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霜降响春雷

“寒露霜降，胡豆麦子坡上”，这是我当知青时学到的农时节气谚语，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记忆中，每年的这个节气，都是秋雨绵绵，难得晴日。队长说：烂了白露，100天雨不住。所以，只要雨下得不大，他都要敲响那节挂在高坡树上的铁轨，叫大家出工了。

一听见“钟”声，我和社员们就戴着斗笠，打着光脚（有雨靴的极少），扛着锄头从各自家中鱼贯而出，集结到队长指定的地里去秋种。“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还真是这样，一般都是一个男性主要劳动力用锄头打窝，地很湿，锄头会因为粘上稀泥土变得越来越重，挖起来很费劲。女的跟在男的身后，穿条围腰，兜着种子，左手提着满满一箢篼生产队自制的灰肥，男的打好一个窝，女的就得迅速完成两个动作: 点种子、盖灰肥。

越是临近霜降，越是进入深秋，没种完的胡豆麦子越是要抓紧种下地。我没有雨靴，田坎路很溜，种粮食的地很湿，赤脚在稀泥巴里劳作半个多月，早已长满“肥水疙瘩”，奇痒难耐。所以，我很不喜欢那个冷嗖嗖、湿漉漉的霜降季节。

可是，1977年的那个霜降，却犹如春雷一声炸响，不但改变了我对霜降的印象，而且改变了我和很多知青战友一生的命运。

那一天，我照样一大早就打着赤脚和大伙儿一起出工了，天上飘着毛毛细雨，队长战前动员：今日霜降，大家打紧点把这个节气的粮食点下去，明年才有好收成。

时不待人，为了明年春荒不再饿肚子，大家都不敢怠慢，因为雨住了，队长叫大家不要“烧烟”（休息），接着干，直到公社的广播响了，才叫收工。

突然，广播里的声音把我吸引住了：“国务院决定恢复高考制度，凡是符合条件的工人、农民、解放军都可以报名参加大学、中专的考试”。我的双脚就像被地里的稀泥巴牢牢地粘住了，一动不动地竖起耳朵还想仔细的再听一遍，可是，广播已经开始播报下一条新闻了。

好不容易熬到收工了，我来不及洗脚，更顾不上饥肠辘辘，一口气跑到公社办公室去要报纸看。可是，看门的大爷告诉我：这阵子天天下雨，邮差好几天都没来了，明天星期一你再来看看吧。

我失望地回到知青屋，已经有好几个邻队知青战友来到我家门口等我了，我连忙打开我那个用一年的工分钱买来的比砖头还小的半导体收音机，调着台反复、认真地收听这一特大喜讯，还拿出本子做了笔记。

恢复高考制度的喜讯，就在哪个霜降日激活了每一个知青的藏在心底多年的求学愿望，振奋着每一个有志青年。要知道，我们家那时候已经有四个知青了，我和妹妹还好，算小知青，下乡才两三年。可我的两个姑姑，都是下乡已过10年了的老三届了。就因为妈妈被打成了右派，我们家成了黑五类，要指望被推荐出去上学，那可真是比上蜀道还难啊。如果真的可以平等地去参加考试，公平地按成绩被择优录取，我定会不负韶华。

第二天（10月24日）上午，公社紧急召开三干会（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具体安排布置考试事宜，队长回来传达：“凡是想考大学、考中专的，27日自己带五角钱到公社去报名”。最重要的是队长带回来了这几天的《四川日报》，我认真看了所有关于恢复高考的信息，仔细了解了报名条件，非常遗憾，我没有高中毕业证，只能遗憾地报了中专,但在志愿栏里毫不犹豫地全都填上了师范学校。

从报名到考试，也就短短两周时间，为了在参加考试之前给贫下中农留下一个好印象，我不敢请假复习，就巴望着下大雨“扎雨班（不出工）”。可天公偏不作美，自打我们报名以后，居然放晴了，我们每天早晨、上午、下午都出工，只有晚上才有点儿时间在煤油灯下看一下非常有限的复习资料，直到11月13日收早工后，才和几个赶考的知青战友一起，步行30多里路，到县城中心街小学试坐。14日正式参加全国停止了10年的中专考试，上午语文政治，下午数学，我考得很轻松，甚至感觉有点儿游刃有余。

不久，我和幺姑得到了体检通知，最后，就我一个人以非常优秀的成绩被宜宾卫校录取。从此穿上了那件当时我并不喜欢的白大褂。既然不能爱一行干一行，那就干一行爱一行吧。

于是，我就与这件白大褂相辅相存，共同书写那年霜降带给我的别样的无悔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