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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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流转，一晃两年过去了。立于弟弟的坟前，过往种种依旧清晰如昨。
甲辰年正月初二早上8时许，村里村外的爆竹声还未散去，我拉开弟弟的房门，却发现他穿着厚厚的棉衣，斜倚在堂屋墙角，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怔怔地望着我。我一声惊呼，扑上去想要将他扶起。可一米七五的弟弟，壮实得像头牛，我哪里扶得动？殊不知,那一刻我既扶不起他的身躯，更挽不住他的生命。
闻声赶来的邻居，起初只当他已去了，不敢近前。待发现他尚有一丝气息，才七手八脚帮我将他扶起。我用左手紧紧攥着他，右手一遍遍摩挲着他的脸，连声问道：你这是怎么了？他像一尊静立的雕塑，毫无反应，唯独那双眼睛，始终定定地望着我。那目光里藏着他来不及说的千言万语——也许是对年迈母亲的牵挂；也许是对未尽之事的遗憾；也许，是想对我说：哥，我走了，这些年麻烦你了……
两年来，这一幕无数次在我眼前重现。
弟弟年仅45岁，身患强直性脊椎炎将近20年了。虽然能吃能喝能睡，但身体僵硬，行动不便，日常生活万般艰难。这些年他遭了罪、我操碎了心，其中酸楚无以言表。有时候我真的很担心，要是某一天我先他而去，他往后的日子可怎么熬得下去？
而现在，他却走到了我的前头。
记得当时我用肩膀抵着他，让他不至于倒下，然后腾出手来打了电话。先唤来儿子，之后通知老家的亲戚。
很快，我的三位表叔（幺舅公的三个儿子）及表叔娘们都陆续赶过来了。还有住在对街的小平大叔，他手上有一支送葬的“抬二匠”队伍。
看见众人都来了，手足无措的我总算有了主心骨。
经验丰富的小平大叔看见我嘶哑着嗓子一遍遍呼唤，又央求人去找就近的医生。便轻声劝我，行了，别浪费力气了！他怕是已经走了！
走了？！
我拼命摇头、不敢相信。
约莫40分钟左右，120医生赶来了。他的结论和大叔的结论并无二致。
弟弟终究是走了，去到一个没有病痛的世界。
脑溢血来得太快太猛了。人一倒下，便再也不能言语了。我在想，他不是听不见我跟他说话、不是不愿跟我说话，而是他再也说不出来了。他心里一定想喊我、想跟我交代、跟我道别。或许，他还在不断地埋怨我：哥，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过来？昨晚不是说好的要早点过来给我煮汤圆吗……
一想到这些，我心里那个悔呀、那个痛呀，无以言说。
这种没有来得及和他说一句，也没有听见他一句话的遗憾，实在很扎心。
见我哭得撕心裂肺，大表叔娘过来劝慰我。
别哭了。他走得这么突然、这么快，没有拖拖拉拉遭罪。对他、对你来说，都是一种解脱！
可我……当时要是在他身边就好了！我仍旧止不住地哽咽着。
表叔娘叹了叹气轻声说，行了，赶快安排后事吧。
事实上，不用我安排。亲友们已经各自忙开了。
小平大叔张罗着换寿衣、买寿料以及召集“抬二儿匠”等等一干丧葬事务；其他几位表叔及表叔娘更是“各司其职”地操持起来。大表叔脚不沾地地买东买西、二表叔迅速拉来一车老南瓜应急、三表叔立马到各家各户借来板凳桌椅。
几位表叔忙得有条不紊，几位表叔娘和众乡邻也井然有序地操持着买煤借灶等等事宜，准备中午和晚上的伙食。一切见机行事。有的自带家什、有的甚至拿来自己做的“老咸菜”权作应急之用。其中的琐碎繁杂，三言两语岂能道得尽？
在大家的帮助下，弟弟于次日凌晨草草下葬。没办法，这大过年的。谁家都要走亲访友，只能迅速的让他入土为安。
凌晨三点左右大家用罢早餐，各自散去。
这时辛苦到大半夜的小平大叔，来到我跟前诚恳地把分得的“抬二儿”费(200元）硬塞到我的手上，说是沾亲带故的亲戚、邻居，遇到这种事帮点忙，应该的应该的；刘功成二叔也是不由分说地把他的那份辛苦费掏了出来，根本不容我推辞。
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我回过头来，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感人至深的画面。但见夜幕下寒风如刀片一般冷飕飕地刮脸，大表叔娘和胡光碧二妈正弯着腰专注而麻利地清洗着、收拾着厨用器具。水蒸气沾上了她们斑白的发丝、寒夜的灯光照着她俩那饱经风霜的脸庞。
多好的亲戚、邻居啊！
是啊！这大过年的，弟弟走得这么匆忙、这么突然。关键时刻，若非这些亲友、这些邻居鼎力相助，我又如何是好呢！对于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我来说，单是借板凳还桌椅，也够我大费周章的，何况其他种种事务?
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丝不谐之音。
当天下午，就在大家各自忙碌的时候。一个穿着红色大衣的中年女子，看年龄和弟弟相仿，三步并两步从街对面冲了过来。只见她高高地昂着头、双手叉着腰、张嘴高声嚷道：你们这里哪个是主事儿的？！我把丑话说到前头哈，出殡之前若不挂点红在门框上，就休想从我的门前过！
这个女人我不认得。小平大叔连忙迎上去应道，放心放心。安排了的、已经安排了的。旁人也附和说，这种事儿大家都懂，啷个会不作安排嘛？
红衣女子口中的挂红，我在前两天刚回老家时就见过，现在还系在我家的房门上。当时我还问过弟弟，这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说，但凡镇上哪家有个白事，如果要从那里经过就要给沿街的门面挂红，用以辟邪。没料到才过几天，自己家就用上了。
对于这件事，我一直难以释怀。这不，今天（腊月二十八）我在弟弟的坟前又和他聊起了这事儿。我说老弟呀，你看看你、你在老家是怎么为人的？听说还是你的老同学呢，你怎么得罪她了？真是应该好好反思一下啊。
料理完弟弟的后事，妻儿先回了重庆。
我独自留在老家，收拾他留下的东西。没吃完的安利保健品、维生素啥的，不管过期没有，全扔了。
他生平最推崇养生大师林海峰，在这方面颇舍得投入。他常说，总有一天他会好起来的。将来他会学以致用，给乡亲们治病的。我只好鼓励他说，那你就先把自己调理好，用事实来证明自己吧。
接着在橱柜里头，发现他的旧钱包和身份证。钱包里皱巴巴塞着百十来块钱，身份证照片还是二十多岁的样子，虽然清瘦、却是英气逼人。
实事求是地说，弟弟确实是个聪明人。
患病初期，他曾在重庆石坪桥开过一家“荣华”皮具厂。后来厂子垮了，他也跟着垮了。但当年与他一起合作的合伙人以及后来沿着他这条路子走下去的亲友，反倒都挣到了钱。
堂屋正中，摆着一张前两年才买的四四方方的大木桌。桌上放着些东西——有的是政府发下来的慰问品，有的是左邻右舍悄悄搁在那儿的一些蔬菜、水果。这些年，也多亏了村里一任接一任的干部，他们也算尽心尽力了。东西放在桌上，弟弟不用弯腰，自己伸手就能够着。
厨房里还留着他用过的锅碗瓢盆，有一大盘白如凝脂的猪油，是春节前陈克容嬢嬢帮他买来，他自己亲手熬炼的。如今还剩下一大盘，静静摆在那儿。
弟弟回家养病之初，全赖体弱多病的老母亲照料。因为他行动不便，吃喝拉撒需要人看顾。后来母亲因病到重庆住院，一住便是两月有余。我只得托人情请了隔壁一位邻居帮忙照应，一日三餐也都从街上的小饭馆叫来。
日子一长，弟弟心里感到不安。他觉得这样花费太大，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便暗下决心，要锻炼自己，争取逐渐康复。他说，要减少我的负担，力求做到基本生活能够自理。对此，我自然举双手双脚赞成。
再后来，母亲搬到了重庆。因为那时，她自己已然是个需要人照看的人了。
想着想着，我突然又泪流满面。
他离去的那一幕又出现在我的眼前。
他就这么走了？想想这些年，他生病前尽给我闯祸添乱；病了以后，更成了我心里一块放不下的石头。现在他走了，我们都解脱了。可这心里……反而更空了。
我甚至想到，他会不会没有死去？会不会半夜里忽然又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冰冷的棺材里，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也许他想拿手机求救，可手机，却在我手里……
就这样胡思乱想着，我熬过了两年思念之苦。
今天我又跑到父亲坟前，哭着喊着：爸爸啊，您又爱又恨的幺儿走了！走了两年了！我跟您求过多少次？求您保佑他、保佑他……您怎么一句都没听进去呢？
之后我又站在弟弟的坟前，跟他说：你知道吗？臭小子！昨晚我又梦到了你。梦到你和我谈天说地，和我一起东奔西跑做生意……
是夜，我心绪难平，遂填词一首。云：
鹧鸪天·亡弟两周年祭
两载阴阳俱渺茫，新春又至倍凄凉。
音容犹在空遗恨，笑语难闻痛断肠。
风瑟瑟，泪行行。当时一别最仓皇。
来生若许重相聚，要伴愚兄走四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