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09年寒冬,家里旧屋翻修,我们举家搬进了奶奶的四合院。
院子很有些年头了。太爷爷、爷爷、父亲都曾在此生活。青瓦白墙,苔痕斑驳,高高的屋檐围拢出一方四角的天空。北屋最高,是奶奶的“堂屋”;我们住的东屋,原属一位故去的爷爷,久无人居,已显破败。父母费了好大功夫清扫、糊窗,才勉强像个样子。南屋早已坍塌,成了危房;西屋则坚固如初,甚至还有阁楼。这院子遵循着古意:东西对称,北高南低,自有一股端凝的生命力。老人们常说,人走了,房子也会失了魂,很快颓败。这仿佛是一种宿命的印证。
搬进时正值腊月,年关将近。不知怎的,村里忽然时兴寒冬腊月做豆腐。这活儿费力不讨好,工序繁琐,产出却少,往往几家合伙才做几筐。
先得挑上好的黄豆——自家种的有,只需剔去坏豆瘪豆,淘洗干净,冷水浸泡整夜。次日天不亮就得去抢石磨。去晚了,磨盘被占,就得耽搁。磨豆是重活:两人合力推转石磨,一人不断往磨眼里添泡发的豆子,另一人守着,让乳白的浆液流入桶中。新鲜劲儿一过,胳膊便酸得抬不起来。这得耗去大半天。
磨好的浆挑回家,需用细纱布过滤。大锅上绷紧纱布,两人各执一端,第三人将豆浆缓缓倾倒在布上。浆水滤入锅中,豆渣留在布上。待水流渐歇,再将豆渣包裹起来,像拧湿衣般两头用力绞紧,榨出最后一滴精华——那团豆渣,通常弃之不用。锅中剩下的,便是纯白的豆浆了。
院子里生起大火炉,砖头垒灶,架上大铁锅,烧着噼啪作响的柴火。豆浆需猛火煮沸,火舌舔着锅底,乳白的浆液激烈翻滚,泡沫汹涌,几欲溢出锅沿。暮色四合,锅里的豆浆愈熬愈浓,香气也越发醇厚。没有锅盖,蒸腾的水汽裹挟着豆香弥漫了整个小院,如坠云雾。我初时不知这便是日常所饮的豆浆,待尝了一口才恍然。腊月寒风刺骨,手脚冻得冰凉,捧起一碗滚烫的豆浆,碗沿与唇齿间都氤氲着热气。那滋味,极香,极醇,丝滑地熨帖着肠胃——此后再未喝过那般滋味的豆浆。
待豆浆熬得浓白似乳,便是点卤的关键时刻。一手快速搅拌,一手将卤水徐徐注入。锅中霎时起了变化,豆浆凝结,渐次稠厚,化作嫩滑的豆腐脑。此时拿出方形筐具,铺好干净纱布,将豆腐脑尽数倒入,再覆上纱布包严实。压上菜板,最后压一块沉甸甸的青石。多余的浆水被挤压流出,筐中凝固的,便是豆腐了。石头越重,豆腐压得越紧实。一夜之后,便能得到一筐地道的老豆腐。
豆腐做成,年关也近了。那时的年,是实实在在“备”出来的:提前半月便开始忙碌——炸肉丸、蒸馒头、煮各色小食、做皮冻、熬过油肉……大半个腊月都在烟火气里打转,对春节的期盼便在这忙碌中一天天滋长。如今生活便捷,年货唾手可得,年节的丰盛似乎更胜往昔。然而,那亲手操持、浸透着汗水与期盼的“年味”,那生活的深度,却仿佛也一同流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