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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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伊始，我一边在医院从事临床检验工作，一边阅读文学作品，闲暇也开始练习文学创作，因此与当地的文学爱好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时光飞逝了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如果有人问我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的成就，我可以毫不犹豫的回答，我这几十年创作的所谓文学作品，不过二三十篇，都登不上大雅之堂，但是文学却让我收获了我的人生中最诚挚最持久最感人的友情，让我在参与各种文友聚会和尽享那种在其他场合并不多见的纯粹炽热的友情时，对我一直以来始终没有放弃文学爱好的这种坚持，常常产生一种庆幸和满足。
如果从头算起，因为爱好文学，我与其结交为良师益友的真不算少，而最先因爱好文学而发展成挚友的要数我的高中同学方成。
我和方成先是一起读高中，毕业当年我们都通过高考在外地上学，毕业后又分配在同一个县城工作，后来还在一个单位共事了三年，现在我们居住在同一个小区同一个单元的楼上楼下，生活中的大小事情或者工作上的重大抉择，我们都坦诚相见，相互提醒，既一起分享快乐，又一起分担烦恼，真正算得上此生的挚友。我们的同学情分之所以如此牢靠，起源也与文学相关。读高中时我们都喜欢文学，交往甚密。在外地上学的那几年，我们学的专业都不是中文，但是都期待将来在文学方面有所成就。我们常常在信件中交流文学创作的计划，交流读书的心得体会，指出对方的不足。最让我感动的是方成竟然用省吃俭用节约出来的零花钱，在他读书的西安市给我买了一套上下册精装版《茅盾文艺评论集》，邮寄到我读书的定西，让我学习。那时候我们都非常崇拜茅盾先生，对其作品非常喜欢，但是那个年代我们每学期的零花钱总共超不过五十元，而那套精装版《茅盾文学作品选集》的单价是四元八角钱，还要支付邮寄费，基本上就把他半个月的零花钱都用上了。仅此一点，足以说明了我们对文学的挚爱，也充分反映了我们的同学情深。参加工作后，方成创作的散文在省级报刊频频发表，起点高，势头也好，后来因为在乡镇和县直部门担任领导，事务繁杂，就没有把心思和精力放在文学创作上，淡出了文学圈。而我们的友情并没有因此变淡，三十多年前他送给我的那套精装版《茅盾文艺评论集》，至今仍然摆在我书柜的醒目位置，我们的兄弟情谊，随着岁月的流逝，更加如同一杯香茗弥漫在我们之间，芳香四散。
继方成之后，因爱好文学而结识，又在三十多年以来一直保持纯粹友情的就非我们六大文学青年莫属了。
六大文学青年，其实是当年当地文学圈朋友们对包括我在内的六个因爱好文学而发展成挚友的老朋友的昵称，按年龄排序，我算老大，胡卫东排行老二，刘治学排行老三，段雪峰排行老四，彭仁荣排行老五，代仲青排行老六。
我和胡卫东也是高中同学。胡卫东在读高中时就爱好文学，高中毕业后我去定西上卫校，胡卫东去新疆当兵。虽远隔千里，我们却经常通信，联系紧密，也欣喜地得知胡卫东的散文已在军队报刊上发表。转眼我毕业分配到医院工作，胡卫东复员后考成乡镇干部，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记得在一个盛夏的下午，胡卫东带着他的三个朋友到我家里见面，这三个人后来都成为我的挚友，他们就是刘治学、段雪峰和彭仁荣。那一年是1990年，当时刘治学、段雪峰和彭仁荣都是师范毕业后在胡卫东的老家中学里任教的青年教师，三个人此时正在地区教育学院脱产学习。在我家里，我与他们三个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边喝着小酒，边交流着对文学的认识，谈笑甚欢。酒喝到正酣处，在胡卫东的提议下，我们又爬上城西的高庙山公园，在野草疯长的山坡上，背对县城，拍下了我和胡卫东的三个朋友相识后的第一张照片，合影过后我们一起下山，他们三人一起乘车去地区教育学院进修，我和胡卫东又坐在岷江之畔学唱了一首当时流行的“风雨兼程”。
通过胡卫东的介绍和这次面谈，我得知刘治学、段雪峰和彭仁荣，既是胡卫东的乡亲，又是初中时期的校友，他们都喜欢文学，那时他们一边教学，一边进修，一边还创办了一本刊名为《良河水》的文学杂志，刘治学是主编，胡卫东、段雪峰和彭任荣是副主编，在当地的文学青年中很有影响。不久我写了一篇题为《理想》的短篇小说，在《良河水》上刊发，这应该算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随之，我们六个文学青年的友情也与日俱增。
再后来，刘治学、段雪峰和彭仁荣都完成了在教育学院的进修任务，拿到大专毕业证的他们，因为在文学方面的特长和影响，都被县上从学校调了出来，段雪峰和彭仁荣在县政府办担任秘书，刘治学在文化局负责办公室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和展示他们的才华。与此同时，他们连续编发了多期《良河水》杂志，并且将胡卫东的战友代仲青聘请为编委，将我聘请为特邀编辑，也逐期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热风》、《相别时没有微笑》和《疑难杂症》，再后来刘治学就以县文化局名义创办了《春原》文学杂志，我和胡卫东、段雪峰、彭仁荣、代仲青都被吸收成编委，期间胡卫东的短篇小说《偷袭》和《守望明天的女人》在《飞天》发表，段雪峰的短篇小说《黑眼睛》和彭仁荣的短篇小说《一条小黄狗》在《陇南》文学杂志发表，刘治学的散文《鲜花常开》也在《陇南》文学杂志发表，我发表在《良河水》和《春原》上的小说，也被时任《陇南》文学杂志副主编的张董家先生选中，全部在《陇南》文学杂志上发表，我们六个文学青年也从此结拜为弟兄。
时光如飞，一晃岁月就滑过去了三十多年，我们六个文学青年，转眼都成了退休干部，虽然在文学创作方面没有取得耀眼的成就，但是我们仍然挚爱着文学，仍然不忘初心，在退休之后，继续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在文学领域各自努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六个人，在三十多年的岁月风雨中，不离不弃，相互帮助，相互支持，有苦一块吃，有酒一起醉，有茶一起品，有风雨一起承受，有阳光一起分享，我们的友情，如同我们对文学的那份挚爱，已经深深根植于我们的内心深处。
为了纪念和珍藏我们的友情，在胡卫东的提议下，前年夏天，在我们相识三十年后，在当年拍照的高庙山公园，我们六个文学青年又合影留念。去年夏天，我们仍然在原地拍照留念。今年的夏季即将到来，我们合影的时候又快到了!
因为爱好文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还有幸结识了著名作家张董家先生。张先生是我名符其实的良师益友，张先生对我的关心和支持，在他去世十多年后的今天，每每忆起，仍然让我感动不已。
起初知道张先生，是因为读了他发表在《飞天》杂志的获奖小说《红森林》，那时我崇敬张先生，张先生并不知道我。后来他偶然从刘治学主编的《良河水》杂志上，看到了我的小说《理想》，不但在他主编的《陇南》文学杂志上发表了我的《理想》，还亲笔给我写信，鼓励我好好创作，我也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给张先生回信致谢，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心灵交流。再后来，他帮我修改作品，在《陇南》文学杂志上陆续发表了我的小说作品《热风》、《熊掌》、《往事如烟》、《梦的流醒的堤》，并且还将我的短篇小说《疑难杂症》推荐给《飞天》杂志。要知道，当时我只是一名年轻而普通的医务人员，仅仅在市县级报刊发表过为数不多而且毫无影响力的散文和小说习作，而张先生当时已经是文化处的副处长和著名作家，但是由于共同爱好文学，张先生给予我这个连面都没有见过的年轻人许多的无私帮助，让我真正地倍受感动。
我与张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我们书信往来了两年之后，张先先和著名作家龙青山先生到我们这里采访林业工作，我们才有机会见了面。
那天晚上，外面下着小雪。在我的那间狭窄的居室里，火炉燃得正旺，还是我们六个文学青年，陪着张先生和龙先生喝酒。张先生喝酒很谨慎，只轻抿了一小杯，就不再饮酒。龙先生体格高大威猛，为人坦诚豪放，拳高量大酒性好，是真正的酒家。我们六个文学青年，就把敬酒重心转移到龙先生身上。我们轮流给龙先生敬拳，张先先在一旁静静地抽烟，脸上带着微笑，我们也充分享受着与两位著名作家同处一室坦诚相见的喜悦。那种真诚，那种随意，那种清纯，那种推心置腑，那种热烈豪爽，在张先先永远离开我们十年后的今天，仍然觉得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此时此刻，我真的很怀念那位在青年时代就创作出获奖小说《红森林》的张先生。
我与陇南老作家娄炳成先生的友情也源于文学。上世纪九十年代，娄炳成先生担任陇南地区文联专职副主席兼秘书长，在陇南行署文化处举办的康县文学笔会上，我有幸结识了娄炳成先生，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加入了陇南地区文联作家协会，对我后来坚持文学创作帮助很大。娄炳成先生创作激情很高，灵感勃发，著作颇丰，为人坦诚，至今我们经常在微信上交流文学创作，他的新作品我也非常喜欢。我记忆中有几次畅饮都与他在场有关，期待在某一时刻再与他畅饮一番。
最让我为之动容和惭愧的是我非常敬重的今年已经82岁的王建庭先生。因为文学，我与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忘年交。
王建庭先生生于1944年，1965年参加工作，1966年入党，2004年退休，退休前任宕昌县人民政府副县级督学，2010年担任宕昌县老年大学党支部书记兼办公室主任，2011年担任宕昌县老年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小组副组长，2012年担任宕昌县老年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至今。
王建庭先生经常说，人要活得有意义，有价值，不能光为个人享受。从2004年退休以来，他在搞好老年大学和关工委的相关工作之外，利用业余时间笔耕不辍，先后编著出版了《哈达铺包产到户追溯》、《哈达铺包产到户追溯续集》、《我与教育二十年》、《韩院往事》、《哈达铺的四十年》等近200多万字的著作，体现了一名共产党人的责任与担当以及一名退休领导干部老有所为的治学态度和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前几天，我又收到他发给我的微信，他的第六本著作《我的人生之路》已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最近正筹备首发式，届时特邀我作为嘉宾出席会议。
写到这里，我猛然想起了王蒙说过的一段话：因为有文学，记忆不会衰老，生活不会淡漠，感情不会遗忘，话语仍然鲜活，思维仍然噌噌噌，童心仍然欢蹦乱跳，诗意仍然在意在胸，日子仍然晶晶亮。文学界称王蒙为青春不老，我也情不自禁的感觉到，王建庭先生同样也是我们身边记忆超人、身体健壮、热情豪放、文笔流畅、热爱生活的青春不老的最可敬可爱的人。
感谢遇见。
感谢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