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惊一场

这件事像一片悄然落下的羽毛，却在她的心里掀起了漫长的波澜。

消息是课间传来的。同事压低声音，神情确凿地说：“知道吗？你教的四年级，有学生把‘李老师’给举报了。”她一愣，旋即笑了：“开什么玩笑。”班上有两位李老师——她是音乐李，还有班主任李。若真是她，领导怎会不闻不问？

可疑虑一旦生了根，便在安静的间隙悄然滋长。

她开始反复回忆那节音乐课。后排那个总是坐不住的男孩儿又开始“表演”了，左邻右舍的告状声此起彼伏。为了维持课堂秩序，她请他站了起来，只几分钟。等再从琴键上抬头，孩子不知何时已悄悄坐下。她走过去俯身说：“想坐着上课？能把今天新学的歌曲唱下来就可以。”孩子愣了一下，眼里的光闪了闪。随后，他磕磕绊绊却认真地哼出了旋律。她拍拍他的肩：“唱得不错。如果上课时耳朵和眼睛也这么专注，你会更棒。”孩子挠着头不好意思的笑了。那一刻，阳光正穿过窗棂，她以为事情就这样和煦地结束了。

可那句“学生把你举报了”，像个冰冷的石子坠入心湖。

她变得小心翼翼。教室里那些鲜活的面孔，忽然有了距离。她留下一个熟识的孩子询问，孩子天真地证实：“是那个调皮的同学自己在班里嚷嚷的。”然后又说：“他现在已经转学了。”

她的心沉了下去。始终无人找她谈话，这沉默比任何责难更窒息。她咀嚼着每个细节：自己的语气够温和吗？那句鼓励会被曲解吗？教育的尺度，何时变得如履薄冰？教师这份曾满载“传道授业”重量的职业，何时成了需要时时自证的“高危”行当？一个多月里，她忘了如何自然地微笑，站在讲台上的身影，不自觉地透着犹豫。

她想过无数次推开那扇门——去教务处问问，去校长室问问。可每一次走到门口，都退了回来。何必呢？主动提起，倒显得心虚；万一真是自己，这层纸捅破了，又该如何收场？况且，倘若领导认为这是小事，她郑重其事地去问，会不会被看作小题大做？日子就在这拉扯中滑过，她选择在沉默中等待——等一个或许永远不会到来的“宣判”。

风暴的尾声以戏剧的方式降临。周一的教师大会上，校长旧事重提，说那位家长至今仍在要求“处理”。这几个字像针，扎破了她勉强维持的平静。该来的总会来。她决定去问个明白，至少要给自己一个交代。

第一次，校长室门扉紧闭；第二次，里面空无一人。这短暂的延迟，竟让她生出几分近乎荒诞的镇定。第三次，门开了。寒暄过后，她径直说明来意。校长听罢，脸上掠过一丝讶然，随即笑了：“李老师，你多心了。这件事儿和你没有关系呀。”

她怔在原地。准备好的所有辩解、委屈，突然间失去了重量，悬在半空，然后无声消散。

走出行政楼，正午的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泻下来，晃得人睁不开眼。她站在那片光亮里，感到一阵虚脱，接着是久违的轻盈。那一个多月的阴云，那些关于敬畏与分寸的沉重思虑，在真相揭晓的瞬间，竟像退潮般悄然散去，留下空旷而湿润的沙滩。

原来，从头到尾，都只是她一个人的“虚惊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