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我的父亲

父亲虽然离开我们整整30年了，但他的一心为公、心里总装着他人以及对家人严格要求所表现出的点点滴滴，我们怎么也不能忘怀。

父亲30出头就当生产队长，他主持召开会议，对会场纪律要求严格。母亲经常跟我提起一件事，说我还只有几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她带着妹妹去队屋里开会，会开了一阵，妹妹犯困待不住了，吵吵囔囔要回家。父亲见状，左一个怪母亲不该带来会场，右一个怪妹妹不听话。母亲很尴尬，只好忍气吞声，提前领着妹妹回家。从此以后，母亲就再也没带过我们兄妹去队里的会场了，就算把我们单独关在家里没人看管也罢。

父亲是个吃得苦霸得蛮、热心集体、克己奉公的人。搞大集体时，父亲仗着自己身强力壮，一人顶两人干。生产队搞抢收，他两担水谷子一肩挑，压得吐血也不吭声。公社组织到天星洲灭螺，父亲带着大队一二十号人，风餐露宿，泥里水里，一干就是一个多月。才去灭螺没几天，父亲就拉肚子，人拉得黄皮寡瘦，打不起精神，公社干部同意父亲回家休息，由大队再派带队的人顶替父亲。父亲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硬是咬着牙挺过去了。

有一次，父亲到湖北石首给生产队买耕牛，在探试一条大水牛的牙口时，不慎被牛打断了两颗板牙，一边脸也被打肿了，可父亲没有采取任何医疗措施，忍着疼痛，连夜把牛赶回了队里。见状，奶奶伤心得流泪了，数落父亲道：就只晓得抄集体的心，自己一点都不会心痛自己。

父亲搞农技指导也有一套，乡亲们称他“农博士”。读过高小的父亲，能说会写，打得一手好算盘，写得一笔好字，公社还送他到县里的华美垸农校进过一年修。只要提起田土里的事，父亲便头头是道，哪丘田的禾苗生什么虫，治什么药，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晒田，父亲一说一个准，没出过错。我的记忆中，家里经常有人上门来向父亲咨询农事，本村的人不少，外村的也有。

我家住与南茅运河比邻的清水堰，地势低洼，每逢雨季一场暴雨，队上上百亩良田，在一夜间沦为一片汪洋。作为生产队队长的父亲，清晨背着铁锹去巡田，眼看稻田里的水与大渠小沟的水连通一片，禾苗仅留一个尖子在水面飘来荡去。见状，父亲十分痛心，早饭也顾不上吃，站在队屋禾场上，把“洋号”吹得哇哇叫。听到集合号令，队上的男女劳力一齐出门，投入到父亲安排的排水防涝工作中。队里的抽水机根本不够，父亲就组织男劳力用水车车，女劳力用戽斗和脸盆戽，人员三班倒，机子和水车日夜不停地转。哪里有需要，父亲就往哪里去，一天到晚，身上的衣服湿漉漉的。在堵一处闸门时，父亲一个猛子扎下去，险些因杂物缠绕没出得来。

父亲爱帮助人、关心人也是人们经常念叨的。每逢农闲季节，父亲经常被方圆几公里的邻里乡亲请去打灶，砌谷仓，做火桶，织铝丝篮......他却从来不要报酬，有时人家给几包烟父亲抽，他都总是再三推让。

在富美桥大队教过书的董老师经常提起一件事。1979年，父亲担任大队副业队队长，在学校附近办了一个酒厂，利用高地的泥土，还办了一个砖厂，厂里职工食堂伙食好点的时候，父亲总是叫学校老师也去会餐。那个年代是一个星期才吃顿肉的时代啊！他的善举，他的仁爱之心，令教师朋友铭记！

父亲因长年劳累奔波，积劳成疾，才年过半百就病痛缠身，刚花甲之年就离开了我们。父亲因劳累突然发病，而我在几里路外的一所学校，等我赶到家，任凭怎样捶胸顿足、千呼万唤，父亲再也无力睁眼看我了......这是我永生的遗憾。

父亲走了，没给我们遗留什么物质的东西，但他留给了我一笔精神财富，而且是我永生受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