柑橘人生

每次我回建阳看母亲，只要时间充裕，母亲便会叫我过洋墩去看望舅舅。但也不忘提醒我，舅舅叫你带柑橘，你少拿点。

我也会回嘴她：那柑橘都有我的汗水。

我舅舅是这世上除了母亲外，我最亲近的长辈了。我在他身边生活了四年，从小学到中学。我处世里的那份坚韧与平和，多半源于他的身教。

他很勤劳，一个人开了三片柑橘山，山垅间，沿梯而上，层层叠叠，漫山遍野。少年时的我，是他免费的帮工，我周末要跟着他上山锄草喷药，下课要到有上坡的路口去接他，帮着推板车。但最开心的是下长坡时，我分脚站在板车尾部两侧，压着它，使它不至于失速。从村头到村尾，沿坡而下，我会很开心地喊：阿舅，快点冲～，他听罢，总会甩开腿，拉着板车快速下冲，迎着风，我感觉像个古代将军，在指挥他冲锋陷阵。

他生性平和。对我也是如此。从不会因为我是小孩或晚辈，便忽视了我的态度。很多事情，他都是与我协商：你要暑假了，橘山太大了，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你帮施了肥再走好吗？那种神色，做小孩的我，看了都于心不忍，只好答应他。我少年早熟，一定是与他锻造有关。我舅妈理解并同情我：一个城里小孩，跑我们家来吃苦，为难你了。

舅舅一年的劳作中，秋季是他丰收的季节。每到那个时节，我能见着他掩饰不住地抿嘴微笑，他从不开怀大笑。

采摘柑橘的时候，漫山遍野的，都是黄灿灿的。果林间。采摘的人站在人字梯上，眼里每次只盯着一个柑橘，一手兜着它，另一手拿着宽刃的果枝剪，穿过枝间，准确地停在吊枝的上方一公分处。随着果枝剪咔嚓咬合声，柑橘便稳稳地落入手中，再轻轻地放入背在腰间的果篮里。

柑橘多了，舅舅就会雇辆拖拉车，拉回一框框的柑橘，沿着洋墩河北边的街面，行驶而过。我母亲在秋收时节，也会来帮助包裹柑橘。他们围坐在阳光下、或树荫间，用绵柔的本地话聊天。手上都是下意识的动作：拿起一个柑橘，另一只手润润手指划过，一拧搓，一个薄薄的红色塑料薄膜袋就被打开，套在柑橘上，拧着袋子口，一个旋转，就封好了，再根据大小品相均匀放入眼前木制框内。当框子装满而未有溢出时，就有专人把它搬走，又放进新的空框子。

这个季节，有种柑橘的家庭，全处在这忙碌的喜悦中，空气都带着柑橘的丝丝酸甜。

柑橘收成之后的时日，也是我最开心的。我总认为，这份收成，也有我的一份付出。我可以摆张矮凳子，坐在阳光下看书吃柑橘。

所以，我从没觉得那四年是一种苦。我一直觉得幸福的前端是辛劳。

直至成年后，远在苏州的我，给舅舅打电话联系，聊天中，我随口问：今年柑橘收了多少斤？他说三万多斤。我又问：收购价是多少钱？他说七毛多。那个时候，我惊诧了。电话两头都沉默了一会儿。三万多斤黄橙橙的柑橘，三百多个日夜的伺候，最后静静地落在“两万多”这个数字上。

我又问了一句：要不就不种它了。半晌，他回我：其他的，我不会了。

那次电话以后，我再回建阳，有些怕见他。怕他的不幸触动我内心的柔软，当着他的面流泪。随着年龄增长，愈发成熟的我慢慢明白，我的“心酸”，于他而言，或许并非是不幸。那是一个我用了很多年才勉强窥见的、关于“值得”的真相。

我的计算，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三万多斤，七毛多，两万多块钱。他的计算，是生命意义上的：在有限的时间里，那片土地对他每一个脚步、每一滴汗水的全部回应。那“两万多”，不是一个寒酸的收入数字，而是土地给予他的对话、有我舅妈的、我外婆的、我外公的…

他说“其他的，我不会了”。这也不是无奈，更是一种选择了的坦然。他将自己的一生，像嫁接果木般，专一地嫁接到了这片山垅。

他抿嘴的微笑，不是对着银行存折，而是对着满山遍野的、由自己双手唤出的依恋。还有我舅妈在山顶看着他，陪着他。

他的世界，好似他的王国，不在别处，就在这层层叠叠的橘坡之上。我的“心酸”，源于我用外面世界的尺子，去量他的人生。而他的平和与坚韧，恰恰来自于他从不需要那把尺子。

他教会我的，原不只是劳作，更是一种存在的定力：将自己生命的形式，耕耘到极致，然后，平静地接受这片土地所能给予的一切，包括生命……

如今，我再回去看他。我可能会少拿些柑橘。但心境已不同。我不再为汗水与收获的“不等价”而耿耿于怀。那柑橘丝丝酸甜里，有浸透了土地的重量。

——献给我的舅舅叶福生、舅妈俞春娘，以及他们深爱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