炕上，任由那份久违的温暖如涓涓细流般渗透进我冰冷的四肢。知青点的第一顿晚饭，我们吃的是高粱米饭和炖的大豆腐，由于一路颠簸，加之饥肠辘辘，我实在是饿了，狼吞虎咽吃了很多。随后，我得知赵大魁的母亲叫王树梅。刘兴发指导员让我们好好休整两天，两天之后上工。他让我们早点休息，说完就离开了知青点。

在为期两天的休息时间里，我们九位来自北京的女知青，依照年龄顺序排列，大姐自然是年龄最大的，二姐紧随其后，而我年纪最小，因此大家亲切地称呼我为“幺姝”。我们询问男知青谁是大哥？男知青于海洋嘴角勾起一抹狡黠的笑意，我们一时不解其意。后来我们才弄明白，原来那些男知青并未按照年龄大小来排序，而是依据他们对我们前八位女知青的个人印象，玩笑般地排出了一个“姐夫”的序列，从大姐夫一直排到八姐夫，无一遗漏，唯独我，如同被人遗忘的珍珠，孤零零地落在了这个序列之外。后来男知青也亲切称呼我幺妹，我的心里才得到些许的安慰。

随着清晨第一束阳光穿透清冷的空气，照亮了知青点的屋檐，吃过早饭，我们便开始了上工的第一天。我们以班为单位，开始打石头。八连共有五个排，每个排大约有三十人，每个排由三个班组成，共十五个班，每个班则有十人左右，我们十七名北京知青被分配到了五个不同的班中。我被分配在八连三排，八连的连长叫梁清山，背地里大家都叫他梁大牙。那么，什么是打石头呢？就是炮手在山上对石头进行钻孔，然后放入雷管和炸药进行爆破。爆破的轰鸣过后，一块块重量不一的石料安然躺在半山腰，静静等待着我们这些渺小的搬运者，从半山腰一步步挪到山脚下。大块石料，需两人合力，以撬棍缓缓撬动向前；中块石料，一个人则如车轮般滚动前行；至于小块石料，则由人力直接搬至拖拉机旁，再由他人接手，装车送往连部周边。每个班组每天都有既定的任务量，必须完成指定的石方数，才能给每个人记上工分。

这些石料被用来打地基，建造房屋。尽管北大荒已经开垦了许多土地，但仍有许多地方是未开垦的荒原。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陆续来到北大荒垦荒，没有住所是不行的，因此必须建造一栋栋的砖瓦房。尽管天气寒冷，我们却都干得热火朝天，生怕完不成任务，担心拖班级的后腿。对于兵团的已婚男性战士及其配偶来说，这样的劳动早已融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如同家常便饭一样。可对于我们北京知青来说，那简直就是一种痛苦的煎熬和折磨，经过一整天的辛勤劳动，我的工作服前襟早已被泥土和雪水浸染得斑驳不堪。即便手套紧紧包裹，我的双手仍难逃厄运，磨出了八个大小不一的血泡。随着夜幕降临，我仿佛变成了一个泥塑的人，双腿像绑着沙袋，每一步向前都很艰难，泪水不禁滑落脸颊。回到知青点，我根本顾不上洗手洗脸，我无力地瘫倒在火炕上，仿佛身体的每一寸肌肤、每一块骨骼都被重体力劳动榨干了最后一丝活力，浑身酸痛，让人难以忍受。到了用餐时间，我累得根本都不想吃饭。这是我十八年来从未经历过的重体力劳动。

第二天继续，连续劳动三天后，我们开始期盼休息日的到来。然而，得知兵团并没有休息日，就连过春节才放四天年假，满三年才有二十天的探亲假。可这二十天的探亲假，对于刚到兵团的我们来说，简直是遥遥无期。这让我们的心如同被乌云笼罩，失望之情溢于言表。我了解到，在北京知青中，有人尝试向梁清山连长争取休息日。然而，在我们到达兵团一周后的全连会议上，梁连长明确回应：“我们都是兵团战士，北京青年也不能例外，不应追求特殊待遇。我们坚决不能让小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在兵团蔓延。你们来到北大荒，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目的是提高阶级觉悟，而不是来寻求安逸的。”梁连长的话刚讲完，指导员刘兴发又进一步强调：“即便双手被磨出了血泡，也无需过分忧虑。只要日复一日地坚持劳动，最终手上会形成厚厚的茧子。一旦有了厚厚的茧子，就不会再磨出血泡了。”梁连长态度坚决地拒绝了我们的请求，而刘兴发指导员则借此机会，将他丰富的实践经验无私地传授给我们，无形中给我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政治课。尽管连里领导的话听起来有些不近人情，但我们心里都明白，他们说的是事实。

半个月之后，刘兴发指导员给我们这些北京知青布置了一项任务，表示我们来到兵团已经半个月了，要求我们每人撰写一份思想汇报提交给连队。我把这半个月在兵团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详尽地记录下来，文笔自然流畅，对我而言，这并非难事，毕竟我刚从高中毕业，恰逢“文革”时期，无缘高考，但我的中学作文常被老师选为范文。我不仅语文成绩优异，各科成绩在同届学生中也一直名列前茅。思想汇报上交没多久，梁连长派人来找我，让我到连部去，半路上我碰见了赵大魁去机车库取维修工具，他问我干什么去？我回答说梁连长让我去连部。赵大魁小声嘀咕了一句：这个梁大牙一定没憋什么好屁。

我推门走进了连部，梁连长随手把门反锁上，当他锁门的那一刻，我心中不禁疑惑：大白天的，锁门干什么呢？我感觉有点不对劲，也不知道梁连长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他坐在椅子上跷着二郎腿，嘴里叼着烟，吐着烟圈问我：“杨晓，打石头累吗？”我不敢说累也不能说不累，我只是微微点点头，随后他说：“杨晓，我看了你的档案，咱们连就你是正经八百的高中毕业生，我和刘兴发指导员看了你写的思想汇报文采很好，我们一致认为，你是我们连不可多得的人才，咱们连里的小学有一位教语文的孙老师请了长期病假，姜涛校长催我；让我找个代课老师，我认为你最合适。”梁连长的话音刚落，我高兴地说：“梁连长，太好了，语文成绩我是北京十中我们那届学生中最好的，我一定能教好学生的。”还没等我把话说完，梁连长瞬间话锋一转：“如果我让你当代课老师，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说着他不怀好意地走近我，我惊恐地盯着他那双贪婪的眼睛，不由自主地一步步向后退，直至退到门口，我慌忙伸手去拉门把手，他却猛地一把抱住我，我拼尽全力挣扎，声嘶力竭地喊道：“梁连长，你不能这样！你再这样，我就大声喊人了！”可他一点也没放开我的意思，我无法挣脱被他紧抱的双手，只能用双脚使劲踢着反锁的门，嘴里大声喊道：“你放开我。”门外走廊中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赵大魁猛踹反锁的门，破门而入。

梁清山看见有人进来，抱紧我的双臂瞬间松开，我惊恐地瘫坐在地上，梁清山赶忙向后退，边退边说：“赵大魁，你不要乱来。”赵大魁过去像拎小鸡一样拎起梁清山的衣领，另一只大手攥紧拳头，挥起来就要砸下去，梁清山吓得直哆嗦。我毫不犹豫地大声呵斥：“赵大魁，你住手。”我担心赵大魁用铁锤一样的拳头；对梁清山造成致命的伤害，从而引发不必要的后果。赵大魁把拳头停在半空中，嘴里骂骂咧咧：“梁大牙，你个老色狼，你真是色胆包天，我一寻思你就没憋什么好屁，你再欺负杨晓，看我不打断你的双腿，把你的大牙一颗一颗地掰下来，扔到粪坑里。”我哭着冲出了连部，任由自己的秀发在寒风中凌乱，赵大魁紧跟在我身后急切地说：“杨晓，你别哭哭啼啼的，让人看见了不好。”赵大魁让我先去他家，我跟着赵大魁来到了他家，王阿姨看我流着眼泪进门，认为赵大魁欺负我了，不问青红皂白操起门口的笤帚疙瘩就砸向赵大魁。我拦着她，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王阿姨，赵大魁气愤地说：“妈，我要把梁大牙这个瘪孙子告到团部去，身为兵团连长竟然打北京女知青的主意。”王阿姨语重心长地劝道：“你们两个最好先都别声张此事，否则会影响八连的名誉，对梁大牙个人也不好，对杨晓更是百害而无一利。”王阿姨望了望我和赵大魁，随后又说：“再说梁大牙很可能会倒打一耙，把屎盆子扣到大魁的头上，最后不认账。”晚上，王阿姨为我擀了一碗冒着热气的白面面条，上面还放了两个煎得恰到好处的荷包蛋。散发着诱人的香气。然而，我却一点也吃不下。王阿姨安慰我说：“杨晓，离家在外有什么事就来找王阿姨。”我流着眼泪默默地对王阿姨点点头，心中一阵阵酸楚。

王阿姨说得没错，第二天连里就传开了，说赵大魁欺负北京女知青杨晓，昨天下午有人看见杨晓在大道上哭了，后面跟着赵大魁，连里有个与赵大魁一起长大的林小东，他和赵大魁非常要好，两个人无话不谈，碰到赵大魁就问他，昨天杨晓哭是咋回事？赵大魁只能搪塞，说杨晓想家了，才哭得很伤心，他只是劝杨晓不要想家，林小东根本就不相信，用怀疑的眼神看着赵大魁，回到家后，赵大魁委屈地对王阿姨说：“妈，我现在是裤裆里抹黄泥，是屎是泥根本就说不清楚了。”王阿姨只能苦口婆心地劝慰：“大魁，嘴长在嚼舌根的人头上，他们爱说啥就说啥吧。咱脚正不怕鞋歪。”第三天早上，赵大魁受到梁清山立竿见影式的报复，梁清山通过指导员刘兴发转告赵大魁，说赵大魁脑子里产生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竟然想打北京女知青杨晓的主意，为了提高赵大魁的阶级觉悟，马上到生产一线去接受劳动改造。唉！因为我的原因，赵大魁受到了牵连，竟然连拖拉机手都当不成了。

石头打完了，我们又迎来了新的劳动。地里的庄稼刚刚拉到连部的场院没几天，我们又要到耕地中间去挖排水沟，秋天地里的庄稼用人工收割完后，本来用拖拉机进到地里拉庄稼，因为地太洼，拖拉机进地就被陷进去，就得等上冻之后才能进去拉庄稼。洼地如果不挖排水沟，夏天下雨，洼地里的水排不出去，庄稼就得被淹。挖排水沟的劳动对我们北京知青来说，更加具有挑战性，依旧是以班为单位，不论男女，每个人每天的任务是挖一条2米长、2米宽、1.2米深；底部是80公分的梯形深沟。任务分配后，战士们立刻开始作业，地面的冻土层只能用镐去刨，我用镐尝试刨了几下，地面的泥土冻得坚硬如铁，每一镐下去只刨下鸡蛋大小的一块冻土，我刨了二个多小时，虽然天气很冷，但我早已累得汗流浃背了，可我只刨了洗脸盆大小的一块地，我心想：我的任务猴年马月才能完成。梁清山强调说：“你们今天就是用手抠晚上也必须完成任务，只有经过检查并确认合格，你们才能收工，因为明天还有新的任务等着你们。”梁清山双手叉腰，来回踱步，在代课事件发生之后，我内心深处对这个梁清山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他的行为举止完全就是一副大地主的嘴脸，与周扒皮简直如出一辙。

没过多久，我瞧见兵团的其他战士已经刨穿了冻土层，只要刨穿冻土层，用铁锹挖就变得轻松了，到了中午我们回到知青点吃饭，等我吃完饭回来时，我发现赵大魁已经把我的任务刨过了冻土层，我高兴地说：“大魁哥，谢谢你。”我望着眼前的赵大魁，心里暖暖的。赵大魁听我管他叫哥，也非常高兴，赵大魁告诉我，能挖多少就挖多少，别累坏了，等他挖完再来帮我。当我挖至大约八十公分深处时，眼前赫然是一片泥泞，铁锹此刻已形同虚设，那黏稠的泥土紧紧吸附在铁锹上，任凭我如何用力，也无法将泥土甩到地面上。真像梁大牙说的那样，我只能用手去抠泥巴，边抠边向上扔泥巴，我的双手被冻得像红萝卜一样，脚底下如同踏入了冰窖，寒意直透心底，我来例假了，肚子有点疼，隐约感觉到，那热乎乎的脏东西顺着我的大腿流了下来。刹那间，我的眼前一黑，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旋转，一股强烈的眩晕感袭来，但我强忍着不适，拼尽全力让自己站稳脚跟。赵大魁很快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来帮我，他让我马上把手套戴上，千万别把手冻了。赵大魁很会干活，力气也很大，兵团里有个战士叫马俊国，看见赵大魁帮我挖排水沟，当着我的面对赵大魁开玩笑说：“大魁，你干脆娶杨晓当婆姨吧！”赵大魁怒目圆睁生气地说：“你个陕北佬，你再胡说八道看我不撕烂你的嘴巴。”我没生气赵大魁倒是气得够呛，接下来的几天里，都是赵大魁帮我挖排水沟，我才顺利完成任务。我问赵大魁：“大魁哥，我是不是很没用？”赵大魁用手摸了摸他的后脑勺，害羞的都不敢直视我，安慰我说：“不是的，你在大城市长大，哪干过这些粗活和累活。放心，日子一长，你自然就上手了。请相信我，杨晓。”我对他点了点头。

我收到了母亲的来信，她问我：兵团条件好吗？吃住都好吗？连里和知青点的同志好相处吗？劳动累吗？母亲问了一连串的问题。晚上我提笔，准备给母亲回信，可我的手一点都不听使唤，连笔都握不住了，十根手指像十根不听话的木棍，我只能歪歪扭扭写了几行字，告诉母亲说，兵团的条件如何如何好，伙食如何如何好，知青点三天两头吃饺子和红烧肉，告诉她连里和知青点的人比北京人好相处，劳动一点都不累，非常轻松一类的话，我不想让母亲惦记和担心我，因此只能报喜不报忧。写完信我就扔到连部附近的邮筒里，我又哭了，眼泪顺着我眼角流了下来，这次哭是没有任何人欺负我，可我还是没有止住我那不争气的眼泪。

梁清山没多久就出事了，他和连里的一个有夫之妇，那个女人叫卢翠花，她的丈夫王铁成说到三江办事，跟梁清山请二天假，梁清山二话没说，很爽快就给了他四天假，王铁成没想到梁清山这么慷慨，他心里很纳闷，他发现梁清山平时和自己的媳妇卢翠花总是喜欢开玩笑。而且这些玩笑往往没有分寸，他越想越不对劲，他晚上偷偷地杀了个回马枪，没错梁清山真的在他的家里，梁清山被王铁成骑在炕上揍得鼻青脸肿，整个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此事件影响很坏。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团里没几天就来调查组，经过调查，事实清楚，梁清山受到了开除党籍和军籍处分，撤销了他的连长职务，除名后被遣送回原籍。临行前，连里有人去看梁清山，他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一个劲儿地忏悔，把大家弄的也挺不得劲的，毕竟他在八连工作很长时间了，梁清山撤职后，团部研究决定，由刘兴发指导员接替梁清山的连长职务。

刘兴发指导员上任的第一天，就召开了全连大会，他在会上说：“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肩负的任务是屯垦戍边，我们一定会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同时要发扬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向荒原要效益，只有通过我们一代又一代北大荒人的不懈努力，才能把北大荒早日变成美丽富饶的北大仓，我们八连争取二年内拿到“先锋连”的荣誉称号。”话还没说完台下就响起了雷鸣般的阵阵掌声，为了振奋军心，三天后从团政治部调来一位挂职的连指导员，名叫巨锋，他带来团部下达的命令，进行为期三天的军事训练，第一天军事理论，第二天扛枪和行李拉练，第三天靶场实弹射击，紧张而繁重的体力劳动终于告一段落。

军事训练结束后，挑战性的劳动又来了，还是以班为单位分了任务，到马号和鹿号去刨粪，刨粪也是轮大镐，轮大镐同样是高强度劳动，把马粪和鹿粪刨下来，装到车里再拉到田里，间隔十米放一堆，春天种地时扬到地里，种庄稼没有粪肥根本就不行，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一天下来我还是累得要命。连续几天的高强度劳动，我变得黑了也变瘦了，马号和鹿号的粪刨得差不多了。其中有三个排转移了劳动阵地，包括我们三排前往麦台进行作业，玉米脱粒后必须在麦台上进行晾晒。遇到下雪天气，我们会迅速将玉米堆起，并用塑料布覆盖以保护它们不受潮湿。待天气放晴，再将玉米摊开继续晾晒，直到完全干燥。之后，我们利用筛子进行筛选，筛出的细小颗粒将被保留，用于喂养马匹和鹿只，而较大的颗粒则会被装袋，运往粮库和加工厂。整个过程包括筛选、称重、搬运以及装车，都是相当繁重的体力劳动。我们女同志主要负责装袋和上秤量重，量完后将袋子两个女同志抬到一旁，男同志扛着袋子上跳板装车，每袋都有一百六十斤到一百八十斤左右，走在跳板上如果不会使那股劲，就很容易从跳板上摔下来，不幸的是，北京知青冯伟扛袋时，不慎从跳板上摔落，导致四根肋骨骨折。

知青点的烧柴也是靠我们自己上山去砍，用锯拉太慢，只能用斧头去砍，砍完后人拉肩扛运到山下，再装车拉回知青点。劳动结束后，我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胳膊因挥动斧头而酸痛，收工时甚至连斧子都拿不起来了，一项又一项繁重的劳动都是很考验我们这些女知青，我们都咬紧牙关硬扛着，我们坚信，我们不只是女知青，更是兵团的女战士，我们根本就不想拖八连的后腿，也不想给八连丢人现眼。

随着春节的临近，我们已经步入了腊月的尾声。据悉，连队仅安排了四天的年假。我们这些北京知青一致认为，如果仅放四天假，回北京的话，实际上只能在家待一天就得匆匆返回，更何况春节期间的火车票一票难求，车厢内早已拥挤不堪，甚至到了人挤人的地步。因此，大家决定留在知青点共度春节。刘兴发连长早早地就派人送来了猪肉和慰问品，本应是喜庆的节日，我们女知青却都不禁思念起家乡。春节当天，透过知青点的窗户，只见外面大红灯笼高高挂起，雪花在空中默默地飘舞。当饺子送到嘴边，我们九个姐妹，一边嚼着，一边泪水悄然滑落。在这个本应欢乐的时刻，我们每个人都哭得非常伤心。

我屈指一算，来兵团已经快五个月了，春分时节已过，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气温开始逐步攀升。我打算向刘兴发连长请半天假，准备到营部买点急需的东西，我用油笔仔细列出了一份购物清单。刘兴发连长让我等机会，第四天下午，他慷慨地给了我半天假，然而，这半天假也是有条件的，他要求我前往兵团营部，帮他送一份文件。他承诺按出勤处理，并且会给我记工分。吃过午饭我就动身了，为了节约时间，我选择了一条捷径，沿着锅盔河的冰面上走。冰层下传来的潺潺的流水声，预示着河流即将解冻。返回时，太阳已经西斜，夕阳的余辉映照在锅盔河上，冰面宛如一面长长的镜子，我不想走锅盔河大桥，那样会绕行四里多路。而且天色渐暗，当我走在锅盔河的冰面上时，脚下传来了冰块断裂的清脆声响。我小心翼翼向前迈着小步，走到锅盔河中央时，意外还是发生了，我踩破了冰面，掉入冰冷刺骨的锅盔河中。河水深及腰部，瞬间浸透了我的棉衣和棉裤，寒意直逼我的骨髓。我挣扎着试图爬上冰面，可无论我怎么努力，都爬不上去。我瞬间就绝望了，我心想，我今天要难逃此劫，我要死了，将被这无情的河水所吞噬，不知会被冲向何方。人不是到老了才会死吗？好像不是这样的，而是随时都会死，人一旦死去，所有的事情都将化为乌有。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赵大魁迅速跑了过来，他将红围脖抛向我，我终于发现了一颗救命的稻草，但我无论如何也够不到。眼见我已筋疲力尽，赵大魁担心我会被冰层下湍急的水流冲走，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迅速脱下身上的军大衣，踏着光滑而危险的冰面，以最快的速度冲了过来。不幸的是，他也踩漏了冰面，滑入了冰冷的锅盔河中。他紧紧抓住我的胳膊，凭借着他强大的力量，勉强才把我拉上了岸。我发现他的手已被冰块划出了血，鲜血直流。随后，他急忙拾起地上的军大衣，裹在我湿漉漉的身上，背起我就往连里跑。我无力地趴在赵大魁那宽阔的后背上，下身早已经没有了一点知觉，但我的意识还清醒。他把我背到他的家里，王阿姨和大魁的妹妹小红帮我迅速脱掉身上被冰水浸透了的棉衣和棉裤，我全身没有一点力气，可赵大魁的棉鞋和棉裤已经冻得硬梆梆的，根本就脱不下来了，王阿姨急忙打来了两桶水，示意大魁把带着鞋的双脚和棉裤伸到凉水桶里，大约十分钟后，他才把棉鞋和棉裤脱了下来。

那一刻我就暗下决心，我要和赵大魁在一起。我不是为了报答他的救命之恩，才头脑一热，做出这样的决定，我认为赵大魁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大男孩，总是在我需要帮助时出现，他沉默寡言，眼神温柔而坚定，有一颗细腻而温暖的心，仿佛能驱散我所有的疲惫和不安，把自己的一生交给这样的男人，肯定不会错。

我活过来了，我知道我不会轻易死的，因为我还年轻，我还没有孝敬过我的父母，我还没有结婚生子，生活是美好的，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后来我问赵大魁：“大魁哥，我掉进了冰窟窿里。你怎么那么快就赶过来了？”赵大魁回答我：“太阳都快落山了，你还没回来，人家担心你呗。”他话音刚落，我发现他的脸变得通红通红的，傻傻地站在那里，手和脚似乎都变得多余，无处安放。我忍不住捂住嘴巴，偷偷地笑了。后来兵团里的男知青也跟赵大魁开玩笑：“大魁，知青点里的女知青都已经名花有主了，他们是我们八位男知青的准媳妇，正好幺姝还是孤家寡人一个，你就收了她吧！”赵大魁生气地说：“你们别胡说，人家杨晓可是北京知青，人长得漂亮，人家不可能给我当媳妇，我也不能有这样的混账想法。”大伙开始嘲笑赵大魁：“大魁，你个怂包，瞧你那点出息。”

春天已经到来，达子香花开了，遍布整个山野，粉红色的花朵装点着每一个山坡，一簇簇，一片片，宛如红云落地，点缀着刚刚复苏的大地。赵大魁折下了一大束达子香花，送给了我，我贴近鼻孔闻了闻，散发出浓郁的松油香味。我找来了一些空瓶子，装满清水，将这些达子香花插进去。放到知青点的窗台上。没过多久，达子香花便全部绽放，为我们的知青点带来了春天的气息。一天，我们三排正在连部选种，刘兴发连长找到我，原来连里的小学校长姜涛找他汇报工作，孙老师病假后一直没有安排代课老师，他这个校长一直代课，弄得他又当校长又当老师，整天忙得不可开交。以前三番五次找到梁大牙，梁大牙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一直没有得到落实。刘兴发连长对我说：“八连实际上人才很多，就应该就地取材。杨晓，你好好准备一下；去小学当语文代课老师吧。”我郑重的向刘兴发连长敬了个军礼：“请连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我兴奋得一夜没睡，我代课的班级是小学五年级，正是大魁姝姝赵小红所在的班级，小红很聪明，功课很好，孩子们也都非常喜欢我。

快进行春播了，赵大魁又回到机车队，当拖拉机手了。外号叫“刘大碴子”的年轻人接手赵大魁的拖拉机后，两次不慎开到沟里。第一次，他用另一辆拖拉机将浅沟里的拖拉机拽了出来；第二次，幸亏他及时跳车，否则他将被砸成肉饼，他吓得魂飞魄散。连里只好找来吊车，将深沟里四轮朝天的拖拉机吊出，这次事故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刘兴发连长让赵大魁重返机车队，他称赞大魁开车稳当，并且维修技术也相当过硬。大魁经常专研技术，拿着维修零件反复琢磨，他之所以有如此技艺，源于他父亲赵永刚的影响，赵永刚生前是一名维修技师，深受人们的尊敬，大家亲切称他父亲“赵机务”。不幸的是，五年前因心肌梗死去世，赵永刚去世后，妻子王树梅考虑自己的两个孩子，没有选择再婚，而是带着大魁和小红兄妹相依为命过日子。

一年很快过去了，孙老师身体康复归来了，我又回到八连的生产排，小红也小学毕业了，即将到营部去读初中，我告诉她，学习上有什么困难随时来知青点找我，从赵大魁那里得知，小红把我吹得神乎其神，她跟赵大魁说：杨晓姐姐可厉害了，什么问题都难不住她，并且说我知识很渊博。我听了之后，心里美滋滋的。后来，我通过在北京的同学寄来了许多课外读物和文学书刊，作为礼物送给了小红，她收到后爱不释手。

时光匆匆，1973年的那个冬季，我们这些北京的知青终于有机会回城探亲。我决定在年末时再回家，二十天的假期足以让我在家度过春节。在探亲期间，我向父母透露了我和赵大魁的事情，并表达了我们扎根北大荒的计划。母亲听后生气地质问我：“晓晓，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北大荒那么偏远寒冷，你为了赵大魁，竟然打算在那里扎根，你是想气死我吗？”我回答说：“我喜欢大魁，我愿意扎根在北大荒，即使将来吃苦受罪，我也不会责怪你们。”母亲激动地说：“晓晓，将来知识青年都会返城的，你大姐也在考虑回城，听妈的话，妈不想让你离家太远。”我接着母亲的话说：“即使将来返城，我也不太可能找到体面的工作，不是做环卫工人，就是去食堂打饭。想象一下，大哥将来会接爸爸的班，大姐将来会接你的班，将来两个小妹的工作也无着落，我再回来，只会为家里添乱。”我分析了未来的形势后，母亲气得无言以对。

春节假期结束后，我回到北大荒，从北京带回了一条绚丽的红围脖、北京烤鸭和糕点，还为小红准备了丰富的课外习题和参考书籍。记得上一次大魁为了救我，他的围脖被河水冲走，我为他赶制的围脖始终未能令我满意，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冬天里经常佩戴它。这次，我又为大魁精心挑选了一条新围脖。为了帮我恢复体力，王阿姨甚至宰杀了家中的下蛋的母鸡，我买了烤鸭和糕点给王阿姨，表达我的心意，小红的学习非常需要这些课外习题和参考书。当一家人收到我送的礼物时，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时间飞逝，转眼间，1974年已经到来。我在北大荒度过了整整四年，这四年中，我熟练掌握了各种农具的使用，包括镐头、锄头、镰刀、大镐、斧子和铁锹。春天，我在田野中用镐头挖坑播种；夏天，我挥舞锄头除草；秋天，我用镰刀收割庄稼；冬天，在马号和鹿号里，我用大镐刨粪。在大魁的指导下，我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女拖拉机手，扛起枪的那一刻，北大荒塑造了我成为一名真正的兵团战士。我再次给父母写信，坚定地表达了我扎根北大荒的决心。不久，他们回信了，信由大姝姝代笔，她在信中转达了母亲的话，说孩子大了不由娘，有自己的想法，她虽然想管却也无能为力，该说的也说了，该劝的也劝了，只希望我将来不要后悔。父亲则表示尊重我的选择，并提醒我要仔细权衡未来的利弊与得失。

一天晚上，小红来到知青点找我。她拿来一道数学题，表示自己解不出来。我接过题目，迅速告诉她解题方法，但她似乎心不在焉地听着。

她问：“杨晓姐姐，我们能出去走走吗？”

我回答：“当然可以。”

于是我们离开了知青点，外面，月光倾泻而下，满天星河，万籁俱寂。小红打破了沉默。

她转过头对我说：“杨晓姐姐，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我察觉到她的异样，便说：“小红，我发现你今天有些不对劲。其实那道数学题你没问我之前你就会。你真正想问我的是什么问题？”

小红接着说：“杨晓姐姐，我真的好喜欢你，我将来能叫你大嫂吗？”

我看着小红，微笑着回应：“这才是你今天真正想问我的问题？”

小红点头确认。

我笑着对她说：“这个问题你最好回家征求一下你哥哥的意见。”

小红微笑着急忙解释：“杨晓姐姐，是我哥哥让我先来问你的。”

我轻轻刮了一下她的鼻子，笑着说：“你这小丫头片子，刺探军情来了，看我不收拾你。”

小红听后，脸上挂着微笑，扭头就跑。我意识到不能再拖延下去了，毕竟大魁已经24岁了，王阿姨也在四处托人给大魁说媒，我不想失去大魁。在接下来的一天，我找到了王阿姨，并向她坦白说：“我喜欢大魁哥，我要和他在一起。”说完这句话时，我很害羞，感觉自己的脸都红了，但我顾不了太多。王阿姨先是惊讶地愣了一下，然后对我说：“杨晓，你是北京姑娘，漂亮，聪明，伶俐，我们家大魁根本就配不上你，北大荒条件太艰苦了，婚姻大事，可不是儿戏，建议你慎重考虑，或许将来你有机会返城。”我告诉王阿姨，如果返城无望，我愿意扎根在北大荒；如果有返城的机会，即使在北京要饭，我也要带着大魁哥。王阿姨听后感动得落泪，她说大魁不知修了几世的福分，才遇到我这样的好姑娘。

那是1974年的冬天，大魁正式向我求婚：“杨晓，我们结婚吧！”我笑着对他说：“现在是冬天，穿着厚重的棉衣，外面寒风凛冽，大雪纷飞，你急什么呀！等春天到来的吧！那时达子香花开。”大魁抿着嘴笑了。第二年的春天，山花烂漫时，我成为了大魁的新娘，漫山遍野的达子香花盛开，小红从山上采撷了许许多多的达子香花，把我们的婚房用盛开的达子香花装点得生机勃勃。知青点里的大姐和大哥闻讯赶来，为我们祝贺，大魁憨笑着递糖让茶。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结婚一年后，在我们这个温馨的小屋里传来一声尖锐的啼哭声，我顺利生下了我和大魁的儿子，我们给他取名为亮亮。

1976年冬天，知青点的北京知青陆续开始返城，看着昔日的知青伙伴，兴高采烈地收拾行李，知青班长李丽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扭过头问我：“杨晓，你真不跟我们一起回北京呀！”我轻轻摇摇头，凝视着窗外飘落的雪花，心中充满了与朝夕相伴六年的战友们即将分别的复杂情感。然而，为了爱情，我只能选择留在北大荒。

1977年10月，教育的春天也来了，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我和小红都在全力以赴备战高考。同年12月，我和小红同时走进了高考的考场。第二年的春天，我被师范大学录取，而小红则被石油大学录取。我将一岁多的儿子亮亮托付给婆婆和大魁照顾，自己则准备去读大学。临行前，儿子亮亮拽着我的衣角，哭得很伤心，那一刻大魁一个大男人也不断涌出眼泪，挂满了脸腮。连里有人私下议论：“杨晓考上了大学，将来可能就是女陈世美，最终抛弃大魁和孩子。”为了消除大魁心中的疑虑，我向大魁承诺，我会永远和他在一起，让他耐心的等着我把大学读完，我也是含着眼泪踏上求学之路的，时间是治疗一切痛苦的良药。四年后，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一所重点中学担任语文教师，而小红则分配到北京的一家石油研究所工作。

美丽的春天又如约而至，1983年春天，我发电报，让大魁带着婆婆和亮亮来北京团聚。在北京火车站，婆婆和小红鼓励亮亮叫我妈妈，可亮亮却说：“奶奶才是妈妈。”那一刻，我感到一阵阵心酸。大魁小心翼翼从布袋里取出一大束含苞待放的达子香花，递到我的手中，我幸福的泪流满面，紧紧地拥抱着大魁那宽阔的臂膀，久久不愿松开。不久之后，大魁借助我父亲的关系，经过技术考核，顺利进入了北京铁路局，成为铁路局的一名机车维修工人。我曾跟大魁说过：努力出发的人，也一定会美好的到达。

作者：何伟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