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子香花开

我的青春属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那个年代。当我挥泪告别亲人，满怀激情奔赴北大荒。那偏远、荒芜且严寒的岁月，还有繁重的体力劳动，都已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里，成为难以磨灭的记忆。正是北大荒精神铸就了我坚韧不拔的品格。我曾梦想创作一部关于拓荒者荡气回肠的史诗，然而，我深知自己能力太有限，难以完成如此伟大的壮举。于是，我只能用手中的拙笔，记录我上山下乡时那段难以忘怀的经历……

我叫杨晓，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北京出生，北京长大。1970年的冬天，那时我十八岁。我所居住的社区，广播喇叭里天天喊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地方。我家共有七口人：父亲、母亲、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以及两个年幼的妹妹。

几天之后，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敲开了我家的房门，对我父亲和母亲说，我们家五个孩子，最少有两个孩子得下乡，我猜测，这次下乡父母一定会选择我和大姐。果不其然，父亲和母亲迅速达成共识，决定让我们俩个下乡，我父亲三代单传，大哥是家里的独苗，什么好事父母总是惯着大哥，母亲把大哥比作肉包子，说我们姐妹四个就是玉米面窝窝头。肉包子不能打狗，必须得留下，把窝窝头扔两个喂狗，手里还剩下两个，母亲是纺织女工，觉悟不高，虽然比喻得不恰当，但事实上确实如此，两个妹妹还都小，因此我和大姐就是首选。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就把我和大姐的名字上报给了街道办，街道办的工作人员让母亲早为我和大姐做准备，随时等候出发的通知。母亲希望我和大姐能到同一个地方插队，这样我们姐妹两个互相也能有个照应，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结果却事与愿违，我大姐南下了，我却北上了。

母亲将亲手缝制的鹅毛口袋交给了我，而将毡子垫留给了大姐。她说道，北方的冬天严寒刺骨，寒风凛冽，大雪纷飞，而南方则相对温和。至于北方究竟有多冷，我无从知晓，因为我从没有出过远门。尽管北京的冬天也冷，但北京的冷对我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概念。

大姐先出发，是到四川大凉山农村插队，而我是到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大姐出发那天，母亲和她在站台上哭得稀里哗啦，随着火车汽笛的长鸣，分手的那一刻，大姐和母亲竟然失声痛哭。父亲劝母亲说：“别哭了，孩子是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又不是去西天取经，也不需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不必搞得像生离死别一样，他们又不是不回来。”身为火车司机的父亲，他的阶级觉悟显然比母亲要高。然而，父亲这番安慰的话语，却意外地让母亲的泪水如决堤般汹涌而出。不仅是我们家，整个站台上弥漫着悲伤的气息，火车缓缓启动，几位母亲仍坐在地上，泪水与鼻涕交织混杂，令人动容。那时，我在想，过几天轮到我离开时，又该如何是好？

大姐走后第六天，轮到我出发时，母亲的情绪已经平复了许多，她只是叮嘱我，东北的冬天很冷，让我多穿些衣物，好好照顾自己。我怕母亲哭得伤心，火车门一打开我就登上了火车，透过车窗，看到母亲虽然没有大声哭泣，但她的双眼已经红肿，泪水在眼眶中打转。母亲将我和大姐比作那不起眼的玉米面窝窝头，即便是这最朴素的窝窝头，也是母亲心中最珍贵的宝贝。我擦去泪水，向父亲、母亲以及大哥姝妹挥手告别，火车缓缓驶出了北京站。

车厢内一共有十七名北京青年，其中九名女性、八名男性。我们都前往同一个目的地——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前一晚，我辗转反侧，一夜未眠。一上火车，困意便如潮水般袭来，我沉沉睡去。醒来时，火车已驶离沈阳站。我透过车窗望去，只见外面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广袤的东北平原，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淡淡的寒光。

自北京出发后，大家纷纷躺在卧铺上进入梦乡。醒来后，众人都精神抖擞，也从与家人离别的痛苦中走了出来。我们这群来自北京的热血青年，很快便因共同的理想和目标熟悉起来，车厢内洋溢着青春的欢声笑语，连空气似乎都充满了活力。谈笑间，火车已驶入黑龙江的腹地。火车行驶数小时后，列车广播员通知我们即将到达终点站。随着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渐渐减弱，火车缓缓驶入海东站。我们带着大包小裹，纷纷下车。

站外迎接我们的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他身着褪色的旧军装，身材适中，留着络腮胡，头上戴着一顶破旧的棉军帽。旁边站着一个高大魁梧的年轻人，他清了清嗓子，大声说道：“请大家安静，我来介绍一下。我叫赵大魁，这位是八连的刘兴发指导员。”他指着旁边那位络腮胡男子。接着，他请刘指导员讲几句。

北风呼啸，我们几乎抬不起头，但还是努力向前望去。刘指导员向我们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眼神中透露出坚定与期许，然后大声说道：“大家辛苦了！从今天起，你们将正式成为兵团的一员，肩负起屯垦戍边和建设北大荒的重任。虽然今天气温骤降，但我们的心是火热的。我就不多说了，以后有的是交流的机会。现在太冷了，请大家快上车吧！”他指向一旁的拖拉机。赵大魁正在启动拖拉机，我们一个接一个地爬上拖拉机的车厢。拖拉机沿着曲折蜿蜒、布满碎石和小雪的山路，发出低沉的轰鸣，缓缓前行。

刘兴发指导员坐在车轮上方的引擎盖上。车辆行进时，他扯着大嗓门提醒司机赵大魁：“大魁，开慢点儿，安全第一。”赵大魁也提高音量回应道：“指导员，您放心吧！”拖拉机带起的冷风如锋利冰刃，无情地穿透我厚厚的棉衣，冻得我手脚几乎失去知觉。幸运的是，不久后我们便抵达了八连的知青点。

知青点是五间砖瓦房，两边各有一扇门。中间的房间是食堂，里面摆放着桌椅板凳。两侧的门通向过道，连接着里屋。男知青住在西边，女知青住在东边。一进屋门，便是一铺大火炕，炕上铺着高粱秸秆编织的炕席。屋内暖烘烘的热气扑面而来，屋子中央放着一个由废旧柴油桶精心改造的火炉，火炉上方的炉筒子通向窗外，炉中的木火熊熊燃烧。

一位四十多岁、走路一瘸一拐的中年妇女，早已为我们生好了炉火，烧热了火炕。司机赵大魁亲切地称这位妇女为“妈”，原来她竟是赵大魁的母亲。我们轻手轻脚地安置好行李，我迫不及待地脱掉冰凉的鞋子，像小猫一样蜷缩在暖烘烘的火炕上，任由那久违的温暖如涓涓细流般渗透进我冰冷的四肢。赵大魁的母亲已做好饭，知青点的第一顿晚饭，我们吃的是高粱米饭和炖大豆腐。由于一路颠簸，我早已饥肠辘辘，便狼吞虎咽地吃了很多。随后，我得知赵大魁的母亲叫王树梅。刘兴发指导员让我们好好休整两天，两天后上工。他让我们早点休息，说完便离开了知青点。

在为期两天的休息时间里，我们九位来自北京的女知青，按照年龄顺序排列，大姐自然是年纪最大的，二姐紧随其后，而我年纪最小，所以大家都亲切地叫我“幺姝”。我们问男知青谁是大哥，男知青于海洋嘴角浮现出一抹狡黠的笑意，我们一时没明白他的意思。后来我们才弄清楚，原来那些男知青并非按照年龄大小排序，而是根据他们对我们前八位女知青的个人印象，开玩笑似的排出了一个“姐夫”序列，从大姐夫一直排到八姐夫，一个都没落下，唯独我，像被遗忘的珍珠，孤零零地被排除在这个序列之外。后来男知青也亲切地叫我幺妹，我的心里才得到了些许安慰。

随着清晨第一缕阳光穿透清冷的空气，照亮了知青点的屋檐，吃过早饭后，我们随即开启了上工的第一天。劳动前，刘兴发指导员先进行了动员，他说了很多，中心思想就是：鼓励我们这些北京知青，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讲完话他又瞅了瞅我们九名北京姑娘，然后即兴发挥：“北大荒啊！真荒凉，遍地狍子和野狼，就是缺少大姑娘。”他逗得我们哄堂大笑。

我们以班为单位，开始打石头。八连共有五个排，每个排大约有三十人，每个排由三个班组成，共十五个班，每个班则有十人左右，我们十七名北京知青被分配到了五个不同的班中。我被分配在八连三排，八连的连长叫梁清山，背地里大家都叫他梁大牙。

那么，何为打石头呢？其实就是炮手在山上给石头钻孔，接着放入雷管与炸药实施爆破。爆破的轰鸣声停歇后，大小不一的石料一块块安稳地躺在半山腰，静静地等待着我们这些渺小的搬运者，从半山腰一步步挪到山脚下。对于大块石料，需两人齐心协力，用撬棍慢慢撬动使其向前移动；中块石料，一个人就能像滚动车轮一样让它前行；而小块石料，人力可直接将其搬至拖拉机旁，再由其他人接手，装车运往连部周边。每个班组每天都有既定的任务量，必须完成指定的石方数，才能给每个人记上工分。这些石料被用来打地基，建造房屋。尽管北大荒已经开垦了许多土地，但仍有许多地方是未开垦的荒原。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陆续来到北大荒垦荒，没有住所是不行的，因此必须建造一栋栋的砖瓦房。

尽管天气寒冷，我们却都干得热火朝天，生怕完不成任务，担心拖班级的后腿。对于兵团的已婚男性战士及其配偶来说，这样的劳动早已融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如同家常便饭一样。可对于我们北京知青来说，那简直就是一种痛苦的煎熬。经过一整天的辛勤劳动，我的工作服前襟早已被泥土和雪水浸染得斑驳不堪。即便手套紧紧包裹，我的双手仍难逃厄运，磨出了八九个大小不一的血泡。

随着夜幕降临，我仿佛变成了一个泥塑的人，双腿像绑着沙袋，每一步向前都很艰难，泪水不禁滑落脸颊。回到知青点，我根本顾不上洗手洗脸，我无力地瘫倒在火炕上，仿佛身体的每一寸肌肤、每一块骨骼都被重体力劳动榨干了最后一丝活力，浑身酸痛，让人难以忍受。到了用餐时间，我累得根本都不想吃饭。这是我十八年来从未经历过的重体力劳动。

第二天继续，连续劳动三天后，我们开始期盼休息日的到来。然而，得知兵团并没有休息日，就连过春节才放四天年假，满三年才有二十天的探亲假。可这二十天的探亲假，对于刚到兵团的我们来说，简直是遥遥无期。这让我们的心如同被乌云笼罩，失望之情溢于言表。我了解到，在北京知青中，有人尝试向梁清山连长争取休息日。然而，在我们到达兵团一周后的全连会议上，梁连长明确回应：“我们都是兵团战士，北京青年也不能例外，不应追求特殊待遇。我们坚决不能让小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在兵团蔓延。你们来到北大荒，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目的是提高阶级觉悟，而不是来寻求安逸的。”

梁连长的话刚讲完，指导员刘兴发又进一步强调：“即便双手被磨出了血泡，也无需过分忧虑。只要日复一日地坚持劳动，最终手上会形成厚厚的茧子。一旦有了厚厚的茧子，就不会再磨出血泡了。”梁连长态度坚决地拒绝了我们的请求，而刘兴发指导员则借此机会，将他丰富的实践经验无私地传授给我们，无形中给我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政治课。

梁清山坐在台上环顾了一下坐在台下的北京知青，我们每个人都低着头，默不作声，不敢看梁清山的眼神。大家都没有料到，盼星星盼月亮地盼休息日，最后竟然盼到的是这个结果。尽管连里领导的话听起来有些不近人情，但我们大家心里都明白，他们说的是事实，在八连就应该一视同仁，北京青年就是不能搞特殊化。

半个月之后，刘兴发指导员给我们这些北京知青布置了一项任务，表示我们来到兵团已经半个月了，要求我们每人写一份思想汇报交给连队。我把这半个月在兵团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详尽地记录下来，文笔自然流畅，对我而言，这并非难事，毕竟我刚从高中毕业，恰逢“文革”时期，无缘高考，但我的中学作文常被老师选为范文。我不仅语文成绩优异，各科成绩在同届学生中也一直名列前茅。

思想汇报上交没多久，梁连长派人来找我，让我到连部去，半路上我碰见了赵大魁去机车库取维修工具，他问我干什么去？我回答道，梁连长让我去连部。赵大魁小声嘀咕了一句：这个梁大牙肯定没安什么好心。我不明白赵大魁嘀咕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推门走进了连部，梁连长随手把门反锁上，当他锁门的那一刻，我心中不禁疑惑：大白天的，锁门干什么呢？我感觉有点不对劲，也不知道梁连长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他坐在椅子上跷着二郎腿，嘴里叼着烟，吐着烟圈问我：“杨晓，打石头累吗？”我不敢说累也不能说不累，我微微点点头，随后他说：“杨晓，我看了你的档案，咱们连就你是正经八百的高中毕业生，我和刘兴发指导员看了你写的思想汇报文采很好，我们一致认为，你是我们八连不可多得的人才，咱们连里小学有一位教语文的孙老师请了长期病假，姜涛校长催我；让我找个代课老师，我认为你最合适。”

梁连长的话音刚落，我高兴地说：“梁连长，太好了，语文成绩我是北京十中我们那届学生中最好的，我一定能教好学生的。”还没等我把话说完，梁连长瞬间话锋一转：“如果我让你当代课老师，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说着他不怀好意地走近我，我惊恐地盯着他那双贪婪的眼睛，不由自主地一步步向后退，直至退到门口，我慌忙伸手去拉门把手，他却猛地一把抱住我。我拼尽全力挣扎，声嘶力竭地喊道：“梁连长，你不能这样，你再这样，我就大声喊人了。”可他一点也没放开我的意思，我无法挣脱被他紧抱的双手，只能用双脚使劲踢着反锁的门，嘴里大声喊道：“你放开我。”门外走廊中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猛踹反锁的门，赵大魁破门而入。

梁清山看见赵大魁进来，抱紧我的双臂瞬间松开，我惊恐地瘫坐在地上，梁清山赶忙向后退，边退边说：“赵大魁，你不要乱来。”赵大魁冲过去像拎小鸡一样拎起梁清山的衣领，另一只大手攥紧拳头，挥起来就要砸下去，梁清山吓得直哆嗦。我毫不犹豫地大声呵斥：“赵大魁，你住手。”我担心赵大魁用铁锤一样的拳头；对梁清山造成致命的伤害，从而引发不必要的后果。赵大魁把拳头停在半空中，嘴里骂骂咧咧：“梁大牙，你个老色狼，你真是色胆包天，我一寻思你就没憋什么好屁，你再欺负杨晓，看我不打断你的双腿，把你的大牙一颗一颗地掰下来，扔到粪坑里。”我急忙站起身，哭着冲出了连部，任由自己的秀发在寒风中凌乱，赵大魁紧跟在我身后急切地说：“杨晓，你别哭哭啼啼的，让人看见了不好。”

赵大魁让我先去他家，我跟着赵大魁来到了他家，王阿姨看我流着眼泪进门，认为赵大魁欺负我了，不问青红皂白操起门口的笤帚疙瘩就砸向赵大魁。我拦着她，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王阿姨，赵大魁气愤地说：“妈，我要把梁大牙这个瘪孙子告到团部去，身为兵团连长竟然打杨晓的主意。”王阿姨语重心长地劝道：“你们两个最好先都别声张此事，否则会影响八连的名誉，对梁清山个人也不好，对杨晓更是百害而无一利。”

王阿姨望了望我和赵大魁，随后又说：“再说梁清山很可能会倒打一耙，把屎盆子扣到大魁的头上，最后不认账。”晚上，王阿姨为我擀了一碗冒着热气的白面面条，上面还放了两个煎得恰到好处的荷包蛋。散发着诱人的香气。然而，我却一点也吃不下。王阿姨安慰我说：“杨晓，离家在外有什么事就来找王阿姨。”我流着眼泪默默地对王阿姨点点头，心中一阵阵酸楚。

王阿姨说得没错，第二天连里就传开了，说赵大魁欺负北京女知青杨晓，昨天下午有人看见杨晓在大道上哭哭啼啼，后面跟着赵大魁，连里有个与赵大魁一起长大的林小东，他和赵大魁非常要好，两个人无话不谈，碰到赵大魁就问他，昨天杨晓哭的那么伤心是怎么回事？赵大魁只能搪塞，说杨晓想家了，才哭得很伤心，他只是劝杨晓不要想家，林小东根本就不相信，用怀疑的眼神看着赵大魁，回到家后，赵大魁委屈地对王阿姨说：“妈，我现在是裤裆里抹黄泥，是屎是泥根本就说不清楚了。”王阿姨只能苦口婆心地劝慰：“大魁，嘴长在嚼舌根的人头上，他们爱说啥就说啥吧。咱脚正不怕鞋歪。”

第三天早上，赵大魁受到梁清山立竿见影式的报复，梁清山通过指导员刘兴发转告赵大魁，说赵大魁脑子里产生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竟然想打北京女知青杨晓的主意，为了提高赵大魁的阶级觉悟，马上到生产一线去接受劳动改造。唉！因为我的原因，赵大魁受到了牵连，竟然连拖拉机手都当不成了。

石头打完了，我们又迎来了新的劳动。地里的庄稼刚刚拉到连部的场院没几天，我们又要到耕地中间去挖排水沟，秋天地里的庄稼用人工收割完后，本来用拖拉机进到地里拉庄稼，因为地太洼，拖拉机进地就被陷进去，就得等上冻之后才能进去拉庄稼。洼地如果不挖排水沟，到了雨季，洼地里的水排不出去，庄稼就得被淹。

挖排水沟的劳动对我们北京知青来说，更加具有挑战性，依旧是以班为单位，不论男女，每个人每天的任务是挖一条二米长、二米宽、一米二深；底部是八十公分宽的梯形深沟。任务分配后，战士们立刻开始作业，地面的冻土层只能用镐去刨，我用镐尝试刨了几下，地面的泥土冻得坚硬如铁，每一镐下去只刨下鸡蛋大小的一块冻土，我刨了二个多小时，虽然天气很冷，但我早已累得汗流浃背了，可我只刨了洗脸盆大小的一块地，我心想，我的任务猴年马月才能完成。

梁清山强调说：“你们今天就是用手抠晚上也必须完成任务，只有经过我们检查验收并确认合格，你们才能收工，因为明天还有新的任务等着你们。”梁清山双手叉腰，来回踱步，在代课事件发生之后，我内心深处对这个梁大牙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他的行为举止完全就是一副大地主的嘴脸，与周扒皮简直如出一辙。

没过多久，我瞧见兵团的其他战士已经刨穿了冻土层，只要刨穿冻土层，用铁锹挖就变得轻松了，到了中午我们回到知青点吃饭，等我吃完饭回来时，我发现赵大魁已经把我的任务刨过了冻土层，我高兴地说：“大魁哥，谢谢你。”我望着眼前的赵大魁，心里暖暖的。赵大魁听我管他叫哥，也非常高兴，赵大魁告诉我，能挖多少就挖多少，别累坏了，等他挖完再来帮我。

当我挖至大约八十公分深时，眼前赫然是一片泥泞，铁锹此刻已形同虚设，那黏稠的泥土紧紧吸附在铁锹上，任凭我如何用力，也无法将泥土甩到地面上。我听旁边干活的人说，如果今天挖不完，明天早上沟底的软土经过一个晚上会冻得更硬。真像梁大牙说的那样，我只能用手去抠泥巴，边抠边向上扔泥巴，我的双手被冻得像红萝卜一样，脚底下如同踏入了冰窖，寒意直透心底，我来例假了，肚子有点疼，隐约感觉到，那热乎乎的脏东西顺着我的大腿流了下来。刹那间，我的眼前一黑，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旋转，一股强烈的眩晕感袭来，但我强忍着不适，拼尽全力让自己站稳脚跟。

赵大魁很快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过来帮我，还叮嘱我立刻戴上手套，千万别让手被冻着，否则一旦患上冻疮，后果会相当严重。赵大魁很会干活，力气也很大，兵团里有个战士叫马俊国，看见赵大魁帮我挖沟，当着我的面跟赵大魁开玩笑说：“大魁，你干脆娶杨晓当婆姨吧！”赵大魁怒目圆睁生气地说：“你个陕北佬，你再胡说八道看我不撕烂你的嘴巴。”我没生气赵大魁倒是气得够呛，接下来的几天里，都是中途赵大魁帮我挖排水沟，我才顺利完成任务。我问赵大魁：“大魁哥，我是不是很没用？”赵大魁用手摸了摸他的后脑勺，害羞的都不敢直视我，安慰我说：“不是的，你在大城市长大，根本没干过这些粗活和累活。放心，日子一长，你自然就上手了。请相信我，杨晓。”我对他点了点头。

我收到了母亲的来信，她问我：兵团条件好吗？吃住都好吗？连里和知青点的同志好相处吗？劳动累吗？母亲问了一连串的问题。晚上我提笔，准备给母亲回信，可我的手一点都不听使唤，连笔都握不住了，十根手指像十根不听话的木棍，我只能歪歪扭扭写了几行字，告诉母亲说，兵团的条件如何如何好，伙食如何如何好，知青点三天两头吃饺子和红烧肉，告诉她连里和知青点的人比北京人好相处，劳动一点都不累，非常轻松一类的话，我不想让母亲惦记和担心我，因此只能报喜不报忧。写完信我就扔到连部附近的邮筒里，我又哭了，眼泪顺着我眼角流了下来，这次哭是没有任何人欺负我，可我还是没有止住我那不争气的眼泪。

梁清山没过多久就出事了。他和连里的一位有夫之妇，那个女人叫卢翠花，卢翠花长的很漂亮，是连里大家公认的美女。卢翠花天生丽质，稍作精心打扮后，步履轻盈，扭动着纤细的腰肢，引得众人侧目。梁清山刚到八连时就对卢翠花垂涎欲滴。

一天，卢翠花的丈夫王铁成说要到三江参加亲戚家孩子的婚礼。跟梁清山请二天假，梁清山二话没说，很爽快就给了他四天假，王铁成没想到梁清山这么慷慨，他心里很纳闷，他发现梁清山平时和自己的媳妇卢翠花总是嘻皮笑脸地开玩笑。卢翠花也不生气，爱抚地拧着掐着捶着拍着梁清山，而且这些玩笑和动作往往没有分寸，此外，梁清山给卢翠花分配的劳动任务都是比较轻快一点的，王铁成越琢磨越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可又没有什么铁证。

到了晚上，他决定悄悄杀个回马枪。果不其然，梁清山真的在他家里，梁清山发现事情彻底败露了，他瞬间崩溃，低着头，吓得说不出话来，他自知占了人家老婆的便宜，理亏在先，根本不敢反抗。王铁成一把揪住梁清山的头发，骑在炕上把梁清山揍得鼻青脸肿，整个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此事件影响很坏。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团里没几天就来调查组，经过调查，事实清楚，梁清山因男女作风问题，受到了开除党籍和军籍处分，撤销了他的连长职务，除名后被遣送回原籍。临行前，连里有人去看梁清山，他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一个劲儿地忏悔，把大家弄的也挺不得劲的，毕竟他在八连工作很长时间了，梁清山撤职后，团部研究决定，由刘兴发指导员接替梁清山的连长职务。

刘兴发指导员上任的第一天，就召开了全连大会，他在会上说：“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肩负的任务是屯垦戍边，我们一定会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同时要发扬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向荒原要效益，只有通过我们一代又一代北大荒人的不懈努力，才能把北大荒早日变成美丽富饶的北大仓，我们八连争取二年内拿到先锋连的荣誉称号。”话还没说完台下就响起了雷鸣般的阵阵掌声。

为了振奋军心，第二天从团政治部调来一位挂职的连指导员，名叫巨锋，他带来一辆卡车，上边装着枪支弹药和军服，还有实弹射击用的靶标。他下达团部的命令，八连要进行为期三天的军事训练，第一天军事理论，第二天扛枪和行李拉练，第三天靶场实弹射击，紧张而繁重的体力劳动终于告一段落。

紧张的军事训练结束后，富有挑战性的劳动又接踵而至。依旧以班为单位分配了任务，我们要到马号和鹿号去刨粪。刨粪就得抡大镐，这同样是高强度的劳动。我们需要把马粪和鹿粪刨下来，在刨的过程中，张嘴喘气时，粪渣时不时会崩到脸上或嘴里，着实让我们感到恶心。刨完之后，我们把粪装到车里，再拉到田里，每隔十米堆放一堆。到了春天种地时，这些粪会被扬到地里。毕竟种庄稼没有粪肥可不行，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一天下来，我的两支胳膊被镐把震得发麻，浑身腰酸背疼。

连续的高强度劳动，我变得黑了也变瘦了，马号和鹿号的粪刨得差不多了。其中有三个排转移了劳动阵地，包括我们三排前往麦台进行作业，玉米脱粒后必须在麦台上进行晾晒。遇到下雪天气，我们会迅速将玉米堆起，并用塑料布覆盖以保护它们不受潮湿。待天气放晴，再将玉米摊开继续晾晒，直到完全干燥。之后，我们利用筛子进行筛选，筛出的细小颗粒将被保留，用于喂养马匹和鹿只，而较大的颗粒则会被装袋，运往粮库和加工厂。整个过程包括筛选、称重、搬运以及装车，都是相当繁重的体力劳动。

我们女同志主要负责装袋和上秤量重，量完后将袋子两个女同志抬到一旁，男同志扛着袋子上跳板装车，每袋都有一百六十斤到一百八十斤左右，走在跳板上如果不会使那股劲，就很容易从跳板上摔下来，不幸的是，北京知青冯伟在扛袋时，不慎从跳板上摔落，导致四根肋骨骨折。我们前往团部卫生院探望他时，他正躺在床上呲牙咧嘴，疼得直哼哼。冯伟这副状态必须静养一段时间，才能逐渐康复。

知青点的烧柴需要我们亲自上山砍伐。用锯子锯速度太慢，只能用斧头砍。砍完之后，我们人拉肩扛将柴运到山下，再装车拉回知青点。人多烧柴自然耗费得多。没过几天，我们就得再次上山砍柴。每次砍完柴，我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胳膊因长时间挥动斧头而酸痛不已，收工时甚至连斧子都拿不动了。一项又一项繁重的劳动，对我们这些女知青来说是极大的考验，但我们都咬紧牙关，硬扛了下来。我们坚信，我们不只是女知青，更是兵团的女战士，我们根本就不想拖八连的后腿，也不想给八连丢人现眼。

随着春节的临近，我们已经步入了腊月的尾声。据悉，连里仅安排了四天的年假。我们这些北京知青一致认为，仅放四天年假，如果回北京的话，实际上只能在家待一天就得匆匆返回，更何况春节期间的火车票一票难求，车厢内早已拥挤不堪，甚至到了人挤人的地步。因此，大家决定留在知青点共度春节。

刘兴发连长早早便派人送来了猪肉、大米、白面、豆油等慰问品。本应是喜庆的节日，我们女知青却都不禁思念起家乡。春节当天，透过知青点的窗户，只见外面大红灯笼高高挂起，雪花在空中默默地飘舞。当饺子送到嘴边，我们九个姐妹，一边嚼着，一边泪水悄然滑落。在这个本应欢乐的时刻，我们每个人都哭得非常伤心。

我屈指一算，来兵团已经快四个月了，春分时节已过，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气温开始逐步攀升。我打算向刘兴发连长请半天假，准备到营部买点急需的东西，我用油笔仔细列出了一份购物清单。刘兴发连长让我等机会，第四天下午，他慷慨地给了我半天假，然而，这半天假也是有条件的，他要求我前往兵团营部，帮他送一份文件。他承诺按出勤处理，并且会给我记上工分。

吃过午饭我就动身了，为了节约时间，我选择了一条捷径，沿着锅盔河的冰面上走。冰层下传来的潺潺的流水声，预示着河流即将解冻。返回时，太阳已经西斜，夕阳的余辉映照在锅盔河上，冰面宛如一面长长的镜子，我不想走锅盔河大桥，那样会绕行四里多路。而且天色渐暗。

当我走在锅盔河的冰面上时，脚下传来了冰块断裂的清脆声响。我小心翼翼向前迈着小步，走到锅盔河中央时，意外还是发生了，我踩破了冰面，掉入冰冷刺骨的锅盔河中。河水深及腰部，瞬间浸透了我的棉衣和棉裤，寒意直逼我的骨髓。我挣扎着试图爬上冰面，可无论我怎么努力，都爬不上去。我瞬间就绝望了，我心想，我今天要难逃此劫，我要死了，将被这无情的河水所吞噬，不知会被冲向何方。人不是到老了才会死吗？好像不是这样的，而是随时都会死，人一旦死去，所有的事情都将化为乌有。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赵大魁迅速跑了过来，他将红围脖抛向我，我终于发现了一颗救命的稻草，但我无论如何也够不到。眼见我已筋疲力尽，赵大魁担心我会被冰层下湍急的水流冲走，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迅速脱下身上的军大衣，踏着光滑而危险的冰面，以最快的速度冲了过来。不幸的是，他也踩漏了冰面，滑入了冰冷的锅盔河中。他紧紧抓住我的胳膊，凭借着他强大的力量，勉强才把我拉上了岸。我发现他的手已被冰块划出了血，鲜血直流。

随后，他急忙拾起地上的军大衣，裹在我湿漉漉的身上，背起我就往连里跑。我无力地趴在赵大魁那宽阔的后背上，下身早已经没有了一点知觉，但我的意识还清醒。他把我背到他的家里，王阿姨和大魁的妹妹小红帮我迅速脱掉身上被冰水浸透了的棉衣和棉裤，我全身没有一丝力气，可赵大魁的棉鞋和棉裤已经冻得硬梆梆的，根本就脱不下来了，王阿姨急忙打来了两桶水，示意赵大魁把带着鞋的双脚和棉裤伸到凉水桶里，大约五分钟后，他才把棉鞋和棉裤脱了下来。

我活过来了，我知道我不会轻易死的，因为我还年轻，我还没有孝敬过我的父母，我还没有结婚生子，生活是美好的，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后来我问赵大魁：“大魁哥，我掉进了冰窟窿里。你怎么那么快就赶过来了？”赵大魁回答我：“太阳都快落山了，你还没回来，人家担心你呗。”他话音刚落，我发现他的脸变得通红通红的，傻傻地站在那里，手和脚似乎都变得多余，无处安放。我忍不住捂住嘴巴，偷偷地笑了。

后来兵团里的男知青也跟赵大魁开玩笑：“大魁，知青点里的女知青都已经名花有主了，他们是我们八位男知青的准媳妇，正好幺姝还是孤家寡人一个，你就收了她吧！”赵大魁生气地说：“你们别胡说，人家杨晓可是北京知青，人长得漂亮，人家不可能给我当媳妇，我也不能有这样的混账想法。”大伙开始嘲笑赵大魁：“大魁，你个怂包，瞧你那点出息。”

春天已经到来，达子香花开了，遍布整个山野，粉红色的花朵装点着每一个山坡，一簇簇，一片片，像红云落地，点缀着刚刚复苏的大地。赵大魁折下了一大束达子香花，送给了我，我贴近鼻孔闻了闻，散发出浓郁的松油香味。我找来了一些空瓶子，装满清水，将这些达子香花插进去，放到知青点的窗台上。没过多久，达子香花便全部绽放，为我们的知青点带来了春天的气息。

一天，我们三排正在连部选种，刘兴发连长找到我，原来连里的小学校长姜涛找他汇报工作，孙老师病假后一直没有安排代课老师，他这个校长一直代课，弄得他又当校长又当老师，整天忙得不可开交。以前三番五次找到梁大牙，梁大牙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一直没有得到落实。

刘兴发连长对我说：“杨晓，你是我们八连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们就应该就地取材，你好好准备一下，去小学担任代课老师吧！我相信你一定能行。”我郑重的向刘兴发连长敬了个军礼：“请连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我兴奋得一夜没睡，我渴望把我满脑子的知识都教给北大荒的孩子们。我代课的班级是小学五年级，正是大魁姝姝赵小红所在的班级，小红很聪明，功课很好，孩子们也都非常喜欢我。

春耕播种时节将至，赵大魁重新回到机车队，继续担任拖拉机手。此前，我遭到梁清山的欺负时，赵大魁为此彻底得罪了梁清山。梁清山安排连队里一个名叫刘国的年轻人去开拖拉机，刘国的外号叫“刘大碴子”。刘国当时心存诸多顾虑，一方面，若接手赵大魁的拖拉机，担心会引起赵大魁对他的不满；另一方面，他又忧虑自己的驾驶技术不够过硬。他心里还特别想驾驶拖拉机，因为驾驶拖拉机远比他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要好得多。

他询问梁清山：“梁连长，我开拖拉机，能行吗？”梁清山说：“大碴子，你就是顾虑太多。在八连，我是连长，我安排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就拖拉机这玩意儿，要是在方向盘上绑个大饼子，狗都能开走。”听梁清山这么一说，刘国便打消了顾虑。可他接手赵大魁的拖拉机后，两次不慎开到沟里。第一次，他用另一辆拖拉机将浅沟里的拖拉机拽了出来；第二次，幸亏他及时跳车，否则他将被砸成肉饼，他吓得魂飞魄散。连里只好找来吊车，将深沟里四轮朝天的拖拉机吊出，这次事故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

刘兴发连长让赵大魁重返机车队，他称赞大魁开车稳当，并且维修技术也相当过硬。大魁经常专研技术，拿着维修零件反复琢磨，近几年给连里节约了一笔笔不菲的开支。他之所以有如此技艺，源于他父亲赵永刚的影响，赵永刚生前是一名维修技师，深受人们的尊敬，大家亲切称他父亲“赵机务”。

赵大魁的母亲王树梅是北大荒当地人，也是北大荒女子拖拉机队队员，是个非常能干和要强的女人，并且有很高的政治觉悟，曾连续多次受到兵团政治部的嘉奖。可不幸的是，北大荒当时进口机械的故障率极高，为了抢抓农时，她遭遇了农机事故，大腿严重受伤，当时流血过多，险些失去生命，幸亏抢救及时。大腿伤痊愈之后，即使开不了拖拉机，她也还坚持参加连里的重体力劳动。

大魁说他妈妈就是个钢铁战士，这么多年，无论轻伤还是重伤，从来都不下火线。这次兵团政治部领导亲临八连一顿作思想工作，好说歹说，她才到知青点烧炕、做饭、点炉子。在王树梅心里觉得自己和先前的那个女拖拉机手早已经是判若两人了，她一点都不情愿退出这个历史舞台。更加不幸的是，五年前，丈夫赵永刚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肌梗死去世，赵永刚去世后，她考虑自己的两个孩子，没有选择再婚，而是带着大魁和小红兄妹相依为命。

一年的时光转瞬即逝，孙老师身体康复后回到了学校。我要为小红他们班上最后一堂语文课。那天，我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走进教室后，发现黑板上工工整整地写着一行字：“杨晓老师，我们大家都很爱你！”落款是五年一班全体同学。看到这行字，我心里暖融融的，喃喃地说：“同学们，我也很爱你们，谢谢你们。”

下课后，小红先哭了，紧接着孩子们就都哭了，我的眼泪瞬间也流了下来，我知道孩子们对我的不舍。孩子们泪眼汪汪地将我送出了教室。孩子们即将小学毕业了，小红也要去营部读初中。我告诉孩子们，学习上若遇到困难，随时可以到知青点找我。

我又回到了八连的生产排。从大魁哥那里得知，小红把我夸得神乎其神。她对赵大魁说：“杨晓姐姐可厉害了，什么问题都难不住她。”还说我知识渊博。听她这么说，我心里甜滋滋的。后来，我让远在北京的同学寄来了许多课外读物和文学书刊，当作礼物送给了小红。她收到后，对这些礼物爱不释手。

时光匆匆，1973年的那个冬天，北大荒格外的寒冷。我们北京知青来到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已满三年，我们这些北京知青终于有机会回城探亲了。我决定到年根儿时再回北京。二十天的假期足以让我在家度过春节和元宵节。

在探亲期间，我向父母透露了我和赵大魁的事情，并表达了我们扎根北大荒的计划。母亲听后生气地质问我：“晓晓，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北大荒那么偏远寒冷，冬天冷的容易让人抑郁，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你为了一个赵大魁，竟然打算在那里扎根，你是想把妈气死吗？”我回答说：“我喜欢赵大魁，我愿意扎根在北大荒，即使将来吃苦受罪，我也不会埋怨你们。”母亲很激动：“晓晓，将来知识青年都会返城的，你大姐也在考虑回城，听妈的话，妈不想让你离家太远。”我接着母亲的话茬：“即使将来返城，我也不太可能找到体面的工作，要么当环卫工人，把大街弄得尘土飞扬；要么去职工食堂负责切菜、打饭和洗碗，都是一些苦脏累的活计。试想一下，大哥将来会接爸爸的班，当火车司机，大姐将来会接你的班，成为纺织女工，将来两个小妹的工作也无着落，我再回来，只会给家里添乱。”我分析了未来的形势后，母亲气得竟无言以对。

春节假期结束后，我回到北大荒，从北京带回了一条绚丽的红围脖、北京烤鸭和糕点，还为小红准备了丰富的课外习题和参考书籍。记得上一次大魁哥为了救我，他的围脖被河水冲走，我为他赶制的围脖始终未能令我满意，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冬天里经常佩戴它。这次，我又为大魁哥精心挑选了一条新围脖。为了帮我恢复体力，王阿姨甚至宰杀了家中的下蛋的母鸡，我买了烤鸭和糕点给王阿姨，表达我的心意，小红的学习非常需要这些课外习题和参考书。当一家人收到我送的礼物时，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时光飞逝，转眼间，1974年冬天即将来临。这样我就在北大荒度过了整整四年，这四年中，我熟练掌握了各种农具的使用，包括镐头、锄头、镰刀、大镐、斧子和铁锹。春天，我在田野中用镐头挖坑播种；夏天，我挥舞锄头除草；秋天，我用镰刀收割庄稼；冬天，在马号和鹿号里，我用大镐刨粪。在大魁的指导下，我也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女拖拉机手，扛起枪的那一刻，北大荒塑造了我成为一名真正的兵团战士。

我再次给父母写信，坚定地表达了我扎根北大荒的决心。不久，他们回信了，信由大妹妹代笔。她在信中传达了母亲的话，说孩子长大了，不由娘管，有自己的想法。她虽想管，却也无能为力。该说的话已经说了，该劝的也劝过了，将来若是吃苦受罪，都是自己的选择，只希望我不要后悔。父亲则表示尊重我的选择，并提醒我要仔细权衡未来的利弊得失。

一天周末的晚上，小红来到知青点找我。她拿来一道数学题，表示自己解不出来。我接过题目，迅速告诉她解题方法，但她似乎心不在焉地听着。

她问：“杨晓姐姐，我们能出去走走吗？”

我回答：“当然可以。”

于是我们离开了知青点，外面，月光倾泻而下，满天星河，万籁俱寂。小红打破了沉默。

她转过头对我说：“杨晓姐姐，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我察觉到她的异样，便说：“小红，我发现你今天有些不对劲。其实那道数学题你没问我之前你就会解。你真正想问我的是什么问题？”

小红接着说：“杨晓姐姐，我真的好喜欢你，特别是你在教室上课的样子，真美，以后我不想叫你姐姐了……”

我追问：“那你想叫我什么？”

“我想叫你……”小红有点吞吞吐吐。

我继续追问：”快点说呀！急死个人。”

小红壮着胆说：“我想叫你嫂子,可以吗？”

我问：“这就是你今天想问我的问题？”

小红点头确认。

我笑着对她说：“傻丫头，这个问题不是一厢情愿的，你最好回家征求一下你哥哥的意见。”

小红微笑着急忙解释：“是我哥哥让我先来问你的。”

我轻轻刮了一下她的鼻子，笑着说：“你这小丫头片子，人小鬼大，到我这里来刺探军情，看我不收拾你。”小红听后，脸上挂着微笑，扭头就跑。

从我掉进冰窟窿里，大魁哥把我救起那一刻，我就暗下决心，我要和大魁哥在一起。我不是为了报答他的救命之恩，才头脑一热，做出这样的决定，我认为赵大魁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大男孩，总是在我需要帮助时出现，他沉默寡言，眼神温柔而坚定，有一颗细腻而温暖的心，仿佛能驱散我所有的疲惫和不安，把自己的一生交给这样的男人，肯定不会错。

我意识到不能再拖延下去了，毕竟大魁哥已经二十六岁了，王阿姨也在四处托人给大魁哥说媒，我不想失去大魁哥。在接下来的一天，我找到了王阿姨，并向她坦白说：“我喜欢大魁哥，我要和他在一起。”说完这句话时，我很害羞，感觉自己的脸臊的通红通红，但我顾不了太多。王阿姨先是惊讶地愣了一下，然后对我说：“杨晓，你是北京姑娘，漂亮，聪明，伶俐，我们家大魁根本就配不上你，北大荒条件太艰苦了，婚姻大事，可不是儿戏，建议你慎重考虑，或许将来你有机会返城。”我告诉王阿姨，如果返城无望，我愿意扎根在北大荒；如果将来有返城的机会，即使在北京城里要饭，我也要带着大魁哥。王阿姨听后感动得落泪，她说大魁不知修了几世的福分，才遇到我这样的好姑娘。

那是1974年的冬天，北大荒的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经常雪花漫天飞舞，特别是夜里风声一起，知青点的火炕到了后半夜没有了一丝热乎气，早上不出被窝都能感觉到气温下降了许多。一天，大魁哥来到知青点，郑重地向我求婚：“杨晓，我们结婚吧！”我装做一脸严肃的样子，大魁哥看我不情愿，他很茫然，呆呆地站在原地，显得慌乱无措。我心里不禁暗自好笑。接着，我瞬间满脸堆笑对他说：“傻瓜，猴急什么呀！眼下正值冬天，大家都穿着厚重的棉衣，外面寒风呼啸，大雪纷飞，你让我跟你结婚，等春天到来的吧！那时达子香花开。”听我这么说，大魁哥抿着嘴笑了。

北大荒的冬天再冷也还等得来春天，第二年春天，漫山遍野的达子香花竞相绽放，山花烂漫时，我成了大魁哥的新娘。小红从山上采了好多好多达子香花，用盛开的达子香花把我们的婚房装点得生机勃勃。知青点里的大哥大姐们闻讯赶来为我们祝贺，大魁哥憨笑着递糖倒茶。

结婚那天晚上，大魁哥轻轻的揽我入怀，对我说，他做梦都没有想到，北京城里的漂亮姑娘能成为自己的媳妇，我笑着说，人这辈子只要努力，一切都皆有可能。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结婚一年后，在我们这个温馨的小屋里传来一声尖锐的啼哭声，我顺利生下了我和大魁哥的儿子，我们给他取名为亮亮。

那是1976年的冬天，知青点的北京知青陆续开始返回城市。看着昔日的知青伙伴们兴高采烈地收拾行李，知青班长李丽一边收拾自己的东西，一边扭过头问我：“幺妹，你真不跟我们一起回北京呀？”我轻轻摇了摇头。

李丽站起身，凑到我跟前说：“班长姐给你出个好主意。”

我好奇地问：“什么好主意？”

李丽说：“你跟赵大魁离婚啊！离了婚你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返城了。”

我立刻反对道：“我们刚结婚还不到二年，我不想伤害大魁哥。”

李丽说：“我说的是假离婚，这叫缓兵之计。”

我态度坚定：“我不想这么做。”

李丽惋惜地说：“这么好的主意你都不采纳，那我就没办法了。”

我凝视着窗外飘落的雪花，心中充满了与朝夕相伴六年的战友们即将分别的复杂情感。然而，因为爱情，我心如止水，只能选择留在北大荒。

1977年10月，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刘兴发连长察觉到我兜里总是揣着高考复习资料，还会利用劳动休息时翻看。他找到我说：“杨晓，刚巧张老师回辽宁了，她家里出了状况，向我请了事假，你去小学给她代课吧。”他表示，整日与书本相伴，就不用参加户外的体力劳动了，这样就能腾出更多的时间用于高考复习。

他还称，北大荒根本就不想埋没我这样的人才，坚信我未来一定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刘兴发连长的这番话语，令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和小红都在全力以赴备战高考。同年十二月，我和小红同时走进了高考的考场。第二年的春天，我和小红先后收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我被师范大学录取，而小红则被石油大学录取。

我和小红准备到北京读大学。我将三岁多的儿子亮亮托付给婆婆和大魁哥照顾，临行前，亮亮哭得很伤心，不断涌出的眼泪，挂满了脸腮，我的心也像刀绞的一样。

我把儿子搂在怀里，哄他说：“亮亮别哭，妈妈读完大学就回来。”

说着我指着八连对面的山说：”亮亮，你看，山上达子香花开的时候，妈妈就回来了。”

“达子香什么时候开花呀？”亮亮仰起稚嫩的小脸问我。

我说：“春天。”

噢，春天，春天快些来吧！

连里有人私下议论：“杨晓考上了大学，将来可能就是女陈世美，最终抛弃大魁和孩子。”大魁哥为此整天愁眉苦脸的，为了消除大魁哥心中的疑虑，我向他承诺，我会永远和他在一起。

时间是治疗一切痛苦的良药，四年后，我大学毕业了，被分配到北京一所重点中学担任高三年级尖刀班的老师，而小红则分配到北京的一家石油研究所工作。

美丽的春天又如约而至。1983年的春天，我发了电报，让大魁哥带着婆婆和亮亮来北京团聚。在北京火车站，婆婆和小红鼓励亮亮叫我妈妈。亮亮用陌生的眼神看着我，拽着婆婆的衣角，随后将头埋进了婆婆的怀里。那一刻，我感到一阵阵心酸。大魁哥小心翼翼从布袋里取出一大束含苞待放的达子香花，我双手接过达子香花，贴近鼻孔闻了闻，还是那种浓浓的松油香味，我紧紧地拥抱着大魁哥那宽阔的臂膀，久久不愿松开。

不久之后，大魁哥借助我父亲的关系，经过严格的技术考核，业务精湛的大魁哥，顺利地进入了北京铁路局，成为铁路局的一名机车维修工人。我曾跟大魁哥说过：努力出发的人，也一定会美好的到达……

2024年的春天，我和大魁哥带着婆婆的骨灰，重返阔别四十多年的北大荒。曾经的北大荒，如今已华丽转身，变成了美丽富饶的北大仓，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为“中国饭碗”筑牢根基。这里广袤无垠的黑土地，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北大荒人以青春、汗水乃至鲜血、生命为墨，写给大地的深情告白。

婆婆生前曾跟我和大魁哥说过，人死了就得叶落归根，她是北大荒人，希望将来把她的骨灰埋在北大荒，埋在八连附近的山坡上。遵照婆婆生前的遗愿，我和大魁哥把她的骨灰安葬在八连对面的山坡上，山坡上开满了达子香花，一簇簇，一片片，宛如红云落地，点缀着刚刚复苏的大地，我和大魁哥折下了一束束达子香花，放在婆婆的坟前，祭坟的纸钱在和煦的春风中漂曳。

料理完婆婆的骨灰，我和大魁哥回到农场的宾馆里，听农场里上了年纪的老人说，刘兴发连长还健在，原兵团番号撤销后，恢复了国营农场的建制，他就住在农场的别墅区里，我和大魁哥都很兴奋，心中充满对刘兴发连长重逢的渴望，我们准备一些礼金和礼品，敲响了他的房门，一位年过九旬、两鬓斑白、面容慈祥的老人缓缓打开了房门。

那一刻，我瞬间认出；他就是刘兴发连长。他问我们找谁，我挺直身子，郑重地向刘兴发连长敬了个军礼，并大声说道：“报告连长，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八连三排战士杨晓向您报到。”刘兴发连长也努力挺直了他那佝偻的身躯，向我和大魁哥回敬了军礼。礼毕后，他颤颤巍巍走上前来，仔细地端详着我和大魁哥，微笑着说：“真的是杨晓和大魁。”话音刚落，我们六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那一刻，我和大魁哥百感交集，而刘兴发连长早已经激动的老泪纵横了。

作者：何伟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