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秀玲的枝枝蔓蔓

我手机文档里，静静地躺着一份文件，我特意将其打上了星标，起名叫做“胡秀玲的枝枝蔓蔓”，算下来差不多有半年时间了。

那是今年五月份，母亲节的那天，凌晨四五点钟的样子，有风，还下着雨，不过天亮的那一刻雨停了。

许是玻璃上的雨痕在作祟吧，跌跌撞撞地，似是要敲开这窗里的落寞，于是我在车里写下了一篇文章，叫做《母亲——雨中的追忆》。

那一刻，应是星辰穿过了云层，跟随着雨水，坠入了我的眼睛。起初只是眼眸深处的一阵涟漪，可随后而来的，是心底褶皱里的波涛汹涌。

我决定，就此书写下去。像是倾诉，又像是宣泄，那压在心底三十多年的重量，先是倒出来了两万多字，后又书写了近八万字。

从我丢掉高中的那支笔到现在，已经快二十年了。最初倒出来的那份重量，远不及后来灵台清明后的书写，许是重量压住了思绪的脉络。所以我一直找寻机会将其修改整理一番，却总是迟迟不动笔，像是烫手似的，不敢触碰。

胡秀玲，是我妈妈的妈妈。

黄土塬上那些故人，那些往事，像是随处可见的酸枣丛，随着她往返于土地间的脚步，生出了一路的枝枝蔓蔓，缠绕着她的大半生。

此刻她正坐在台阶上看着我儿子布丁笑，布丁专心地往撮里面挑选新品种的红薯和柿子，嘴里念叨着要挑好看一些的送给妈妈。

初冬的正午，两人身上像是镀上了一层光，就这么映在了我的眼中。

明天就是农历十月初一了，得给故去的亲人们送寒衣。我这趟归途时间很短，也很偶然，却是赶上了这个祭奠亲人的机会。

胡秀玲今年八十三了，她是农历十月生日。我今年三十六岁，我儿子布丁五岁，我们都是农历十月生日，就这么赶在了一块。

趁着养我的人和我养的人都陪在身边，索性将那些沉重的记忆鳞片拿出来晒晒，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誊抄一遍。

我想，在这片和煦的阳光温柔的注视下，那些沉重的底色应该会像母亲节那天的阴霾一样褪去，接住那抹星辰的光辉，就像接住了胡秀玲托举我的那份力量，我来亲手誊抄，然后传递给布丁。

一、沟底的桃花源

1961年，塬上的酸枣丛正冒着绿芽，枯褐色的大地被这抹绿色唤醒。陇海线的火车穿过这片沟壑丛生的黄土塬，像是一道农人犁出的地沟，又长又深。隆起了两侧的土崖，像一条线，分开了远处的南山和北边的黄河，紧紧地挨着两侧人们居住的窑洞。

火车轰鸣而过，卷起了崖壁上的黄土，枯草丛齐齐地朝着火车奔跑的方向张望，不时顿下来，回头看一眼密密麻麻的窑洞。

集体食堂的炊烟被风吹散到了各家各户，胡秀玲也从商丘嫁到了这个叫刘家崖的地方。那年她19岁，一个人从河南的最东边来到了河南的最西边。

暖阳晒得胡秀玲眯起了眼睛，她摘下帽子，快速抚了抚头发，又重新戴上，白发映得脸上的皱纹更深了。我想象不到她19岁的样子，但她确实是当年那个19岁的姑娘，花儿一样的年纪，就像我遇见妻子那年，应该也是懵懂的。

她轻声说：“那年啊，你外公骗了我。”

我蹲下来，帮布丁捡滚到台阶下的红薯，随口问：“咋骗的？恁大老远从商丘过来，他还敢哄你？”

她笑着伸手拍了拍裤子上的黄土：“那年他拍着胸脯跟我说，刘家崖这边，家家都是二层楼房，我信了，二层的楼房倒真是有，是东崖沟底窑洞的院子里，带着层低矮阁楼的一间土坯瓦房，阁楼上放粮食用，人在上面就直不起来腰哟。”

东崖下的那座老院子已经拆了，我努力回想它的样子。年幼时我常去，那副画面似是刻了下来，拂开尘土，便清晰了起来。

记忆里，沟底的老院子只有太姥姥独自居住。那时太姥姥虽年事已高，但还算硬朗。整日里穿着对襟的黑褂子，阔腿的裤子扎着绑腿，一双小脚走起来颤颤巍巍的。总是双手扶着手杖坐在屋檐下，眯着眼睛打盹儿。

院子里有三间土坯瓦房，三孔窑洞。院子门不大，双开扇的木门。老院子的院门虽小，但也足够精致——门楣、门环、门扣、门当、门槛，一应俱全。

斑驳的门扇摸起来很厚重，纹理很深，像这片土地一样的枯褐色，也那般布满沟壑，却是圆润不扎手，应该是松木。

门上的横批，字迹由于门楣上沿的遮挡，依稀可辨。只是门框上的对联，风吹雨打，已辨认不清。残破对联斑驳了门框，红色的痕迹下面，还能看到藏着黄白两色，三种颜色的对联痕迹，是离别，是思念，是摞起来的岁月，是人来人往的日子。

在岁月似水一般的冲刷下，木门的接口处已经显出了黑色的腐败。随着开合，咿呀作响，仿佛在诉说着几十年来的故事。

太姥姥居住在西边的两间，进门的右手就是。胡秀玲居住在东边的一间，进门的左手就是。剩下的三孔窑洞，一孔后来住着我二姨一家，剩下的两孔养着鸡鸭和猪羊。

太姥姥那两间房的后墙和围墙之间，有一条两米多宽的甬道，一般用来走车，用板车运送农作物，区别旁边的院门，单独开了一个门。

甬道旁栽种了一行梧桐树，按记忆中的树龄推算，应是胡秀玲嫁过来时，外公亲手所植。

穿过甬道就是院子南边的一面土崖，那里人工开凿了一个隧道，两米多宽够一辆车通过，步行六七步穿过隧道后，豁然开朗。

这里有平整的一片土地，像一个大平台，旁边又被开凿了两孔十多米深的新型窑洞，冬暖夏凉，专门用来储藏苹果。站在平台边缘的杏树下，两侧土崖环抱着一片凹陷的土地；俯瞰沟底的桃树与梨树，远眺着远处的南山，竟像是在巡视自己的领地一般。

人们把这里叫做“梨沟”。

谁能想到，这样的工程体量，皆是镢头与洋镐生生刨出来的。逢山挖洞，遇坡平岭，一镐一凿皆是气力。

后来的我总觉得沟底老院子的布局颇有深意。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这不就是一个微缩版的桃花源吗？外公这份藏在院子里的深意，也不知当年的胡秀玲是否察觉。

二、黄土塬的刺角芽

沟底老院子旁的东崖上，长着一种野酸枣。低矮纤细的树身，枝桠不规则的野蛮生长，一丛一堆，或是零星散布，在这片土地上随处可见。

春风带着暖意拂过树身的时候，枝桠上新生的刺是嫩嫩的绿，旁边还有软软的芽，慢慢的还会看见小小的果实。

那时我们叫它“刺角芽”。

酸枣丛正冒着绿芽的时候，那些稚嫩的刺角芽像是春天一般，风也没那么冷了。

集体食堂的炊烟被风吹散到各家各户，社员们都赶紧拾掇自家的小土坯灶。那时候刚恢复自留地，每家按人口分地，每口人能分到三分地，种上红薯、萝卜，加上上山挖的荠菜、马齿苋，终于能自己做主做饭了——虽然还是粗粮多，但至少能吃饱。

比起山区，这片土地还算齐整，却是沟壑丛生，光开垦、种庄稼就比平原累得多。成年男劳力去修田地，用洋镐削坡平岭，镢头刨土、用筐子运石头，干一天能给12分，比种平原地多2分；女劳力跟在后面垒田埂、捡碎石，一天给9分，也比普通农活高1分——因为高低错落的梯田边缘要是垒不结实，下雨就冲垮了，这活技术还得好。

胡秀玲那会儿分到了九分地。她和外公还有太姥姥，一共三口人，太姥爷则划在了外公哥哥那一户。

胡秀玲结婚后，外公还在郑州的大学读水利工程专业，直到胡秀玲怀了老二时才回来的。胡秀玲在家里跟着公婆一起生活，公公人比较和善，婆婆却不同。

婆婆是个裹着小脚的干瘦老太太，人虽瘦小，可动起手来却生猛彪悍。用手抓着胡秀玲的麻花辫，绕着手背缠一圈后，再抠住发根——将胡秀玲的头按在地上揍！

我诧异于太姥姥的彪悍，那么瘦小的身体会有这么大的力量。也心疼那位远嫁而来的年轻姑娘，我的外婆胡秀玲。

胡秀玲跟我说这些时，往后捋了一把短发，竟然在笑：“你外公可怜啊，家里孩子多了之后，好好的大学生，只能回家种地。他哪里会种地啊，那身子骨那么瘦。”

此时的阳光应该也同那年一样吧，胡秀玲眼睛里藏着笑意，目光也没有那么浑浊了。岁月只是抹去了过往的痕迹，却把那些土地上的褶皱和沧桑，印上了胡秀玲的面庞。

胡秀玲要强，干起活来不惜力，对自己这般要求，那对孩子们也是一样。太姥姥在那个年代，能供出来外公哥哥这位海军战士，还能供出来外公这位大学生，那自然也是一位强人。这硬碰硬，胡秀玲这个晚辈，自然败了。

大学生回家种地，很快就在村里传来了。外公不足百斤的身体，挑不起来一担水，对农活，更是生疏。被人们嘲笑时，是胡秀玲挺着个大肚子，陪着一起干活。

胡秀玲总记得，一口人能分到三分地，人口多了，那自留地也就多了，地多了，口粮也就多了。外公显然更善于规划，文化人的身份，很快便得到了一份民办教师的工作。上课之余，接着种地，只是夜色降临后，他会背着洋镐和镢头，提着煤油灯，揣着冷硬的窝头和水，默默地走向与老院子一沟之隔的西崖。

刘家崖向南对着小秦岭，是秦岭山脉的东延余脉，北边靠着黄河。一条陇海线从东向西把刘家崖切成了两半。一半被我们称作沟底，那里是窑洞和东西两个土崖上的耕地。另一半我们叫崖上，是后来西边集体搬迁的新居住地。一条深沟又将沟底隔成东西两个土崖，与陇海线一起，像是一个十字形，又像是南北东西两条中轴线一般。

西崖下也有一排窑洞，外公挑着煤油灯，一个人在那里挖窑洞，他要挖三孔窑洞，算下来就够住了。

白天上课，下地，晚上挖窑洞。不知道那些日夜的劳作中，这个瘦弱的人在孤独中想了多少，后来胡秀玲就带着孩子们搬到了这里。这里叫西窑，外公与胡秀玲在这里养育了七个女儿，我的母亲红，排行第三。

1983年，灵宝小秦岭盛产黄金的消息没有在刘家崖激起波澜，倒是突然冒出来的杨百万，王百万等着实搔到了众人的心坎里。

“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包产到户就这么在那年全面落实。

“咱们可没这黄金命，庄稼人就好好侍弄地，现在这苹果也值钱！你看增彦叔，回回买西瓜都是一麻袋！”

刘家崖歇晌的下午，聒噪的蝉声嘶鸣着洒下一缕缕细细的清凉，村口桐树下一群乡亲抹着脸上的知了尿，围坐在卖西瓜的三轮车旁。

厚厚的草毡子铺在车厢里，上面还有一床破花棉被，绿色底子绣着大红牡丹，像被车轮碾过的西瓜一样，当真是红配绿——赛狗屁。

老板戴着麦秸帽子，脖子上白色的毛巾已变得黑黄，湿漉漉的应该是刚从哪家用凉水摆（注：清洗）过，边说话边拿掉帽子扇着风。

“嘿嘿，屋里娃多”外公笑着接过烟别在耳朵后面，一头白发精神抖擞的立着，短袖衬衣在瘦弱的身躯上晃着。枯黄泛黑的大手上青筋突起，熟练的用手指敲着西瓜辨别好坏。

后来在课本上看见鲁迅先生的画像，我总能想起我的外公。

我打断了胡秀玲的回忆，她听到我的比喻，笑了：“你外公是文化人，可争气了，那些年里，大家都吃不饱，可是你外公就没有借过粮食，阁楼上的存粮还总借给别人。”

“老板，增彦叔这可是大客户，你可不敢叫老汉挑下瞎瞎瓜（注：坏瓜）了着！”

说话的是位年轻人，边说边递烟给外公，两只手腕上粗糙的刺青能看出来是爱和恨，看笔画应该是自己弄的。

外公接过烟笑笑，没有说话，把烟别在了另一只耳朵后。

“哪能哪能啊，庄稼人自己屋里种的，瞎瞎瓜都留着自己吃，挑出好的才敢拉出来卖”，老板连忙摆手说，众人哄笑。

早先的时候大家也笑，不过笑得却是从学校回来的大学生外公挑不起来一担水。

后来有了七个姑娘后，胡秀玲为了不让人家笑话家里没男丁，又怕姑娘们的劳动力不足会耽误收成。每逢庄稼赶收这种“日急慌忙”“火急连天”（注：着急忙慌，手忙脚乱）的时候，天不亮就打着手电带着姑娘们去地里干活，再后来就是我的母亲‘红’带着妹妹们去了。

胡秀玲骄傲要强，女儿们也一样，红更是随了她的性子，比她还要强。村西头的五亩荒地，红一个人耕的，两晌就干完了，平平整整是一溜儿水滑。

队里有一口大骡子，那是谁也不服！你越拉它走，它越后坠着沟子（注：屁股）使劲，两只耳朵抿着后贴着脖梗子，任你挥着鞭子叫骂，它那眼神里全是“去你的”。

可到了红手里，一拉笼头就走。西头的地边是个深沟，外公因为腿伤，坐在那个沟边陪着红，怕她牵着骡子走到这里时危险。毕竟这大牲口是出了名的犟！

红拉着骡子快走到地头外公坐的地方时就喊：“爹你歇着，没事一会儿就干完了”然后一拽缰绳一声吆喝，骡子打个弯贴着外公就过去了。

当时队里书记的老娘指着书记鼻子骂：“你都不如人家一个小女（注：小姑娘），你看看人家红，五亩地，两晌就干完了！你个男人家，两天了你整不好。”

外公的这麻袋西瓜就是买回去给辛苦的姑娘们解暑解馋的。

好日子不只有胡秀玲的勤快能干，更少不了外公的谋划。摇着蒲扇一番商议，几年时间后，东崖上那成片的苹果树，沟底新窑洞里那一袋袋储藏的苹果就变成了底气。

硕大的秦冠苹果，果大皮厚方便运输，新鲜的果肉里带着糖心，即便放久了也没事，果肉会发面，吃起来就像面包一样掉渣，没牙的老人都能吃！那几年赶上好价格，这不就让胡秀玲后来搬到崖上的二层楼房了吗。

那年虽然包产到户了，可农村必要的修缮工程还是要集体来统筹，村里开村民大会或者户主会，一起商议着劳动力的安排。豫西地区干旱，刘家崖所在的塬上更甚。挖旱窖、修水渠、主干道维修等工程一直都在做。

上城子是村子的入口，挨着310国道。从村口往南走半小时才能到陇海线的刘家崖。国道两旁的水渠正在修建，村里商议过了。刘家崖负责国道北边，上城子负责国道南边。

这趟出工，胡秀玲是带着红去的，在那里倒是遇见了熟人——我外公做民办教师时，一位同事的媳妇。

外公的同事也就是我的爷爷，在隔壁村四中教几何代数。他没来，是我的奶奶在修渠现场。

我奶奶是个热情外向的人，开口就喊：“秀玲，把你红说给我屋老大吧？”

外婆笑着，冲着外公和我爷爷的交情，应和着：“中啊！”

笑声就像那天喧嚣热闹的工地一样，阳光映着红额头上的汗珠，亮晶晶的。

于是，在外公精心筹备后，红嫁到了上城子。女婿个子高大，一表人才。西装笔挺戴着一副宽框眼镜，倒也是文质彬彬，确实排场（注：好看，气派）！

后来就有了我，那是1989年。

三、枣刺

被陇海线切开的刘家崖，火车每天都在轰隆隆的经过。人们从沟底的窑洞听到了崖上的楼房。火车的动静就像大地的震颤，感觉门窗都跟着抖动。

可人们已经习惯了这个动静。那些拉煤拉焦炭的、木材、油罐、还有客运车，都在日急慌忙（注：着急忙慌）的赶路。就像这片土地上辛劳的人们一样，忙着生存与繁衍。那些弓着的腰背，也不知道在哪一刻才会停下来。

寒风卷起了黄土，吹散满地的枯褐色落叶。酸枣丛光秃秃的枝桠上已挂满了紫红色的小酸枣。冷风像是刺入了骨髓一般，那光秃秃、布满褶皱的枯褐色枝桠随着寒风摆动，坚硬的黑紫色刺尖在并不暖和的阳光下闪着光！

这个时候我们叫它“枣刺”。

凛冽的风像枣刺，扎得人骨头疼，可我的外公，偏是凭着这股子硬劲，没让胡秀玲一辈子窝在窑洞里。

胡秀玲是1991年的初春从沟底搬上来的，他真的给她盖了两层的楼房，还是在崖上，是真正的砖头钢筋水泥房。这次的二楼门窗齐全，漆面也和一楼一样精致，但是暂时没打算住人。

因为去往二楼的楼梯还没有修建，院子是用剩下的砖头，暂时摞起了一个低矮的围墙。外公又用杨木做了一个木梯，方便去往二楼晒粮食和存放物品。

没有选择村里到处种植的桐树，因为外公说：

“杨木结实，耐用”。

那会儿农业生产“大包干”已经六七年了。因为每户的劳动力情况各有不同，分配的土地情况也有差异，还会因为种植结构的预判不合理等诸多原因。并不是所有的村民都有条件搬上来盖新房的。

暂时没有条件盖新房的村民，咬牙也要想办法在大队给批好的房底子（注：宅基地）上面先做好地基。动工时也是一样的热火朝天，仿佛要告诉所有人“好饭不怕晚”。

胡秀玲的楼房在整个巷子靠西的位置，因为她周边已经批出去房底子还没有建房，所以目前她就是最西边的一户人家，隔着几块空地，挨着西边划分好的各家的农田。

楼房对面的这户人家，是外公本家一个弟弟的，地基已经建好了。但是因为一些原因，一时半会盖不起来新房。于是胡秀玲就揣着钱，提着礼物去沟底的窑洞拜访人家去了。

回来时就喜滋滋去门口人家的地基上面，指手画脚的告诉家里的姑娘们，这里种辣椒，那里种西红柿，靠边的这里种上线豆角，也就是豇豆。线豆角需要找一些细竹竿做好架子，等豆苗蔓子长上来就能顺着杆爬，到时候长的好，摘起来也方便。

安排的井井有条，熟练的让人不免怀疑，她究竟什么时候开始筹谋这件事的？

整理菜地这种活肯定是要亲手做的，否则胡秀玲会觉得不踏实。

彼时她的大闺女和二闺女已经出嫁，也就是我的大姨和二姨。大姨嫁了离得不远的村子，往南走翻过两道沟就是。二姨留在了家里，找了个商丘的上门女婿，后来我就改口叫舅舅了。生了两个儿子，也就是我的两个表哥。一家人暂时还住在沟底的窑洞。因为新盖的几间平房正在施工，就在胡秀玲的前排，出了门右手就是。

姑爷都是外公给把关的，要求就是人模样得好，长得得排场（注：好看，气派），还得离家近。这也是家里几个还没出嫁的姑娘以后择婿的首要标准！

以至于后来胡秀玲责怪外公的时候总是说：“你就知道给挑长的好看的，好看能当饭吃吗？”

三闺女是我的母亲红，嫁到了同村叫上城子的地方。我爷爷是位教师，小时候跟我外公就是同学，后来外公做过一段时间民办教师，也算是一起共过事。

上城子的院子是早前买的地主家的房子，像四合院，不过东厢房已经卖给了邻居。所以院子里就剩下北上房，还有西厢房和南厢房。

西厢房门口就是院子中间，有一颗大桐树，遮天蔽日的。即便是下了一场雨，繁茂的大树底下也能找着干燥的黄泥地！

南厢房围墙那里有一颗大桑树，每年都结好多又大又黑的桑葚。所以母亲每年都会亲手采摘，选最好的用洋瓷大碗装好满满一碗，即便怀着妹妹，也会步行半小时，从上城子送到刘家崖来孝敬胡秀玲。

她也是最得胡秀玲心意的一个。能吃苦，还勤快，什么活都抢着干，要强的样子让胡秀玲每次提起来她，就会骄傲的说：“我家红勤快能干，最听话”。

其他几位姨姨还小，都在念初中。不过放假了就都回来了，热热闹闹的大家一起收拾，很快胡秀玲的菜园子就有模有样了。

几位姨姨抢着吃我母亲带来的大桑葚，即便是小心翼翼地，也免不了在手上和嘴角，沾上黑色的汁液。引得胡秀玲一阵怒骂：“没一点女孩样子”。

姨姨们嘻嘻哈哈的一边回应着母亲，一边从水瓮里面用木瓢舀水清洗，清洗的过程中免不了又是一阵嬉戏打闹！

胡秀玲就站在门口笑，笑得鼻头都红了，她一激动鼻头就会变红。

姨姨们读书一周才能回来一次。每次开学要带一周的馒头和腌菜，鲜菜放不住。学校也没地方加工，厨房的作用就是给学生们带来的馒头加热，大蒸锅里面放上学生们包着纺织手帕的馒头，手帕要么做上记号，要么绣上名字。

吃饭时拿着搪瓷碗或者流行的那种带着盖子，里面还可以放一个小菜盘的大号搪瓷缸子，接上厨房烧好的热水，拿着热馒头，就着自己带的咸菜辣椒，就这么凑成一顿饭了。

有时候大家也会换着吃一口对方的菜，说是菜，无非也就是各种混合着辣椒的咸菜。配着大馒头，大家吃的鼻头冒着细汗，嘴里嘶嘶哈哈的吐着气。有的是因为舌头辣的，有的是因为嘴唇开裂被辣椒激的。

胡秀玲想到等菜长出来了，可以给娃们腌制一些新种类的菜，清爽的酸豆角，陈醋泡点新蒜苔，给娃们换换口味。偶尔再让外公专门骑自行车去一趟，给娃们带点现炒的蔬菜改善一顿，最好是再有点肉。

这一开心，笑得红鼻头又挂上了亮晶晶的清鼻涕，她伸手一揩，顺手抹在了布鞋梆子上。

外公常去上城子的西厢房看望母亲，喜欢坐在那棵大桐树下喝茶。每次一进门，母亲总是第一时间将外公随身的手帕拿走清洗，然后再给他拿一个干净的。

物质不丰富的年代，纺织的手帕被母亲分类整整齐齐的叠放在柜子里。自己心爱的那件粉色的轻薄外衣，也是白天穿了晚上洗。

村里人们总是诧异：“红你这衣服怎么天天穿还是这么干净？”

“白，胖，挤得浑身都是褶子，抱不动，去集市的路上，总得你几个姨姨换着抱。夏天里，你那沟子（注：屁股）缝里老是烂的，勤着拍粉都不行，粉糊着不透气，再一出汗就更烂了，滂（注：特别）臭，你看你多胖。”

“你妈抱着你来刘家崖时，那外套回回都被你洇湿一大片。总是心疼你的烂烂沟子，一说起来就两眼泪，急得用衣服下摆托着你沟子，说是沙沙的才透气，怕尿介子捂着你。”

这是胡秀玲嘴里小时候的我，阳光洒在我们身上，暖洋洋的。儿子布丁努力地提着撮，想把这些装满了红薯和柿子的心意挪到光里，里面都是他精心挑给妈妈的。我没有帮忙，只是看着。胡秀玲盯着我儿子，目光里溢出了温柔：“那年，你也就这般大小，你妹妹刚出生。可惜你外公先走了，都没看到你儿子。”

云层晃过了太阳，风有点凉，随着回忆的脉络，荡起了胡秀玲的一声叹息。

外公当年倒是乐呵，总是嘱咐几个姨姨，小心点抱我，生怕摔着。

可谁也没有注意到，母亲袖管下的淤青和狰狞的咬痕！

可这又能藏多久呢？很快，胡秀玲的叫骂，外公的愤怒，就盖住了母亲的哭泣。

屋里是胡秀玲颤抖的身体，哆嗦的嘴唇，还有外公手间抖动的烟卷。沉默在寂静的当间里面终于炸出了声响：“离婚！”

许是我那不合时宜的哭声惊扰了母亲，否则她就该听了爸妈的话！

“算了，娃都这么大了”

可这句话换来的却是更加肆无忌惮的折磨！即便后来母亲躲到了胡秀玲的商丘，也没有躲过那暴雨激面般的狠戾！

陇海线上外公瘦弱的背影更加频繁地往来于苹果园和家之间。毒辣的阳光映着锄草的汗珠，细瘦的肩膀不是挑着粪水，就是背着农药。东崖坡上那晃晃悠悠的影子踩着沉重的脚印，从清晨踏到了黄昏。路边的绿油油的酸枣丛变得枯黄的时候，外公的手电筒亮在了沟底的窑洞里。

手电筒的光柱照在了满地堆积的红苹果上，千万粒光尘裹着果香上下翻飞。

外公笑了。

那年，妹妹‘枝枝’出生了，那是1991年的秋。

外公托人在上城子买了一块房底子，准备动工给母亲盖房子。所需的钢筋已经拉回来存放在胡秀玲的二楼。地基也已经丈量完毕，他要用自己的方式给母亲撑腰！

波浪卷发，时髦的茶色眼镜，依旧是体面的黑色西装，衬衣外面套着鸡心领的毛衣。排场的父亲坐在那里，搂着我笑。红色妮子外套的母亲端庄的站在旁边抱着妹妹。蓝色横条毛衣套装的我和粉色毛衣套装的妹妹，在父母的怀里是那么的美好。

母亲眼睛里含着笑意的光，好似那年工地的阳光映照着额头上的汗珠。

我在上城子常常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就在西厢房那带着樟脑味道的抽屉里。

在胡秀玲家，也有一样的照片。只是更大，带着玻璃相框，得两只手才能捧起来。但是却只有穿着红色外套的母亲抱着裹着粉色襁褓的枝枝，笑意盈盈的。就放在胡秀玲的樟木箱子里，里面有一些贴身衣物，还有一件布满撕痕的粉色外衣，那是1992年夏天！

外公的世界崩塌了，红没有等他！

胡秀玲辗转得知了消息，除了昏厥就是片刻清醒后的哀嚎咒骂。从上城子被抬回来时手里紧紧攥着那件布满撕痕的粉色外衣，那是母亲死亡前那痛苦的撕扯！

那天的记忆就这样消失了，胡秀玲不记得当天还发生了什么。我不敢询问她，那三十年来未曾痊愈的伤口，怕是还在淌血。她平静的告诉我，我母亲死亡的前一天来找过她。

母亲红来找她时说：“妈，还有两块西瓜呀，我吃一块给你留一块。明天我准备晒西瓜酱豆，豆子我都泡好了。”

胡秀玲心如刀绞，她那天明明告诉红：“你把两块都吃了”可是红还是给她留了一块。

她总觉得红在那天还有话对她说。

丧事之后，外公没告诉过她自己是如何处理的。

胡秀玲不吃不喝的躺在床上，时间就停在了红找她的那一天。不知过了多少天，胡秀玲终于被劝进去了一口汤。

“你要让这两个娃没了妈，再没有外婆了吗？”

你说三岁的小孩能有什么记忆呀？可是我就是记得上城子北上房黑压压的屋檐，也不知是烟熏的还是其他的原因，柱子门框都是黑漆漆的。

炎热的夏天，老桐树依旧是遮天蔽日。院子里人来人往，热热闹闹。我在大人们的腿间兴奋的穿梭，从北上房的台阶冲下来跑到南厢房的桑葚树下。可是甬道和门房的空院那里搭了大棚，席间也是人来人往，我只好返回西厢房。

大白天，门却关着！

我还记得那扇门，像老院子的那扇一样，枯褐色布满了深深的纹理。我用力推开两扇门，房间多了一种平时没有的味道，却是异常凉爽，有两三个女人在忙碌，不记得她们在干什么了。

进门看见左右放着两个落地风扇，一齐对着中间睡着的人吹着。

那不是我们的床，我们的床在进门右拐的房间里。

是谁睡在这里？脸上还盖着纺织的手帕，白色的手帕四周混着红色横条，粗细不一的线条像是围墙，裹住了这方手帕。胡秀玲织布机上有，很常见的纹理花样。

我走过去想要伸手揭开，一阵寒意顺着指尖漫了上来。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恐惧的感觉裹住了我，在那一瞬间麻痹了我的身体，我放下揭开一角的手帕，跑了出去！

三十多年了，我常恨自己在那一刻的恐惧，为什么当初没有揭开手帕，让我看一眼。

我记起来了那阵多出来的味道，那是燃烧的香烛。

后来的外公，大多数时间都是沉默着。没人知道，在多少个炎热的午间，还有漆黑的夜色中，他和那辆自行车，一趟一趟的避开人群，去往我母亲的坟头。

也许只有荒草听到了“红啊红啊”的声声呼喊，风里卷着说不尽的哀鸣。也许只有指甲里那嵌满的泥土，还有手掌上拍打的血痕知道——他想他的红。

夏天里的很多次，午后不肯睡觉的我，在只有蝉鸣声的空荡村路上，看到巷子尽头那顶推着自行车的草帽，在烈日的光斑下行走。

忽明忽暗的身影，伴着夏蝉奋力地嘶鸣，那块镶着红色线条的方帕，擦拭着他眼角的闪光，像枣刺尖上的那抹一样。

只是，我不知道那是汗水，还是泪水。

四、暴雨里的“黄河大侠”

澳门回归那年，我九岁。在村里大队那几间瓦房改成的小学读三年级。我的爷爷已经去世了。奶奶也已经病重，半身不遂的身体，行动日益不便。

胡秀玲总是看到这个拖沓的身体过来找她，进门就哭：“是我没养好儿子，可怜了红啊…娃他爷也不在了，我才这身体眼看也不行了，这两个娃以后可怎么弄啊？”

一趟又一趟。

一遍又一遍。

胡秀玲想着已经给二姨和舅舅改口叫爸妈的枝枝，想着前些日子独自一人从上城子跑来找她的我——蓝色毛衣背带裤的胸口上，已经黝黑发亮，好像包了一层浆。脖子上的皴也已经延伸到了下巴两侧，像是光照不到的阴影。

在怒吼着“烧水”的声音中，我被扒了个精光。那天裹着被子的我“好温暖”。

奶奶的絮叨，让一开始就背过身的胡秀玲转过了身子，再又坐下来，到最后长叹了一口气……

我们都不知道这个老人拖着半身不遂的身子，是怎么一步一步从上城子挪到刘家崖的。

村里的学校坐落在上城子与刘家崖中间的位置，严格来说，它离上城子更近！

放学和放假时，我常常不知道该去哪里。大多数时间我选择了刘家崖，尽管上城子离我更近。

放假了，我从路边拽来一根笔直的苹果树枝，边挥舞边往刘家崖走。一路上，变幻莫测的招式也会让路边的狗尾巴草拦腰折断。只是心里总会想着，一路上可千万别遇到人。

好在今天没有小孩问我：“你上城子的来我们刘家崖干嘛，混饭吗？”

也没大人问我：“这不是宾子嘛，哎呦娃可怜的，是去找你外婆吧？”

快到胡秀玲的菜园子时，一阵风迎面扑了上来，我先是闻到了一股带着湿咸土腥气的味道，仔细感觉一下，还带着茅坑的气味！

道路两旁公家栽种的桐树，叶子突然被吹得噼里啪啦，像是一股妖风袭来，看来要下雨了。

我跑动起来，我知道前面还有几颗小桐树，小桐树的叶子非常大，能够盖住我的头。挥舞树枝斩下几片后，便收剑入鞘。

布满柔软绒毛的大桐树叶子能挂在脖子上，还能插在书包上，跟武生背后的旗子一样！等我装扮好了，立马疯跑，我就这么一路怪叫着跑，远远的我就看到了胡秀玲。

头顶麦秸草帽，身披透明泛黄的油纸袋子，一看就是从旧苹果袋上剪下来的，肯定带着一股子坏果子的酸臭味。

她正在给豆角黄瓜这种长在藤蔓上的植物绑布条，布条也是花花绿绿的废料剪的，一点都不好看。

大雨就这么浇了下来，我慌忙扔掉书包，三两步就进了灶房。找个馒头夹上西瓜酱豆，顺手在房檐下拔了一根蒜苔，在书包上坐下嚼着，辛辣伴着酱香，和嘴里的馒头一起，越嚼越香。

等我吃完时，门口巷子里的积水已经很深了。从巷子东头打麦场流过来的浑浊的裹挟着树枝烂叶子的黄褐色泥水，竟然有些湍急。因为我看到胡秀玲打了一个趔趄！

“你就是个小土匪，你就知道过来操练（注：折磨，烦扰）我！”

我听到胡秀玲在叫骂，其实是在呼唤我。这称呼好像带些恨意，我知道。有次她跟我说了，她说她看见我就会很难过，边说边哭。

“宾子哟～赶紧拿铁锨过来，跟奶把这个水拦住”她大声呼喊，拖着尾音，这句倒是客气。

她想拦水给菜园引流，我拖着铁锨走了过去，她接过铁锨就开始铲泥水。先是给菜园子挖了一个南北向的壕沟，然后快速的往西边铲土筑坝，以便把水引入菜园。

我站在水里看着胡秀玲，她卷着裤腿在我前方铲土。浑浊的泥水已经漫过我俩的脚脖子，裹着太阳的余温冲击着那松散的土坝。

一阵乱流掀开了胡秀玲帽檐上流淌的积水，继而又卷起了她身后披着的油纸袋，像一面旗帜猎猎作响。这一幕好似电视里站在壶口瀑布的‘黄河大侠’，头戴斗笠，身着披风，挥着长剑！

土坝已经摇摇欲坠。我并拢着双腿试图延缓湍急的水流，给胡秀玲争取点时间加固土坝。土坝南侧的沟壕用来给菜园引水，她就从北侧挖了一个豁口，然后狠狠的把泥土拍在上方，并用铁锨不断拍打塑形，泥水飞溅。北侧豁口水势瞬间汹涌，缓解了土坝正面承受的冲击。

“这个办法真棒！这是围师必阙？分而治之？分流减压？也是跟我外公学的吗？”

我想着外公在树下摆五方棋时总念叨出来的词，一阵腹诽。

“你快去拿洗脸盆，把水往菜园子里泼”

我费力的从泥里拔出双脚，用力朝天空踢掉凉鞋，一只凉鞋甩着泥水画着弧线越过了低矮的院墙，我和凉鞋同时进入的院子。

“你就是个土匪，你这一家人啊”

胡秀玲又开始喋喋不休的咒骂，不过这次捎带了我上城子的家人。

“胡秀玲，你信不信我用热水烫死你这些破菜苗”我端着一盆还带着太阳温度的泥水回嘴。

可她竟然没理我！

我奋力的向菜园子里泼水，每次都瞄着菜苗，看着它们被冲得伏倒后又回弹起来，乐此不疲。辣椒苗最坚韧，四散的枝叶每次都能分解我的部分攻击，然后回弹抖动一下，就那么看着我，等待我的下一次报复性的泼水。线豆角也是很气人，泼出去的水只能让那成把成把的长豆角晃动几下，有竹竿的三角支撑，一点伤害也没有，就那么晃着！

于是我愤愤的一盆水泼向了黄瓜，哈哈，几根老黄瓜应声掉地，果然老的不扛打！

胡秀玲已经发现了我的小动作，她挥舞着我掉地上的另一只凉鞋骂着：“你去去去，回呀去，别在这捣乱”

我转身就走。到了屋檐下拽下来一条毛巾，疯狂的擦拭头和脸，扔掉毛巾才发现反被毛巾擦的满头汗腥味。无所谓了，我没觉得这个味道不对，我那会儿还没有这个意识。

进到当间的屋子，在墙角的八仙桌下拉出来一个纸箱，掏出来一本书随意的翻看着。我并没有那么刻苦，这箱书是我从二楼屋里挑出来的。胡秀玲把小姨们读过的课本都藏在二楼，我去挑选了些我感兴趣的。基本上都是各个年级的语文和历史书籍，因为有插图，跳着看，解闷！

我翻看第二本的时候，听到外面厨房有动静，又翻了几页，门被打开了。

胡秀玲带着一股塑料的胶臭味走了进来，手里拎着我的凉鞋，已经刷干净了。

“你细发（注：仔细，细致）点穿。”

胡秀玲递过来的凉鞋带扣那里被她用火钳子补了一块，不知道从哪双旧凉鞋上面剪下来的一块，跟我的凉鞋颜色一点也不搭。

我能想象到——被炉火烧红的火钳子闪烁着灼热的光芒，稳准地烙在胡秀玲左手食指托举着的断裂处，胶臭味伴着滋啦声又迅速被拇指上剪下的那块补丁按灭，青烟拉扯着热量瞬间就裹住了胡秀玲的手掌。

“你奶要把枝枝给人，灵宝街上的两口子来看了，人家都给枝枝带走了。我又让你外公去给要回来了”

我木然的听着，无意识的翻着书。想象着两个陌生人带着我妹妹，给妹妹手里塞好吃的，哄着她叫爸爸妈妈。

“你爷不在了，你奶也不美了，在住院。你那土匪爸也不见人！枝枝一岁就是我用米汤灌大的，你二姨奶水不够吃，枝枝也吃不上几口。我咋能舍得给她送人啊，没人养我来养！可怜你妈啊，要是你妈在，你们兄妹俩都不至于这么可怜，都是你屋那个土匪！”

这段话我听她说了很多遍了，每次都和外公一起抹着眼泪，毫无顾忌的在我面前表露出来他们的悲伤。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知道妹妹总是可怜兮兮的满脸泪水，我只知道突然间我就没有地方可以去了，就是突然之间！

我低着头，眼前的书本慢慢的模糊了起来，字迹仿佛带着彩色的光晕，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压住了眼前的光晕。我咬紧了牙，让胸中那股抖动的气息缓缓地从鼻腔流出，不想发出任何声音。字迹被大滴大滴的液体洇湿的那一刻，我使劲合上了书。

除了妈妈和母亲这样的词，我又开始抗拒回家这个词，门前二姨家那窝臭烘烘的小狗，天黑了都有个窝！

那么多个放学的下午，学校的路口，我走了一圈又一圈，直到身后拖起了长长的影子。

这个学期课本里刚学了契诃夫的万卡，我认真的读了很多遍。我不知道那封信爷爷最后有没有收到。

我知道妹妹背着所有人在上城子那已经无人居住的西厢房留了一封信给父亲，就像万卡一样。可就算她填写了收件人，她藏在信纸背后的委屈和渴望，应该也不会有人读的出来。

看着眼前抱着我儿子的胡秀玲，苍老迟缓的样子和那年的喋喋不休怎么也对不上。我明白，当童年的我把自己浸泡在悲伤里面的时候，我曾恼怒的那个胡秀玲，也深深的陷在痛苦的泥潭中。

胡秀玲，我的外婆，这个骄傲的女人。她的骄傲，已在1992年戛然而止！

我的母亲‘红’，选择那么痛苦的方式与她诀别！也不知道外婆那颗像被石碾反复碾压，碎成一片的心，会在多少个悲愤的夜里，责怪过外公当初为母亲做出的选择。

胡秀玲的爱人，那个穿白衬衣的儒雅的文化人，那个常常独自在我的母亲坟头痛哭的外公。不知道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有没有放过了自己？

记忆中的雨水大概是打湿了我的眼角，我悄悄擦掉滑落在嘴角的雨珠，咸咸的。在心里流了三十多年的悲伤，这一刻终是溢了出来。

原来，那双裹着青烟补鞋的手，早就已经托起了我下坠的童年。

像酸枣丛的刺，扎得疼，却也撑住了我。

五、月光下的豆角架

我还记得回家前的一个夜晚，那晚的月亮很诡异，泛着昏黄色的光，只有弯弯的一牙，但却大得出奇，像一根挂在天空上的烂香蕉。

已经凌晨一点多了，车子停在了首都机场旁的住宅区，乘客下了车。一路上和乘客聊着彼此喜欢的书籍，交流得很愉快。我便向他推荐了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因为我们说得着。

有时候感觉这一路的融洽更像逢场作戏——激情随着关门声戛然而止，只留下了车内的怅然若失。这时候，说得着还不如说不着。

选择晚上出车就是因为交通状况好，价格还行，辛苦点也能有接近四百元的结余。主要是安静，没有白天的喧嚣和堵车带来的烦躁。但也不敢懈怠，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休息有了负罪感。好在可以边工作边听书学习，然后思考怎么更好地完成我的托举系列散文集。

我也常常会这么回答乘客。

计划写散文集的同时，我也计划了买彩票，精心选择了三组号码加注五倍，选择了妻儿的生日作为投注号码，说到底，不过是想把日子过稳，把这份记忆好好托住。

记得那晚开奖后，其中一组数字全部吻合！只是排列上出现了一点点问题，我的第三位数字出现在了中奖号码的末尾。数字移动了两位，我回家的计划就延长了三年——那时孩子就8岁了。

外婆胡秀玲、我，还有儿子，都是农历十月的生日——到那时如果既能中奖，又能完成散文集，那就太完美了。

想想吧，胡秀玲八十四岁的寿宴，我的本命年，儿子满五岁。到时候热热闹闹的一家人，好事集中在一块得多棒！

可没中，既然如此，我就专心写作吧。

腹中的鸣叫打断了我的臆想，饥饿感袭来，已经六七个小时未进食了。仅靠茉莉花茶提着神看来是撑不住了。

车内的广播里，杨百顺正坐着火车往西找巧玲，遇到了一个专心啃着烧鸡的灵宝人。我就是灵宝人，可是想到烧鸡……我就更饿了。

饿的时候会想很多种食物。最后想的最多的，却是胡秀玲做的饭。想吃胡秀玲做的酵子面大馒头，配着西红柿炒线豆角。刚蒸出来的又白又暄腾的大馒头，蘸上点菜汁，酸酸辣辣的，味道太绝了。

线豆角，也就是豇豆。每到蝉鸣的夏日，胡秀玲就经常做豆角，变着花样的做。清炒豆角、炖豆角、凉拌豆角、裹上面粉做成豆角蒸菜、做豆角焖面、做各种炒豆角拌面，还做豆角汤面。

胡秀玲这么爱做豆角，不是因为她喜欢吃豆角，也不是因为我们喜欢吃豆角，而是因为胡秀玲的菜园子里边种的豆角太多了。

胡秀玲还喜欢做干豆角。把成捆的豆角焯水后放凉，挂起来晾晒。晒干后储存起来，在冬天蔬菜不多的日子里边，可以炖菜使用，也可以在年关做扣肉蒸碗时使用。

胡秀玲不是一个大方的人，她小气，也记恨人。胡秀玲炒豆角，做面条，并没有太多的调料。起初我以为是她节俭，后来才知道，她是真的不知道。

入夏的傍晚，天光还亮，村里已是炊烟袅袅。地里的人们仍然在忙碌，留在家里的孩子们已经在土灶上点火熬米汤了。

等大人们回来以后，再炒菜或者拌个凉菜。省事的就直接用蒜杵捣一些大蒜和青辣椒，加点水滴点香油。然后再拌个油泼秦椒面，撒上葱花，就是两个菜了。

苹果园里剪下来的树枝和麦秸就是最好的燃料，土灶熬出来的米汤香。后来在城市的我，百般试验也熬不出来那种味道，最后索性归咎为许是燃点和容器的差异。

如果贪玩耽误了饭点的话，那外面被柴火熏得乌黑掉渣的钢筋锅里，煮的就是白米汤。如果孩子们没有因为贪玩耽误，那么锅里就是精细一点的红豆米汤或者花生豆红米汤。

还有取巧的一种方式，只要先把红豆或者花生豆煮好，等大人就快到家时再把水烧开，凉水拌点面粉糊倒进锅里，一阵搅拌后就是红模糊汤。

我和妹妹最喜欢这种红豆模糊汤（注：红豆面汤），放点白糖我能喝俩洋瓷碗。结果就是睡前撑胀的肚子和半夜睡眼朦胧的爬起来尿尿。

胡秀玲忙农活的时候，会提前摘好辣椒、西红柿和豆角放在篮子里。当然都是一些要么咧开口，要么长得难看的或者生了虫的。

外公总是比胡秀玲回来得早。踩着天光变暗的当口，像是从白天走进了夜晚，摇摇晃晃又不紧不慢。

远远的就能看到他戴着麦秸帽，背着锄头提着竹篮。里面装着胡秀玲的菜，还有他那个里面布满茶垢的已经空了的保温杯。

外公喜欢吃辣椒，喝浓茶，烟瘾也大。回来先烧水，因为要沏茶。然后一番简单的洗漱，开始做菜。伴着厨房昏黄的灯光，在盘子里放几大勺油秦椒，切点葱花，倒点醋，再撒点盐，倒入一点温水搅拌均匀。

这就是秦椒水子（注：辣椒油蘸汁），蘸馒头吃，酸辣可口。我那两碗红模糊汤，大多也因为这个秦椒水子。

如果这时胡秀玲赶回来了，那么就是她来炒菜。如果没回来，那就是外公炒菜。不管谁来炒菜，都躲不开胡秀玲的喋喋不休。只是外公的炒菜会让胡秀玲多了几个抱怨的理由，不是油大了就是盐多了。接下来就是日常的嫌弃外公抽烟和喝茶。

“那烟有啥好抽的，你一口接一口的，咳得到处都是”

“还有你那茶，你放那么多茶叶干嘛？浓得发苦，我在地里渴的不行，想喝你一口水都喝不下去”

“还有你们兄妹两个，把我都操练死了”

她从没放过在场的任何一个人，往往一件事能被她说成好几件事。

胡秀玲之所以晚回来，是因为她在盯一个人，一个她认为是偷盗者的邻居。从黑暗中走进院子的胡秀玲，脚步轻快，嘴里嘟嘟囔囔的，臂弯挎着一个撮。她把撮交给我或者妹妹，里面装着地里不太常种的稀罕瓜果，还有些鲜嫩的野菜，有时还有几个知了猴。

嘱咐我们吃的同时，又交待我们：“去门口看着去，看看那个偷人贼回来没，太能讲害（注：祸害）人了”

等到开饭的时候，还没等我们落座。胡秀玲已经端着碗隐入了黑暗，继续她的监视。

昏黄的月光下，豆角藤蔓拉长的影子，影影绰绰的在她身边晃动，除了偶尔的碗筷碰撞声，再没有一丝声响。

安静，就像那刻的车内。我和停在道边的车子，像极了黑暗中端着碗筷的胡秀玲。

就在我和外公举着浸满菜汁和秦椒水子的馒头，比较着谁的盘子才算锃光瓦亮的时候，胡秀玲回来了。这个时候的她却没有再絮絮叨叨，只是默默的收拾着碗筷，像是藏着悲伤。

外公照例新泡了一杯浓茶，等我帮胡秀玲收拾妥当后，院外只剩下菜园子口那忽明忽暗的烟头，还有蒲扇拍打蚊虫的声音。

有时候我也会坐在菜园子口，偶尔咂一口外公的浓茶，苦的咧嘴。旱烟叶的味道也许能驱蚊，也可能是有外公的蒲扇，我并没有被蚊子太多的叮咬。

自从妹妹和我相继来到外公外婆家以后，生活好像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外公的烟从红梅换成了小浪底，又从小浪底换成了旱烟叶。

白天歇晌的时候，他会和老伙计坐在大桐树下，下着一种叫做摆方的棋，也叫五方棋。一方拿着树枝，一方拿着石子，在地上画出的方格上开始摆阵，有点围棋的意思。外公赢得多，没有全赢，应该是怕丢了棋友。他讲棋品，不过也会奚落对手。言语中经常冒出一些电视里的话，还颇有耐心的对着蹲在旁边的我解释这些四字成语的意思。歇晌通常就在两人的互怼和相视大笑中结束了。

相比较白天的外公，菜园子口坐着的外公就异常的沉默。

我从不记得菜园子口有明月当空的夜晚，回忆里的月色就像笼罩着一层黑纱，夜色中我看不清他的脸，只是在忽明忽暗中会传来一声叹息。偶尔会开口嘱咐我的学业，交待我要争气，然后又是沉默。

豆角架旁的酸枣丛又发了芽，刺还是硬的，却也结了小小的果——就像胡秀玲的日子，苦里总藏着甜。

突然的抽泣声传来时，惊动了正在胡思乱想的我。黑暗中，外公掏出方帕擦着眼泪擤着鼻涕。沉默良久，在一声长叹后，哽咽地对我说：

“我就不能看到你们兄妹，看到你们我就想起你妈，你妈太可怜了”。

黑暗中，瞬间哽住的喉头和塞住的鼻腔，让我呼吸困难。可是我不敢出声，我怕再引起外公的伤心。

比起胡秀玲的喋喋不休，外公的克制更让我愧疚。除了那个“偷盗者”外，胡秀玲更恨的，应该就是我的父亲了。母亲的痛苦没有随着死亡消散，而是让这个世界上，多了四个更加痛苦的人，一对老人，一对兄妹。

外婆的喋喋不休和外公的沉默克制，不会让生活停下那凌乱的脚步。

后来，外公也走了。

菜园子只剩下胡秀玲和那个生满茶垢的保温杯了。

那浓郁的花茶已经泡在了我的手边，忽明忽暗的亮光，也闪烁在我的指尖，偶尔的一声叹息，也盖过了广播里的讲书声。

我咂了一口茶水，苦涩过后，甘甜的芳香充斥着口腔。

胡秀玲，就像她亲手绑在豆角蔓子上的竹竿那样，坚韧的支撑着我。即使在大雨滂沱的艰难岁月里，我也依旧步履坚定。

也许明天，清晨的第一抹阳光爬上豆角蔓子时，叶梢的那颗露珠会再次映出胡秀玲的笑容，那是岁月里不屈的色彩，就像堂屋桌上，外公和母亲眼里的光。

六、不是原谅，是算了

从刘家崖东崖沟底的窑洞到西崖的窑洞，再到崖上的新住宅地，步行穿过陇海线得走十多分钟，胡秀玲却走了快30年。

搬到崖上的新房后，沟底的老院子就只剩我的太姥姥和二姨一家居住。二姨西崖上的新房，在胡秀玲房子的右前方。很快就建好了，一家四口也搬了上来。

外公考虑到太姥姥一个人在沟底居住不便，便一同将老人接到了家里。胡秀玲把东间收拾出来，让太姥姥住了进去。

太姥姥年事已高，经常咳嗽，一咳嗽就吐痰。胡秀玲受不了人吐痰，之前就没少说过外公。也不知是太姥姥自己准备的，还是外公的主意？

此后太姥姥手里多了一个盖碗搪瓷杯，咳嗽后就吐在里面，怕招苍蝇就盖上盖子。很多次不小心打翻了这个搪瓷杯，水泥地上流淌的秽物就会让胡秀玲一阵恶心。一言不合就絮絮叨叨开吵！

太姥姥自然是针锋相对，毫不示弱。虽然行动不便，但也是拿着手杖杵着地板回击，两人有来有往。这三十年来早已积怨颇深，裹着小脚的太姥姥年轻时就厉害。

看着干瘪凶悍的太姥姥，不免想到我上城子家里的太奶奶，慈眉善目的，也裹着小脚。

许是因为太姥姥总是把那黑红香甜的大李子偷偷地给我两个表哥的缘故，我对她亲近不来。最起码太奶奶和胡秀玲就不会这么对我。

几个月后的下午，大人们从地里忙完回来，发现太姥姥躺在床上，已经死了。没有什么痛苦，寿终正寝，这在我们那里叫做喜丧。

太姥姥生养了两个儿子，我外公还有一个哥哥，就住在后面那道巷子的尽头。经过商议，最后定下来丧礼在外公家举办。

丧礼很隆重，院内院外和巷子里都搭着塑料大棚。里面坐满了吊唁的亲友和宾客。

吹手班子在院内大棚下卖力的演奏着，我们小孩和大人们一起，穿着孝衣守灵回礼。我看着外公在大棚下面忙里忙外，面色如常，不时还笑脸回应着宾客。

外公的哥哥和嫂子从大门口走了进来，未进门就拉着长音的哭嚎。

进门的那一刻，同样的哭嚎声骤然响了起来，只是从院内传来，却是更加凄厉。那是外公的哭声，嘴里喊的却是“哥呀哥呀，没娘了…”

院子里，唢呐声悲怆凄婉。外公一把抱住了他的哥哥，涕泪横流，像是满腹委屈。俩兄弟就这么抱着哭，周围的人们赶紧围上来劝说，好半天才分开两人。

葬礼在欢腾的唢呐声中结束了。是的，欢腾的唢呐声。

喜丧在我们这里，不同于平常的丧事。欢腾的唢呐声代表着老人幸福美满的一生，没有痛苦的离开是一件让大家羡慕的喜事。

宾客散尽，胡秀玲跟姨姨们一起收拾着屋子，东间已经没有了一丝太姥姥的痕迹。众人在空档间得以休息片刻，没人注意胡秀玲去了后间屋子。

压抑的哭声逐渐变得大声，没等众人反应过来时已是声嘶力竭的哭嚎。姨姨们相视一愣，随即红了眼眶——她们都知道，后间那只樟木箱里，藏着我母亲的遗物。

我费劲的从众人腿间挤进房间，没等我看清楚就被小姨拉了出去。一同拉出来的还有妹妹。小姨抽泣着搂着我俩坐在门外。门内传来一声声“红啊红啊”的哭声，还有姨姨们带着哭腔劝解安慰的声音。

胡秀玲不是在哭太姥姥，她在哭我的母亲。小姨把我和妹妹拉出来，就是怕外婆看到我们会更加的伤心。此时妹妹已经被吓得大声哭喊着“奶奶”。

胡秀玲记恨我的父亲，她觉得我和妹妹也该恨他，我也觉得我该记恨他。可是小孩子哪里懂得这种复杂的情绪，更多的还是积压在心里的委屈和责怪。

小时候我就没有见过几面我的父亲，妹妹和父亲见面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大多是上城子家里有事，我带着她回去。

和我不同，妹妹总是格外局促，走路时紧紧贴着我，手指不停地揉搓衣角。每当亲戚们关心地询问，她还没开口，就已经哽咽起来，抽抽搭搭地说不出话。大人们见状，只能尴尬地收回话头，轻轻摸了摸她的脑袋，叹着气不再追问。

那些委屈和伤痕，像影子一样跟着她。她在上城子家的小心翼翼，像极了爷爷奶奶病逝后，那个去往胡秀玲家路上忐忑不安的我。

读三年级的时候我的爷爷病逝了，第二年奶奶也离世了。

爷爷病逝之前，我找不到我的父亲。爷爷病逝之后，我还是找不到我的父亲。

爷爷病逝前，我虽然找不到父亲，但好在还有爷爷奶奶照顾着我。那时候我的难过大多因为母亲和妹妹。

爷爷奶奶去世之后，我突然没有家了。放学也好放假也罢，竟不知道去哪儿。

起初无人照料我的那段日子，我在上城子的家里边，跟着二叔生活过一段时间。可是我惧怕西厢房和北上房，住在那里的亲人都走了。

那里已经没有灯光了，我怕里面的黑暗。直到现在都怕，哪怕在梦里面，也不敢在里面多待片刻。

一番轮流的寄养之后，我的太奶奶接手照顾我。老人家年纪大了，叫我上学的时候，不是叫得太早，就是叫得太晚。有时候凌晨三点多，老人家就把我叫起来了。有时候已经迟到了，老人家还慢悠悠的煮着鸡蛋。一段时间之后，太奶奶的身体已支撑不住了，我就来到了胡秀玲的身边。

从此跟胡秀玲一起生活了好长一段时间，长到我走向刘家崖寻找胡秀玲的时候，竟也自然地无需思量。

去胡秀玲家的路，突然就变短了。胡秀玲的菜园子也没了儿时的宽敞。

高中没毕业，我就找了份工作，像胡秀玲那样拼了命地干。父亲回来了，像路遥《平凡的世界》里的王满银，两手空空。

爷爷奶奶去世后，院里那棵大桐树就没了。没过多久，母亲的西厢房也没了。

父亲整日不是蜷在北上房，就是醉倒在村里的牌场上，居无定所。他的样子，让我只想赶紧成家——毕竟，那个从小被人说“没窝没娘娶不下媳妇”、总站在路口不知该去哪的孩子，早就怕了漂泊。

好在最后父亲停住了脚步，留在了村里小厂的厨房里。

幸运的是，我遇见了她。温柔、善良，个子高挑，笑起来傻得可爱。我急不可待地拉着她往胡秀玲家跑。路上不再惧怕有人会停下来问我：

“是宾子吗？娃可怜的，看以后咋弄呀”

那天的胡秀玲像个孩子似的，眼里闪着光，拉着她的手絮叨个不停：“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我们宾子从小太可怜了……”

说得她也眼泪汪汪。

临走前，胡秀玲给了她一个红包。她实在拒绝不掉，只好收下了。事后她的妈妈责怪她：“你这就算许给人家了？”

我就说嘛，她傻得可爱。

胡秀玲笑着转身进了屋，出来时拿了一篮子干豆角，然后满地的找她积攒的塑料袋。最后还是找了一个洗干净的面粉袋子。剪开之后，缝制成了两个小一点的袋子。还用布条缝上了两对提手，装了满满两大兜。

她告诉我：“这个结实，你把这一袋让姑娘带回家，另外一袋交给你爸——他喜欢做扣碗，用得着。”

我接过袋子，愣在原地。一股悲伤从心底涌上来，鼻子发酸，眼泪几乎夺眶而出。

我难过并非因为别的，胡秀玲这次没再用“你家那个土匪”的称呼，而是说了“你爸”。

她大概察觉到我的情绪，用干裂粗糙的手轻轻握了握我身边的她，抹了把眼泪，轻声叹气：“都过去了。你也快成家了，以后好好过日子，把日子过到人前头去。”

干豆角在阳光下伴着抖落的灰尘，漫出了那年盛夏的味道。干瘪枯黄的褶皱像是从胡秀玲手上褪下来的，那操劳了一生的伤痕。

她用一生的韧，托住了我们散落的日子，就像她绑在豆角蔓上的竹竿，不显眼，却撑得起满架的绿。

是啊，好多事情，到最后不过是一句“算了”

后记

写完这些文字的夜里，我梦见了离世的外公，他坐在梨沟的杏树下，让我读这些字给他听。

可母亲依旧没有出现，应该是躲在她的父亲身后了。

布丁，当你读到此处时，窗外定有雨珠滑落。

别拭去，那是我的母亲，穿过三十六年光阴，来吻你的额头。

尝一口外公泡得浓酽的茉莉花茶吧，愿你能长出胡秀玲那般坚韧的藤蔓。

所有求全的追问，皆是亵渎；接稳这片沉重的记忆鳞片，便是对亡者最深的托举。

太阳又升起来了，我的外婆胡秀玲正抱着你——儿子，请记住这画面，记住这份托住岁月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