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落故园

清晨起来的时候，天还是黑蒙蒙的。透过有些哈气的玻璃望向窗外，小区里到处都是一片白色，昨夜的一场大雪终于让这座小城进入了真正的冬季。远处的楼顶也铺上了厚厚的、未经践踏的雪被，在清早灰白的天光下，泛着一种静谧的、绸缎似的微光。学校里的孩子们也因下雪放了“雪假”，少了平日早上上学时的喧闹声音，周围仿佛被这雪按下了静音键，只留下一种柔软而静谧的安宁，而这安宁，却像一把钥匙，轻轻一转，打开了儿时记忆里故乡的门。

儿时的冬天，雪可不是这样矜持，久等不来，像今年冬天，直到冬至前后才飘了一场小雪，铺上薄薄的一层，随后就迅速融化。那时的雪是紧密的、厚实的、铺天盖地的，常常是一夜北风，清晨推门，门槛外的雪便能把门堵住，整个村庄便是白茫茫的一片，那种白，是丰腴的、有着厚度的莹白，覆盖了柴垛、井台、场院，也覆盖了所有杂乱与荒芜，将村庄简化为最纯净的水墨画。树枝被雪压出好看的弧线，偶尔“扑簌”一声，坠下一团，惊起觅食的麻雀，扑棱棱飞走，抖落一团晶亮的雪雾。

这样的日子，是属于孩子们的，孩子们是不怕冷的，棉袄棉裤臃肿得像球，袖口和膝盖处总蹭得油亮，穿着母亲缝制的厚厚的棉布鞋，带着棉手捂子，棉帽子在雪地里嬉笑打闹、堆雪人，在覆盖冰雪的冰面滑爬犁，那种爬犁就是找几块木板钉在一起，然后在下面钉上两根铁丝，弄两根小木棍，在木棍头上再钉上铁钉，一群孩子就开始在冰面穿梭。

至于打雪仗，也很有气势，一群孩子分成两个阵营，在打谷场堆起歪歪扭扭的“雪垒”，然后开始“冲锋”、“防守”。雪球在空中飞来飞去，砸在身上，“噗”地散开，脖领里钻进冰凉的雪沫子，激得人一哆嗦，却只引来更放肆的笑。玩得疯了，热气从头顶蒸腾起来，摘下帽子，头发根都冒着白烟，那热气遇到冷空气，瞬间凝成霜，挂在眉毛和额发上，一个个都成了“小老头”。那时的快乐，是那样简单、饱满，带着冰雪凛冽的清气，和浑身使不完的力气。

当然，故乡的冬天，不只是下雪时欢愉的底色。它更有一种沉甸甸的、带着烟火气的真实。那是的父亲，在部队当兵，家里只有母亲和我们兄妹两，下雪的早上，母亲似乎起得更早，在院子里扫雪，我和妹妹醒来的时候，院子里已经清扫干净了，而母亲也成了“霜人”，非常辛苦。扫完雪后，母亲便又要在厨房里忙碌，大铁锅里的水烧得哗哗响，准备着一家人的早饭。记忆中，母亲就是一个美食大师，无论什么样的食材，在她手里都会变成可口的食物，滋养着一家人的生长，那浓浓的烟火气让我们时时惦念，也深深烙印在我们心中。

后来，像许多乡村少年一样，我离开了那里，读书，工作，在城里安了家。城里的冬天，是另一番景象。供暖很好，屋里永远是恒温的春天,而下雪成了天气预报密切关注的“新闻”，成了城市清洁、出行安全的重要目标，需要立刻被“清扫”。除雪车轰鸣着驶过，融雪剂撒下去，黑色的路面很快显露出来，高效，整洁，却也无情地抹去了雪停留的痕迹。孩子们被裹在羽绒服里，小心翼翼地在小区清理出的空地上，堆一个袖珍的、不会弄脏衣襟的雪人。雪，从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存背景，变成了一种需要被管理的、略带奢侈的景观。我偶尔会站在擦得锃亮的玻璃窗前，看外面迅速消失的积雪，心里会掠过一丝淡淡的、说不清的怅惘，仿佛丢失了什么与季节、与土地亲密接触的凭证。

有一年，我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故乡过年。又是一个大雪天。村庄似乎变化不大，只是年轻人更少了，雪地显得更加空旷宁静。在伯父家里，孩子起初怕冷，缩手缩脚，但很快，他被表哥家的孩子拉进了雪地里。他们尖叫着，翻滚着，学着我们的样子笨拙地打雪仗，小脸冻得通红，眼睛却亮得像星星。那一刻，我忽然有些恍惚，仿佛看到了几十年前的自己，在同样的土地上，拥有着同样简单的、发自肺腑的快乐。

我忽然有些恍惚，那让我怅惘的，或许并非仅仅是雪本身的存留，而是在那与雪共存、与严寒抗争的岁月里，人与人之间被挤压出的那种紧密的依赖，那种在朴素劳作中产生的踏实，以及那种在极端自然条件下依然蓬勃的生命力。雪，是严酷的，它封冻大地，给现代的人们带来出行的不便；但它也是温情的，它覆盖了一切，给予世界片刻的平等与纯净，它逼迫人们向彼此靠拢，从简单的食物和共度的时光里，汲取最深厚的暖意。

窗外的扫雪车来了，轰隆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城市开始苏醒。很快，这洁白的雪景将被规整的柏油路面取代。但我心中那片故乡的雪原，却永远不会消融，它厚重，沉默，覆盖着老屋、田野、亲人的身影和整个远去的童年。那雪，凉丝丝地落在记忆里，却始终散发着，源自生命深处的、永恒的热气，那便是我的冬天，我故乡真正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