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瓜酱豆

朦胧的光晕，是暗红色。渐渐地穿过眼睑，白刺刺的。头，更晕了。那是天花板上的灯，守了我一夜。不对，我分不清楚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这间屋子没有窗户。

我张了张口，舌头就像塬上暴晒过后的黄土面面，干燥地摩挲着嘴里的打麦场。我艰难地挤出一点口水，就像吞下了一把麦糠。

头沉得像碌碡（注：圆柱形石磙）。小心翼翼地转动着脖子，仿佛碾过了一根枯枝——嘎巴作响。摇晃着拿过水壶，往保温杯里添了一半热水，茉莉花茶浓郁的香气倏地窜了出来。端起水杯试探着，温度刚好，便一饮而尽。

胃里的火焰暂时被扑灭，腾起一阵烟尘。鼻腔里满是花茶的清芬，嘴里的苦涩渐渐化成回甘。灵魂终于被我从天花板上拽了回来！

这时，我才看清了周围的模样。

北京的出租屋内，狭窄逼仄，只容得下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地上支起的折叠桌上，放着半个馒头和一碗底的西瓜酱豆。

床，大概是这里最舒适的一个地方了。褥子和被子都是从家里带来的，厚重得很踏实。北京的这个小区内，不允许晾晒衣服被褥。所以盖着有些潮湿，就像裹着露水的清晨。

我盯着白刺刺的灯光，眼神涣散。垂下的灯罩从六个变成了好些个，灯光交织，融化成了一片，重新变得朦胧。

旧空调“咕咕噜噜”地送着清凉，突然变频，好似刮来一阵晨风。持续的耳鸣就像蝉鸣——“喂哟儿～哇，喂哟儿～哇”。

我从外婆胡秀玲的楼房顶醒来了。刘家崖的夏天，暴晒了一天的水泥房顶，哪怕睡了一夜还是异常温热。被褥裹着露水，黏糊糊地贴在身上。突然的一阵微风拂过，带着晨光的暖意，抹去了身上的不适。身边的大人们已经不见了，只有表哥和我，还有妹妹。

太阳就快出来了，空气里传来一阵厚重的咸香，是胡秀玲把酱盆搬到了房顶，里面是满满的一盆西瓜酱豆。

一周前，半袋子黄豆被胡秀玲从东间拽出来的时候，我正在玩着一摞崭新的塑料油纸袋，是之前卖苹果时剩下来的。透明袋子结实耐用，那时候院子里堆满了硕大的“秦冠”苹果，好像南边起伏的秦岭山脉。胡秀玲拿着一把量果板，挨个量好分类，再一个接一个地仔细装袋，还故意把讨喜的红色那面朝着袋子外面，异常“狡猾”。

一摞整整齐齐的油纸袋，边缘整齐就像一个正方体，流动着青色的光波，我仿佛能闻到溢出来的果香。滑溜冰凉的正方体在我手下变成了平行四边形，这个形状让我想起了数学课本。用力一推，滑开的袋子就像魔术师手里的扑克牌。

胡秀玲的斥责声传来时，我还在思索着“为什么透明的塑料油纸袋摞在一起会变成青色”。

桐树枝桠繁茂，给院子铺上了一片阴凉。阳光漏过桐树叶洒在胡秀玲身上，好像发着光。她正用簸箕去除黄豆里的杂物，黄豆像流水一般，带着“哗哗”的声响，在簸箕里一上一下。响声停下时，胡秀玲眯着眼，捡拾着簸箕边缘的杂物。

院内的大铁盆里，桐树枝桠的影子闪烁着光波，在水面轻轻摇晃。盆里装了一桶水，旁边还放着一桶。是我从门前二姨家水瓮里挑来的，依旧是四十步。这次没有单手拎，因为一桶水不够用。胡秀玲一会儿洗完黄豆后，另一桶水用来泡豆子。

有活干比闲着好，闲下来外公该催我写作业了。不止是写作业，还要预习表哥的课本。关键还是数学课本，我宁愿背诵《出师表》。

外公以前在郑州读水利工程专业，1961年胡秀玲从商丘嫁过来的第二年，外公就弃学回家了，那会儿家里劳动力不够。外公没种过地，不足百斤的身体挑不起来一担水，也是被村里人笑话了好久。是胡秀玲挺着大肚子，陪着外公一起劳作，才一步步学会了侍弄庄稼地。

所以挑水这种事，我是抢着去的。二姨家的井旁有个存水的大瓮，只有水快见底或者舅舅打农药用三轮车拉水时，才会用水泵抽水，这样省电。

外公平时挑水都是一瓢接一瓢地从大瓮里面舀，我喜欢用井辘轳打水，哪怕大瓮里面的水溜边流沿儿。只因为有趣，还能消磨时间。

井辘轳被舅舅固定在井边的砖墙上，圆柱形的身子横跨在井上方，右侧伸出一个弯弯的把手。辘轳身子被井绳磨出了层层的凹痕，却是异常光滑，弯弯的把手也是锃光瓦亮，裹着一层岁月的包浆。

用井辘轳打水时，就像用带有手转小柄的铅笔刀削铅笔，得慢着来。否则井绳摇晃，水桶碰到井壁刮到了泥土，那费劲绞上来的就是一桶“黄河水”。

我更喜欢往下放水桶，等井绳下去了三四圈后，双手上下扶着井辘轳光滑的身子，感受着手掌内转动的灼热。顷刻间，井辘轳的把手就向我抡出了风声。

我看着高速转动的把手残影，慢慢地抬起膝盖，将大腿凑了过去。

“嘣”——双手咻地抱紧辘轳身，接住了那抹风声。

片刻后，井底传来了水桶掉落的声音。

次日清晨，胡秀玲在院子里拾掇着大盆里泡着的黄豆。我捂着发胀的大腿，回想着外公的话——“疼”是由表到里的一种感觉，伴着急促、猛烈。“痛”是由内而外的一种感觉，连绵不绝。

我搞不懂，就像不明白为什么簸箕里面圆滚滚的黄豆，泡了一夜后却变成了椭圆形。我不知道黄豆能不能分清“疼”和“痛”，可它一定明白什么是“胀”！

泡好的黄豆整齐地码放在篦子上，已经沥出了多余的水分。温润饱满的豆子闪烁着光泽，被胡秀玲裹上了一层厚厚的面粉，好像二表哥旧簸箕里结的白色蚕茧，密密麻麻，丝丝绕绕。

外公已经开始生火了，黄豆要先蒸一个小时。院子的大锅头里是刚挑的水，水桶已经被打捞上来，我似乎看到了扁担在他慢慢悠悠的瘦弱身影上晃着。

热气腾腾的黄豆被纺织布兜着，已经没有刚才的光泽，软乎乎、湿塌塌的。胡秀玲和二姨撑着透明塑料袋，外公将捏紧的布头塞进口袋，猛地拽起纺织布底，松开布头后抖落了几下，雾气蒸腾，已看不清塑料袋内的模样了。

胡秀玲接过外公手里还冒着热气的纺织布，湿漉漉的，左手倒右手，嘴里嘶嘶哈哈地喊烫，外公已经扎紧了塑料袋的口子。

“可不敢叫漏气了，要不然会生蛆。一会儿用小车推到东头打麦场，埋到麦糠堆里，注意点别碰到别人家放的袋子。”

外公甩掉手上的水珠，点上了一支小浪底。

“放一个礼拜，等晴天大日头时拿出来晒。”

“下雨了咋办？”我问外公。

“没事，雨淋不进麦糠堆。”

外公鼻孔冒着烟，好像刚才的蒸汽溢了出来。

暑假的日子总是重复的：踏着晨光捡“知了皮”、吃早饭、盯着大日头除草、午睡、捡落果。

不过午睡时，外公会在巷口的大桐树下“摆方”（注：五方棋）。我不是蹲在他旁边看，就是趴在井口贪凉，望着井底闪烁的影子，偶尔朝着它大喊一声。

在我快忘记晒酱豆这回事的时候，胡秀玲拿回了那个袋子。袋子里面看着像腐烂后的苹果，黏黏糊糊的棕红色。打开袋口的一瞬间，我抽搐了一下。臭——就像淋过雨的烂棉鞋暴晒后的味儿。

太阳像个大瓦数的日光灯，房顶的水泥地泛着白光。胡秀玲在上面搭了一个旧床板，铺着一大张油纸袋，周边和四角都压着砖头。这袋发酵后的黄豆，扯着丝，冒着臭气，均匀地摊在了油纸袋上。

八角、小茴香、花椒、桂皮、干秦椒、干姜，像一堆树叶子，被胡秀玲用纺织手帕包起来，结结实实地打了个死扣。一大把细盐顺着手帕包裹淋下去，在钢筋锅里沸腾着，颜色已变得深红，却是扑鼻的香。

傍晚的时候，油纸袋上已看不出来是黄豆了。干巴巴的红褐色块状物，中间连接的结晶是片状的，好像集市上的糖画。悉悉索索的声音伴着嘎巴巴的声响，胡秀玲将油纸袋收了起来。一阵拍打揉捏后，所有的碎渣全被倒进了酱盆，锅里舀出来的料水刚好漫过顶端。

“泡一夜，明天接着晒。这些豆子得过三次水，才能入味。明天连着酱盆一起晒，你别顾着在屋里耍，过一会儿就去房顶搅一搅。画着圈，顺着一个方向搅。等晒干了晚上再用料水泡，这料水够用三次了。”

胡秀玲用手掌抹了一把鼻头，我没应声，心里嘀咕着，她是不是不懂“顺时针”这个说法？

两天里，数不清多少次上下楼，白光、热浪、知了刺耳的嘶鸣、酱臭味，如影随形。好在有井口的清凉和外公的笑声，终于到最后一天了。

大清早的，胡秀玲在切西瓜。去掉了西瓜皮，切了满满一大盆碎瓜瓤，鲜红鲜红的。没等我用勺子挖上一口，她就一股脑全倒在酱盆里了。干巴巴的酱豆块已被泡得膨胀发软，黏糊糊的黑褐色裹着鲜红的西瓜瓤，被她一阵搅拌后端到了房顶，又是均匀地倒在了油纸袋上。

“今天再晒一天就成了，这几天这日头真是大，晚上屋里都不能睡，跟蒸笼一样。宾子，你去把昨晚睡的铺盖拉展了，让好好晒一晒。”

胡秀玲指着房顶的被褥对我说。

是得晒晒了，北京的被褥也是裹着潮气。我摸着褥子，眼睛盯着桌上的那小碗底西瓜酱豆，还有半块馒头。

冷馒头就着西瓜酱豆，为什么会越嚼越香？我咽下了最后一口馒头，喝了一口花茶。

一会儿就用绳子绑到阳台窗口晒，总会有办法的。就像胡秀玲说过的那样——被褥潮得久了会发霉，心里憋久了的话，不说出来，怕是要像捂坏的酱豆，长出霉斑，伤了身子。

看着狭小逼仄的出租屋，这几年的辛酸漫上了心头。

布丁出生那年，心里像揣了一团火，意气风发。可日子铺开了才发现，我就像那泡过水的黄豆一般，光鲜亮丽却经不起簸箕的颠簸。很快，那点豪情被冲得七零八落。

生活，又给我裹上了一层厚厚的面粉，扔进了蒸笼。然后热气腾腾地装进了油纸袋，任我在里面翻腾、挣扎，不甘地吐着热气，却怎么也冲不破那层透明的隔膜。

布丁快两岁的那年夏天，我踏上了北京的列车。风雨里穿梭，烈日下暴晒，两个月的外卖生涯，我用脚步和车轮丈量了东坝的每一寸土地，结结实实地踏出了一个大圈。

就像酱缸里的顺时针那样，我被搅弄着，晒干了所有的水分——终于清醒了。

我捡起了书，从路遥老师的“窑洞”走到了刘震云老师的“延津”。翻开书页的瞬间，像打开了麦糠下的酱袋——那些憋着的不甘、攒着的委屈，突然就化了，融成了一杯温热的白水，顺着字缝淌了下去。

就像胡秀玲把发酵好的酱豆第一次搬到房顶晒，阳光落在豆子上，泛出一层油亮的光，我在《一句顶一万句》的字里行间，看见了杨百顺往西找巧玲，遇上了火车上那个啃烧鸡的灵宝人，油星子溅在袖口，两人没说几句话，却像冲开了杨百顺的堤坝。我着急知道故事后来怎样了。

后来，我第二次翻看这本书。这次视线落在了细节里：老汪在窗台发现半块灯盏咬过的月饼，青红丝比镇上买的多，揣在怀里走到水缸前——那缸水溜边溜沿的，映着他的影子，他对着水哭灯盏，哭那没了一个月的女儿，眼泪掉进水缸，也流过了我的心间。耳边响起灯盏的声音“驾哟，我带恁去姥姥家找恁妈”。就像第二次晾晒酱豆时，黏稠的那个午后，我听着外公的笑声，对着井底发出的那声呐喊。突然就清楚了，原来那些没说出口的，比说出来的更重。

如今，第三遍翻看，字里行间漫出来的，是那种“说不着”的沉，一句话找另一句话，一个人找另一个人。孤独，就像北京东坝这群黄土塬汉子那样，酒酣耳热后，牵挂着酱豆最后晒出的颜色，惦记着酱缸里溢出来的香。

所有的过往都融成了笔下《托举》里的追忆——杨百顺的找，老汪的哭，说到底都是心里憋着股没处说的劲，像酱豆埋在麦糠里的发酵，闷着，却在时光里，不知不觉长出了自己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