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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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寒地冻，院外的菜园子里，葱叶子和枯草被白霜裹得瓷实，都是枯黄的一坨坨，粘在黄土上。
雾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看不见十余步外，二姨家门口的苹果园。果园下面就是藏在南北两个土崖下的陇海线，火车那么大的动静，也没搅散这崖上的雾气。
土路也被冻得瓷实，却不是往常那般泛着白，此刻带着丝丝湿气，像是受了潮。坑洼里浅浅的积水已经冻住，一圈泛着白的空心气泡被四周深沉的冻冰围着，用脚后跟狠狠地踩破那些气泡上的薄冰，冰碴子飞溅，却伤不了四周的那层冻冰。
院外的茅房挂着布门帘，硬邦邦，直挺挺的。不敢多待，冻得后腰发紧，像是给屁股打针时的感觉，那股难受劲儿是从骨头缝里漫出来的。
外公说过，这种难过就是痛，是由内向外蔓延出来的，不像疼。“疼”是由表到里的一种感觉，伴着急促、猛烈。“痛”是由内而外的一种感觉，连绵不绝。
我知道，冬天上茅房时，是屁股上的肉在难过。
外婆胡秀玲在菜园子里埋了很多萝卜，又壅了很多大葱。萝卜埋在地下，大葱埋了一半，漏出来枯黄的葱叶，这样存得久，能吃一个冬天。
灶火间正往外冒着烟，我是先闻到了柴火味儿，暖烘烘的味道。大锅头的灶膛连着炕洞，这会儿被窝里还没起来的妹妹，应该热得踢被子了。
大锅头里熬着米汤，篦子上热着馒头，外公坐在一个木墩上正用膝盖劈着苹果树枝。那个小木墩被胡秀玲用一个小破棉褥子裹着，低矮的木墩我坐着都嫌太低，可外公喜欢。
不足百斤的外公，胳膊腿并没有比锯下来的苹果树干粗多少，整个人蜷坐在小木墩上，膝盖支着下巴，一会儿往灶膛里面添柴火，一会儿转过身在蜂窝炉上扒拉炒菜。
蜂窝炉不大，里面只能装四块最小的蜂窝煤。炉子上是外表黝黑的铝制炒锅，内侧也被火烧得黑白相间。萝卜炖粉条，胡秀玲放了一些酱油，黑糊糊的，像是被灶火熏黑的水泥墙壁。案板上的搪瓷盆里面，有前几天炒好的酱肉，也是黑糊糊的。
二姨在集上割了肉回来，常常是先包一顿饺子，不是混着白菜，就是混着萝卜拌馅儿。有肉吃就挺好，饺子就是肉味儿混着萝卜白菜味儿，有时候咸，有时候淡。
剩下的肉，胡秀玲就切成片，用大葱和生姜一起炒成酱肉，还会放一颗八角和几粒花椒。常常炒得黢黑，又咸又苦，她说炒菜时放些肉，就不用再放盐了。
外公用盖子扣上了蜂窝炉下面的通风口，只留下一个小眼儿。胡秀玲用铲子抠了一些酱肉放进炒锅里，加了一点开水的锅里，肉香混着萝卜香，咕嘟咕嘟地冒着泡，粉条也被染成了酱油色。
等大锅头里的米汤和馒头好了的时候，炒锅里的汤基本就熬干了，这时候外公就会把蜂窝炉上面用圆铁片封住，把火钳子张开放在上面，然后炒锅才能稳稳当当地停在炉火上面。那圆铁片中间有一个圆孔，炉火还可以给炒锅加热。
往常的时候，我们都会围坐在炉火边，用热馒头接住夹上来的菜，又烫又咸。吃到最后时，锅底滋滋地冒着油气，是最后一点菜汁了，用馒头摁上去，使劲地擦拭着，黄灿灿的、油汪汪的、黑糊糊的菜汁就渗进了馒头里，炒锅都省得洗了。
冬天就是萝卜、白菜和粉条，还有胡秀玲腌制的酸菜和辣椒，总这么吃，难免觉得寡淡。
今天饭还没做好，算算日子后，我就在院里瞎转悠。巷子里的雾气一时半会儿散不了，大锅头里的蒸汽溢满了灶火间，就像外面的雾气一般，院内的我看不清里面的两个人，究竟是谁在忙活着什么。
“豆～腐～”
一声喊叫，穿过了巷子的雾气，一把就将我拉到了院外。
这卖豆腐的可算来了。
一个轮子先进入视线，再就是二八大杠旁的一个臃肿的人影，晃晃悠悠，不紧不慢。车后座的两侧，挂着两个竹篓子，一块木板搭在上面，豆腐就放在木板上，常常是盖着一层白纺布，上面还有一层套着塑料袋的白色棉褥子。
我跑进院子喊胡秀玲的时候，外公拿着搪瓷盆走了出来，许是坐得太久了，手撑着膝盖站起来时晃了几晃，走路也有些蹒跚。
我和外公走近了才发现，卖豆腐的那个木板，其实是一个带有边框的木盒，可以折叠的。揭开棉褥子，热气就腾了起来，一股湿润的豆香。
卖豆腐的裹着绿色的军大衣，棉帽子一侧耷拉着，嘴里的旱烟卷儿亮了一下，黑红的光穿过了嘴里吐出的烟雾和哈气。鼻头挂着清鼻涕，手里拿着银白色的铝制豆腐刀，枯黑的手背上布满了泛白的裂纹，指甲里青黑。他接过了外公的搪瓷盆问：
“增彦叔，还是打满？”
“嘿嘿，嗯，屋里娃多。”外公笑着。
银色的豆腐刀切下去几块豆腐，淡黄色的豆腐汁冒着热气，顺着木板下面的油纸袋滴了下来。卖豆腐的熟练地把豆腐翻进秤盘里，秤杆子高高翘起，喊了一声“高高的嗷”，然后又将豆腐翻进了搪瓷盆。
外公付钱的时候，卖豆腐的抬手蹭了下鼻尖，刚才这只手拿着豆腐刀，左手拖着豆腐。
还好他没有用右手摸豆腐，比起青黑的指甲缝，我更在意他蹭过鼻尖的手。
胡秀玲铲出了锅里的酱肉萝卜粉条，盛在了一个搪瓷盆里。然后用铲子“滋滋啦啦”地刮着锅底烧糊的粉条，接着用热水冲洗一下，锅内便是泛着一层油光的水了，拿过案板上的抹布擦拭后，放在蜂窝炉上倒了一些油。
外公已经将豆腐切成了片，刚从外边菜园里拔出来几根蒜苗。那些蒜苗和大葱壅在一块，此刻外公正剥去外面枯黄的一层，也掐掉了尾端的枯黄。这时的蒜苗格外辛辣，外公将切成段后的绿色蒜叶和白色的蒜白分开，一会儿要先放蒜白，最后才放蒜叶。
炒锅内含有水分的油“滋滋啦啦”叫着，胡秀玲下入了蒜白和生姜末，又放了几粒花椒，翻炒几下后，从案板上的架子上拿下来一个黑陶罐子，里面是之前烫好的秦椒面，她用勺子挖了好大几勺放进了炒锅里，外公及时地倒入了开水。
这时候的炒锅里，油汪汪红彤彤的一层秦椒面翻涌着，不时漏出来白色的蒜白，烫秦椒面的香气混着辛辣的蒜苗味已经冲了出来，香得很。
切好的豆腐下入锅里，放了一些盐后就盖上了盖子，封上炉盖，用小火慢慢炖着。
等待的过程中，胡秀玲搬来了一个高板凳，我看出来了，那是我之前在学校弄坏的凳子，后来外公给修好了。胡秀玲将热馒头和那盆酱肉萝卜粉条放在了凳子上，舀出来的几碗米汤放在了案板上。
揭开炒锅的锅盖，火红的秦椒面裹着豆腐，“咕嘟咕嘟”地冒着泡，胡秀玲把切好的蒜苗叶下入了锅里，用铲子翻了几下，然后掰了一块馒头擦拭着铲子。
“吃吧，美得很。”
就是这口裹着秦椒的豆腐，后来走到哪想到哪。
我常在北京炖豆腐，每次买菜都少不了一块豆腐，总感觉吃不够。
初到北京时，跟着几位兄弟一起送外卖，我们送的是生鲜和百货，硕大的配送箱嵌在电动车后面。
北京冷，比黄土塬冷。送一趟回来，就得去站点后面的卫生间钻一钻，倒不是身子虚，实在是被寒风激得，冻得受不住。
那会儿还住在皮村，收工回家骑车还得半个小时。赶在系统关闭前，在站点下单买点菜，豆腐自然少不得，被风吹了一天，就惦记着回家吃一口热乎乎的豆腐炖菜。
皮村的出租屋内，地方有限，摆了两张床，中间夹着一张桌子，兄弟们勉强坐得下。厨房里一张桌子，一个抽油烟机，一个洗碗池，我只有一口双层电锅和菜刀砧板。
地方逼仄，只得见缝插针地安排：先烧上汤，热上馒头，然后再准备炒菜的配料，切好了猪肉、豆腐和白菜，先放在一旁。等汤熬好后，腾出了电锅，我再炒菜。
等我端上汤和馒头的时候，几位兄弟已经洗漱好了，杯中的白酒也下去了几口。
比胡秀玲的调料多，做法也更讲究，却是没有秦椒面。少了那股子黄土塬上醇厚的辣，总觉得差了点灶火间的柴火味。
起锅烧油，下入猪肉片，煸炒出猪油后，老抽上色，然后再下入葱姜蒜、八角、花椒，翻炒后加入火锅料，倒入开水后再加点生抽。
豆腐下锅，白菜下锅，粉条下锅，端上桌子后，给电锅插上了电源。豆腐在红汤里翻滚着，白菜被浸染了一层红油，酱油色的粉条已经软烂。
一人一个碗，一人一个馒头，一人一杯酒。馒头泡着菜汤，像是吸满了汁水般膨胀了起来，热气蒸红了众人的脸颊，屋里只有“呼呼哧哧”的吃饭声。
窗外面纷纷扬扬，锅里面红汤翻涌；屋里面热气腾腾，嘴里面嘶嘶哈哈；额头上星星点点，眼眸里潮润润的。
兄弟们举杯一碰，就着这口热豆腐，能化开窗外的雪。这满身的疲惫，也就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