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描写父亲的文章,比如迟子建的《父亲的黑鱼》、梁晓声的《父亲》、泰戈尔的《我的父亲》、卡夫卡的《父亲》。而我只能用爸爸这个称呼,我爸爸去世那年刚刚四十岁,英年早逝,我感觉没有叫几年爸爸,就没有爸爸叫了;还没有感受到如山的父爱,爸爸便远离我们而去;我甚至没有来得及记住爸爸的形象,他便成了我记忆中的爸爸,只能看着爸爸留下的照片潸然泪下。对于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来说,爸爸的人生,爸爸的事业仅仅处在起步阶段,便怀着许多许多的不舍和遗憾被病魔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那年我十八岁,爸爸对我而言,只是印象中的形象。
我对爸爸年轻时候的事知之甚少,大都是听妈妈一点一点讲给我听的。爸爸出生在武昌县豹澥花园村,从小家里穷,读了一年半书便回家放牛,十几岁下田干活,个子不高,农活不输成年人。虽然面朝黄土背朝天,但爸爸心中有更大的世界,租的几亩地岂能锁住他奔向远方的决心和勇气。十六岁多,爸爸只身到武汉,开启他人生的另一段历程。
爸爸的叔叔住在武昌粮道街,爸爸是投奔他而来的。爸爸从来没有到过武昌,又怎知粮道街在何方。他随人流从豹澥走到武昌,又从武昌走到汉口,在六渡桥铜人像落脚。六渡桥是武汉的中心,铜人像是六渡桥的地标,这里聚集了很多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和像爸爸这样来武汉找工作一时没有找着工作的农民。爸爸身无分文且身处异乡,在武汉唯一的亲人是叔叔,可叔叔住哪里没有人告诉他,他只能寄希望叔叔得到他来武汉的消息,到铜人像来找他。盛夏的武汉,爸爸睡在铜人像旁边的石板地上,饿了捡拾人家丢弃的残羹剩饭,过了五六天,有天爸爸睡得迷迷糊糊听见有人叫他的小名“怀货,怀货!”是他叔叔的声音。
爸爸的叔叔给他找了一份工作—大冶铁矿保全工,从事矿山大型设备维护、保养和故障抢修工作。爸爸十分热爱这份工作,他实现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身份转换。保全工本来就是份既苦又累且脏的工作,加之大冶铁矿地处大山深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工作环境十分恶劣,交通不便利,出来了难以进去,进去了难以出来。矿区人员流动较大,的确如此,矿上的工作强度,设备维修中机油搞得工作服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常人难以忍受,许多人要不想法转行,要不找关系调走,爸爸则心无旁骛一门心思跟师傅学手艺,练技术,他只有一个念头,不管多远的路都得从脚下出发。有一次,爸爸从一米多高的设备跳下去,踩在了有钉子的木板上,钉子几乎戳穿了他的脚背,顿时鲜血直流,疼痛难忍,他自己拔掉钉子,到卫生室做了包扎,又投入到工作中。师傅们都劝爸爸休息几天再工作,可设备维修不能耽误,他带伤坚持维修设备,一刻也没有影响矿里的工作。
二年以后,爸爸成了矿区有名的“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的小刘师傅,多次被评为矿区“先进工作者”。又过二年,爸爸光荣入党,成为车间主任。也是在这年春节,爸爸离家四年第一次回家,认识了十六岁的林家湾的林姑娘,结为夫妻,带到了大冶铁矿,二年以后成为了我的妈妈。
1963年的春天,街道和居委会多次到我家里询问调查爸爸的情况,包括个人表现,家庭出生,家庭背景,有无海外关系等。妈妈不知道爸爸在单位犯了什么错误,调查到家里了,问爸爸,爸爸也是一头雾水,不知原委,直到几个月以后,才真相大白,要调爸爸去国防部新组建的研究所工作。二年多前我有了妹妹,我们一家三口和爸爸随迁到了武汉。
苏联撤走专家,带走图纸以后,国防建设百废待兴,从零开始。这一代国防建设者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到武汉组建研究所,一边摸索,一边学习,一边设计,从仿制到自行设计,从学习国外技术到完全自主研究,超越国外技术,这是几代国防人用了几十年时间得以实现。
爸爸参与了初期的国防建设,并在其中成长为他所在单位的副政委,从此走上了领导岗位。正当爸爸事业如日中天之际,疾病也悄悄缠身,确诊肝炎。在随后的数年里,一个魔圈与爸爸如影随形,爸爸不顾及身染肝炎,出差、熬夜、加班,肝炎病人是需要好好休息,可爸爸哪里休息得下来,不久刚刚痊愈的肝炎复发,住院治疗,如此反复几次,普普通通的肝炎演变成肝硬化,爸爸依然我行我素,不管不顾地投入工作。这个阶段是爸爸事业的上升期,他不能放弃任何进步的机会。
时间到了七十年代,我有十几岁了,可我很少与爸爸有交流,他出差、开会、上班,而我上学、放学、玩,不到吃饭时间不回家。记忆和爸爸仅有过一次交流,那是1975年我读高中了,学校有个农场,要求每个班轮流到农场锻炼10天。农场在南湖畔,有天傍晚一轮又大又红的月亮倒影在南湖里,根据这个灵感,我写了篇小说《南湖的月亮》,写我们在学校农场的生活,不知道多少字,抄誊了作文本整整一本。这天趁吃饭的机会,我拿出来给爸爸看,爸爸翻看了一遍,说:“你写小说?要有生活。”这是我记忆中和爸爸唯一的一次交流,而且只有一句话,但我终身难忘。
爸爸从一个懵懵懂懂只读过一年多书的放牛娃,从小怀揣远大理想,独自探索发展前途,脚踏实地,自学成才,成长为国防建设领域的领导干部。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十分精彩。爸爸的一生正是他们那个年代励志的典范。
