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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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记性好，是所有的存在都不会消失——好比一粒土坷垃，你把它踩碎了，风一吹，它还在空气里飘着，迟早要落回地上。
我记得很小时候的事，包括还是婴儿的时候，包在襁褓里，捂得燥热，面脸通红，像一块发过头了的面团，也没人掀开一角让我凉快凉快。尤其让我痛苦的事，困得眼皮子跟粘了浆糊似的，都睡着了，还让我吃奶。我正梦着在天上飞呢，一个奶头就塞进来，把我从云头上拽下来，晃晃悠悠地摇醒了，吃一口，又睡着了，再摇醒，再吃一口。大人不知道，睡觉对婴儿来说比啥都重要，他们总以为吃奶顶要紧，好像少吃一口就亏了二两肉，明儿就长不大了似的。可我不怨他们，那时候地里的粮食金贵，人奶也金贵，他们是怕亏了我。
很小我就学会了在地上用柴火棍划字，划一横是一，划两横是二，划到三的时候就觉得手酸了。算数呢，十以内的数我掰着手指头能算清，十个以外的就靠脚趾头凑，反正夏天光着脚，够用。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农村没有幼儿园，姐姐哥哥们都上学去了，大一点的孩子们也上学去了，一个小孩在家很不好玩，四堵墙闷得慌。我跟爹娘说我要上学。我爹说，你还小呢。我说，我不小，我都能数到一百了，就是数到一百之后有点乱。我爹瞅了我一眼，笑了一声，说，那去吧。五岁那年，我就背着书包上学去了。书包是娘用旧布缝的，比我的脑袋还大，背起来拖到屁股蛋子底下，一走一颠，像背了半袋子粮食。
到了学校，被安排进一间课堂。最初我在最后一排，之所以在最后一排，是因为我没有凳子，只能站着。站在前面，怕挡了别的同学看黑板。站在最后一排呢，也有难处——靠教室后墙堆着一捆干艾草，是夏天熏蚊子剩下的。艾草那股子苦涩的气味，说不上来，像把整个药铺子都熬了，呛得我昏昏沉沉。老师讲什么，我就听什么，其实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只觉得他的声音从艾草味里穿过来，七拐八拐的，到我耳朵里就散架子了。何况老师又没讲故事，上的课近乎无聊。我站着站着就犯困，靠着墙，艾草扎着后背，扎着扎着也就习惯了。
上学没凳子，总站着，终究不是回事。其实其他同学的凳子，也是从自己家搬来的，放学再搬回去，跟带一个伙计似的。于是家里就找人给我做凳子。
来的人是悟得。悟得最初叫务得，从辈分上论是我的侄子，已经是成年人了，人很老实，老实得跟地里的土坷垃一样，你踢他一脚，他也不恼，只是笑笑地往旁边滚一滚。爷爷说，务得这名字不好，光知道务，不知道悟，只有悟得才能真正得到。于是把“务”改成了“悟”。可悟得并没有因为改名字就聪明多少，好比一块地，你换了块牌子，地里长的还是原来的庄稼。
给我做凳子，费了一天时间也没做好。第二天做好了，凳子太高，我爬不上去。悟得挠挠头，说，没事，锯锯腿。于是开始锯凳子腿。锯凳子腿，似乎比做凳子还麻烦。锯完往地上一放，四条腿总放不平，这两条高了，那两条矮了，再锯，这两条矮了，那两条高了。不行再锯，这回好多了，三条腿找平了，一条腿低了，继续锯，这三条腿低了，那条原来低的腿又高了。凳子在地上晃悠，像喝醉了酒。悟得累得满头大汗，那汗珠子从额头上滚下来，砸在刨花上，洇出一个个圆印子。他只是不好意思地笑，一笑，牙花子露出来，白生生的，跟他那双黑乎乎的手配在一起，怪有意思的。
我爹在旁边看着，急得直搓手，嘴上却说：“不着急，喝碗水，歇歇，定定神，量一量再锯。”我娘端了碗凉白开过来，悟得接过碗，咕咚咕咚喝了，拿袖子一抹嘴，定了定神，然后拿尺子反复量，做了好几处标记，拿铅笔划了道道，这回锯下去，四条腿稳稳当当落在地上，凳子终于不晃了。我坐上去，平整稳当，脚刚好沾着地，但是还有点高，像是坐了一把太师椅。悟得说：“不行再锯。”我爹摆摆手说：“就这样吧，要不你叔叔明天上学，还得站着。”悟得憨憨地一笑，把刨花扫了扫，收拾家伙回去了。
爷爷站在堂屋门口，晃了晃手里的线装书，看着悟得的背影说：“悟得，人很老实，但悟得太慢。”
就这样我有了凳子。每天上学挎上书包，扛上凳子去学校，放学再扛回来。凳子比书包沉，四条腿支棱着，不好扛，像扛了一只不听话的羊。走在土路上，凳子把肩上硌得生疼。可我扛得住。既然自己要上学，就扛吧，路是自己选的，凳子也是自己盼来的。
学上了没几天，就算数考试。教算数的是我的一个叔叔，叫学玉，对我很亲切。上课时他叫我回答算数，我总能答对，他点点头，我就觉得算数这玩意儿也不难。这天他忽然不讲课了，在黑板上写了几行几加几、几减几，说：“大家写出来。”我以为“写出来”就是把黑板上的东西抄一遍，于是工工整整地抄完了，一个符号都不不多不少，交了上去。学玉叔接过来看了一眼，放在讲桌上。过了一会儿，同桌也交上去了，写得歪歪扭扭，像蚯蚓爬的。学玉叔接过来看了看，嗤啦一声把纸撕了。我心里一紧，幸亏我写得整齐。
下课卷子就发下来了，每人一张，其实那卷子就是从自己算数本上撕下来的一页纸。我装进书包，放学高高兴兴回了家。进家就报喜：“我考好了！”我爹娘正在院子里晒粮食，听了这话都停下手，说：“这么高兴，考了多少分？”我递过卷子。我爹接过来一看，笑了。我娘凑过去一看，也笑了。我爹把卷子翻过来掉过去看了两遍，说：“是0分！是0分怎么还这么高兴？”我说：“我写得好看，叔叔才给了0分。同桌的同学，交上去就被撕了，连0分都没得上。”我爹愣了一愣，然后哈哈大笑，笑得把簸箕里的粮食都晃出来几粒。我娘也笑，笑着笑着眼圈就红了，拿袖子擦了擦眼角。
后来换了一个算数老师，这人眼睛极大，鼓着，跟《水浒传》里李逵的眼睛似的，可又没李逵那份威武，只是干瞪着眼，看什么都像看不惯，于是大家都叫他二瞪眼。按辈分论，他应该叫我叔叔。他讲课声音不好听，呜哩呜噜的，像含着一口热豆腐，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不好听，我就不爱听，一听就走神，走神就走到了艾草堆旁边去了，好像又闻到了那股苦涩的味儿。有时他叫起我来回答问题，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站起来愣着，二瞪眼就瞪着他那双大眼，说：“鸭子听打雷，糊里糊涂。”同学们哄堂大笑，我脸一红，坐下来，心想，鸭子听打雷，那也是听见了，就是没听懂罢了。
从那以后，算数就越来越不好。家里人发现了问题。有一次我爹在路上碰见二瞪眼，就问他：“你叔叔最近算数课上得怎么样？”二瞪眼很不高兴，拿那双大眼瞪着我爹说：“鸭子听打雷，糊里糊涂。”我爹听了这话，脸上挂不住。我爹当过中心校的校长，管过远近好几个学校，后来被打成了右派，重新回来务农罢了。他懂教学是怎么回事。回来的路上，他背着手走了一路，进了院子才说：“二瞪眼这样教学，很成问题。”可他也没太在意。但从那以后，我的数学很长时间不太好，成了各科中的短板，以致到了四五年级，不得不放学后找家北的一个哥哥重新给我讲一遍。他讲得慢，一句一句掰开了揉碎了，我才慢慢听明白了。那时候我明白了，听雷的鸭子，不是鸭子笨，是那雷打得太响太急。
印象中二瞪眼后来不教书了，回村下地干活去了。他扛着锄头走在田埂上，那双大眼还是瞪着，瞪着一片一片的庄稼，好像跟庄稼也有仇似的。
二十多年后，我大学毕业开始工作，从教育局调动到报社。有一次回老家，在路上碰见了二瞪眼。他老了不少，眼睛似乎也没从前大么大了。他认出了我，笑着说：“叔，您回来了。”我也客气应答，叫了一声“二瞪眼”。他愣了一下，然后咧嘴笑了，说：“你还记得这名儿呢。”
路上有打招呼的人，见了这场面，开玩笑地说：“二瞪眼当年说鸭子听打雷的学生，竟然考上大学，到管老师的教育局工作了。”二瞪眼听了这话，也不恼，只是嘿嘿一笑，说：“那鸭子后来飞得高呢。”说完扛着锄头走了，背影一摇一晃的，跟当年扛着锄头下地时一个样。
老家人说这些话，都不足为怪。他们见惯了起起落落，也见惯了远走高飞又叶落归根的人。人无论是做什么，无论有多大能耐，有多大成就，到了最后，都会回到这片土地上来。像悟得锯凳子腿，锯了又锯，高了又矮，矮了又高，最终总有一个平整的时候。像二瞪眼说的那句鸭子听打雷，糊里糊涂，可那鸭子到底听见了雷声，好在鸭子不怕雷声，也不怕下雨。
所有的存在都不会消失，它们只是换了个样子，往复于天地之间。就像那捆艾草，闻着苦涩，可它熏过夏天的蚊子，也熏过一个五岁孩子的梦。后来艾草烧成了灰，撒在地里，来年春天，地头上又长出了新的艾草，绿油油的，风一吹，还是那股子苦涩的香气。
2026年7月12日 刘朝侠于止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